“大篷车”千里返乡路

　　返乡一直是宗教与神话的重要母题。四川平昌县的六十多个民工在2008年末的寒冬，像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一样，在自己的梦想终止后(经济萧条而失业，无法再靠打工致富)，他们骑由三轮摩托车改成的“大篷车”队，挈妇将雏，经广东、湖南、贵州、重庆……行程约六千余里，返回四川老家。

　　奥德修斯说，“当我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穿着别人的衣服，用着别人的名字。”而大篷车队回到故乡时，故乡人因为他们蓬头垢面，“也差点没认出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将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

　　失业

　　“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干嘛？”

　　决定回家，是在11月中旬。那天中午在三轮车码头上，秦江仁听老乡说，欠他工资的老板自杀了。晚上回家，秦江仁跟妻子商量，“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干嘛？”

　　秦江仁打工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被称作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在过去的近四年里，他和妻子李惠琼依赖分解、运输电子垃圾中的塑料赚了近3万块钱。

　　从9月20日开始，码头上就已经很少有生意。秦江仁是一名三轮车驾驶员。每天靠给各工厂拉塑料原料赚钱，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拉个五六车。而妻子李惠琼则每天用打火机点燃塑料闻气味，区分哪些塑料适合做凳子，哪些又适合做手机外壳或者瓶子、杯子。

　　10月初，码头上彻底没了生意，妻子也失业了。往日为了抢夺客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三轮车手，开始因为百无聊赖而变得和睦。

　　“看来没指望了。”收工的时候，秦江仁对同村的秦洪说。秦洪提议再等等看，“往年也有淡季旺季，也许最近碰上了淡季”。但是，“等等看”得花钱。全家三口一天吃饭至少得20块，连水都要花钱——早在十年前，贵屿就已经没有人敢喝地下水了，一桶100斤重的自来水要1.5元。

　　回到大约6平方米的出租房，秦江仁决定“裁员”，让儿子先回去，但遭到儿子毫不犹豫的拒绝。

　　儿子秦锡军初中辍学，是在贵屿成年的，土地以及故乡对于他没有任何吸引力，“我想在城里，我不会种地”。但最终没有熬过父亲。在多次讨要零花钱失败后，秦锡军改口讨了路费，带着女朋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河南女孩回四川平昌县元山镇八村了。

　　10月25日，平昌籍的二十多个三轮车手聚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很快形成了“回家”的一致意见，分歧在于来年还回不回贵屿。

　　如果年后不来了，意味着必须带走出租房里所有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煤气罐、锅碗瓢盆、被子、衣服、电视机、自行车，这些简单的家具总是有的。

　　“我开年不来了。”元山镇九村的浦清升说。他被老乡公认为“见多识广”，平昌籍的三轮车手和湖南或者贵州的发生纠纷，也都是他出面协调。他的判断以及决定，在老乡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能再找到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

　　一举三得的提议

　　“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所以故意压价。”

　　2005年2月，秦江仁初到贵屿时，做过一段时间的拆卸工，在一排人工做的烤炉上，将电器元件的电路板上的锡烤化，然后取下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三个月后，浦清升给他介绍了开三轮车的工作，到码头上拉货，要比干拆卸自由，赚得也多。

　　这辆后来驾驶六千里回家的三轮车，是秦江仁当年花了3000元在一家维修点买的组装货：挂着斑驳绿漆的车头，像砍下不久的树枝，没有时速表、油表，锈迹斑斑的三角架，锈迹斑斑的车厢，只有110马力的新发动机反射着诱人的银光。

　　平昌县的三轮车手们几乎都开着和秦江仁类似的组装车。没有牌照，但是便宜，正规厂家的三轮车得要1万多块。

　　10月25日的会议过后，女人们开始卖东西和买东西。卖的，是这几年在贵屿添置的家具；买的，则是返乡带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的衣物，男人们开始去排队购买车票，并联系下家，出售自己的三轮车。

　　浦清升和秦江仁找到了一个废品收购站。对方说，得按废铁的价格，一辆车就300块。

　　这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价格。三轮车久久找不到下家，而卖家具的女人们也迟迟下不了狠心。从9月份民工返乡潮开始，就有当地人开着汽车，到民工居住区收购各种家具。一辆自行车10块钱，电视机15块，煤气灶6块。女人们觉得太便宜了，“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所以故意压价”。

　　但返乡的大巴车票价在一路飙升，8月份的时候380元一张，后来卖到了400、450、500，并且很难买到。29日，最新的行情是涨到了520元。“干脆我们把三轮车骑回去。”12月14日，当记者问到这个提议最初是谁提出的时候，这些后来花了17天，骑了六千多里返乡的男人们，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

　　但这个提议在10月29日那天下午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至少看起来“一举三得”：家里最大的财产三轮车，可以骑回去；舍不得的家具、帮朋友带的东西可以拉上；车票也省下了。

