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与交警

　　“人家那个老板(丰田车主)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没有骂我们一句。”

　　依照计划，每天天黑则歇，天亮则行。因为除了领头车外，其他大篷车都没有大灯。但第一日，因为伍云国的发动机烧了，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伍云国后来吞吞吐吐地承认，他的确不太懂骑三轮，为了回家，应急以几乎白捡的低价买了一辆货三轮，并临时突击学习了一下驾驶。

　　后来六千多里的驾程证明，伍云国成为了车队最短的木板。几乎每天都因为他的车出现问题，耽误车队的行程。

　　但车队里惟一会修车的小弟，是伍云国的侄子，这是一个有趣的平衡。小弟善良、热心，他总是猴子一样出现在需要修理的三轮车前。车队进了湖南之后，差不多每过三四个小时就有车抛锚。小弟成了车队里最受欢迎的人。

　　仰仗自己的侄子，伍云国花了六百多元钱在陆丰淘到一个匹配的发动机，当晚8点，就把车修好了。

　　600块钱让伍云国心疼了一阵子。睡觉的时候他对小弟说，真该坐大巴回去。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次日上午9点，车到惠州博罗。秦雄正要给领头的浦清升电话商量是不是该吃饭了，就看到他前面的伍云国歪歪扭扭地从车队里冲出去，刮到了一辆黑色的丰田，丰田的后车门上多了一条近半米刮痕。

　　交警很快就来了，问公了还是私了。伍云国还在犹豫，交警补充说，公了得关半个月。“私了私了。”伍云国赶紧回答。他在身上摸烟，什么都没有摸到。反而是丰田车主掏出了烟递给交警和伍云国。“人家那个老板(丰田车主)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没有骂我们一句。”秦雄说。

　　3个小时后，伍云国和丰田车谈妥，给人家赔了1500元后，车队重新上路了。

　　因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和运气，伍云国为这条返乡之路支付了四千多元，这是后话。

　　才走了半个多小时，打头的浦清升又看到路边一个交警示意车队停下。莫非是刚才忘了处罚伍云国驾驶黑车，现在要补上？浦清升赶紧堆着笑脸停下了车。

　　伍云国事后回忆，如果交警真的拦下罚款的话，他就耍横。才走了一天，2100元钱就没了，“你大不了把我三轮车没收了。”他远远看着浦清升跟交警交涉。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车队成员时发现，每每谈到路上的情急之处，这些男子有一句共同的口头禅：“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你爱怎么罚就怎么罚吧。”

　　但仅仅过了一分多钟，浦清升就很兴奋地往后边喊，跟上跟上。车队又满腹狐疑地启动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交警其实是特意给他们带路的。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已经有好几支返乡“大篷车队”经过这里，但凡走错了路，交警便会开着警车把车队带回正确的道路上。

　　和车队分手的时候，交警甚至到路边的小店买了两件纯净水分给了大家。秦江仁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交警。”

　　队长出走

　　14辆车在队长和导航员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实际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拜。

　　11月11日，是车队一路上最困难的一天。上午伍云国发生交通纠纷，下午又发生了队长浦清升出走事件。

　　在罗浮山一带的一个岔路口，导航员和队长产生了分歧。浦清升相信自己的经验，“我每年都要坐大巴走这一路。”但秦雄相信自己的地图，坚持队长这一次记错路了。

　　12月15日回忆此细节时，队长浦清升——这个年近四旬的男人甚至有些害羞。但当时他非常地强硬，“这一路有千千万万个岔路口，得有人说了算。要是谁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车队出不了广东就散了。”

　　他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结束这次争执，直接踩响了发动机，“相信我的跟我走”。

　　他轰了两下油门，可并没有其他的发动机回应他，后面静悄悄的。他的发动机扑腾扑腾的很孤独，“我当时觉得没面子，又觉得很委屈。”浦清升索性一个人往北走了。

　　秦江仁说，那天下午，另外14辆车主在队长和导航员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实际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拜，“文化人方能看懂地图”。

　　失去了队长的大篷车队，没有走多远就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得等他，他肯定会回来。”车队里有人说。

　　果然，5点多的时候，秦雄的手机响了。浦清升在电话里问，你们在哪？

　　这一次折腾，耽误了大概3小时的路程。从12日开始，导航员秦雄成了车队的头车。“但大家仍然很听队长的话。啥时候出发，啥时候休息，在哪吃饭，在哪睡觉。都是他做主。”秦雄说。

　　被旅途绑架

　　每次一有人提起放弃时，总会有人说，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钱也已经花了这么多。

　　从气候上讲，大篷车队的返乡是一次季节之旅。从贵屿出发时，司机们只穿了单衣。

　　一路往北，背心、毛衣不断加上。16日、17日车队进入湖南境内的时候，碰上了雨天。司机们全身都湿透了。尽管有雨棚，但车厢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仍然得把自己包在泛着湿气的被子里。

　　所幸的是，一路上只遇上了这两个坏天气。但不幸的是，这两个糟糕的雨天恰好碰上了最糟糕的路段——雪峰山。雪峰山，因山顶长年积雪而得名，主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

　　17日上午9点车队到了山脚下，在一个四川老乡开的餐馆里吃饭。老乡瞟一眼门口花花绿绿的大篷车笃定地说，“你们的车过不去”。

　　秦江仁沿着公路的走向，往山顶望了一眼，但雾把老乡所描述的陡峭包裹了起来。车队里没有人当回事。从广东往北，车队翻过一些陡峭的山。他们已经有了经验，有山就让女人们下车推。

　　开餐馆的老乡最后没有收他们钱，“你们要是过去了，就是给四川人扎起了(方言释意)。”

　　行至山腰，秦江仁的离合片坏了，车子不能制动。秦江仁开始下车拉，李惠琼在后面推。因为总是需要下车推车，李惠琼的鞋在过广州的时候就已经破了。

　　“山上很冷。”这是二十多天后秦江仁惟一能回忆到的当时的细节，“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样的苦。”

　　看到其他车一辆辆超过自己，妻子说，要不把车扔了吧。秦江仁没回答。要不扔一些东西吧，妻子又说。最终从车厢里拉出水桶，随后两个碗，一个小铁锤也被翻了出来，还有弟弟在贵屿塞给的矿泉水，也被放到了路边。

　　“扔的这些东西其实不到10斤。但一下就觉得车变轻了。”秦江仁说。

　　在雪峰山上，秦江仁第一次感觉到“力竭”是如此真实。扔掉的那不到10斤东西尽管少，但恰好是他心理的体力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种“力竭”感一路上伴