　　当天下午，有19户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浦清升当返乡摩托车队的队长。

　　有人提议车队叫“回乡团”并且头车要挂一面旗帜，但大家觉得绝大部分是黑车，“太招摇会给车队惹来麻烦”，否决了这个提议。

　　一个都不能少

　　从一开始大家就说过不能把任何一辆车丢在路上。

　　在浦清升他们的计划中，11月10日，是出发的日子。男人们喝着啤酒，决定用剩下的10天为这一路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做准备。

　　“每辆车多准备了三个内胎，一套轴承。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在路上换的。”秦江仁说。最重要的环节，是给三轮车装上雨篷，因为女人小孩得一路坐在车里。

　　负责给18辆车安装雨篷的是维修点的一个学徒，平昌县灵山镇人，16岁，姓伍，所有人都叫他小弟。小弟的叔叔伍云国也失业了(他声称自己也是开三轮的，但后来的经历让所有人怀疑)，听说有一大群老乡要骑着三轮车回家，赶紧赶过来问，能不能带上他们。

　　“我侄子会修车。你们车队里缺一个修车的吧？”伍云国很会谈判。车队自此拥有了一个专业的技师。

　　女人们则开始打包、装车，尽可能把行李平摆整齐，以保证最上层铺上被子，晚上可以安卧。车厢吱吱呀呀地叫唤，秦江仁根据车胎的下陷判断，五百多斤吧。

　　车队安排的导航员，是初中毕业的秦雄，29岁，头脑灵活，是车队中不多的能看懂地图的人。11月7日，他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在斑斓的色块中，找到了经广东、入湖南、越贵州、翻重庆回四川平昌县的道路。

　　万事俱备的当口，秦洪以及灵山镇的另外两户突然退出了，因为薪水仍然没有领到，他们决定再等等。

　　秦江仁的出租房，是出发当天早上退的。房租一个月100元，交到了年底，现在提前走了，房东也不会退。夫妻俩觉得心疼。房东转了一圈，拿着钥匙走了，往年春节回家，他还会说一声“明年再见”呢。

　　摩托车踩响之后，秦江仁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低矮的平房。前面有一块房顶是下陷的，几乎随时会砸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过去三年里，自己生活在一个十分危险的空间里。

　　11月10日8点过一些。秦江仁的摩托车来到了仙马村的菜市场前。这里是队伍约好的出发汇聚点。以前，李惠琼每个星期，都会来这里买菜。

　　附近菜市场的一些商贩，多是四川老乡，前来送行。有人送来水果，有人搬来纯净水。“老乡们都说我们了不起，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英雄。”

　　伍云国是最后到达出发点的。车开得很慢，并且总熄火，小弟坐在车厢里一直喊小心小心。“我发誓，伍云国他绝对没有开过三轮车。”秦雄说。有人担心伍云国这一路会拖累大家。但队长浦清升说，从一开始大家就说过不能把任何一辆车丢在路上，我们更不能还没上路就把伍云国丢下。

　　11月10日上午10点，车队出发了。浦清升打头，秦雄收尾。16辆车在道路拐弯处臃肿地扭曲。

　　第一次减员

　　他们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

　　如果车队中有人查黄历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一天是一个适合出行、迁徙的好日子。没有风没有雨，阳光也不强烈，车况也很好。没有警察来盘问。

　　这曾经是车队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几乎都是黑车，大家曾担心，也许车队还没有离开贵屿，就已经全部被交警扣下了。

　　上路后他们发现自己多虑了。走到一些堵车的十字路口，交警甚至会优先让他们通过。

　　一路马达欢唱，每辆车的车距维持在三五米左右。出了贵屿城区，收尾车上秦雄的妻子突然喊，“有只狗跟着我们唉”。

　　狗是贵州人的狗。贵州人是捡破烂的，上个月就回老家了，狗留了下来，把三轮车手当成了新的主人。

　　车队以20公里的时速，沿着324国道——4年前，他们一家就是乘坐大巴走这条路抵达汕头的——一路向西，向平昌县蜿蜒。

　　秦江仁后来告诉记者，从贵屿出发后，他的心情就非常复杂，有返乡的欣喜，有失业的忐忑。他们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我们是逃难的。”下午1点，在一个小餐馆吃饭时，因为价格发生了争执，秦江仁没好气地对老板说。有人从碗里刨了些吃剩的给卧在车队旁的黑狗。

　　没有人能猜到前面的六千多里有什么在等着他们。甚至大家不清楚故乡有什么在等着自己。

　　儿子秦锡军回家后，给秦江仁打过一个电话。家里没有米，是附近的邻居每家给了一点。家里的房子漏雨，三年来无人照看，儿子和女友只好挤在村里小学老师的宿舍里。

　　下午5点，车队快到陆丰时，伍云国的发动机烧了。队长浦清升决定就在陆丰过夜。

　　这是大篷车队六千里归途的第一个夜晚。车队停靠在一个加油站旁(后来，几乎每天晚上，车队都是在加油站过夜)，“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夫妻两口出行的，尚能都挤在车上，如果还带着小孩，男人只能在公路上打地铺。

　　睡觉的时候有人发现，黑狗不见了。这是车队的第一次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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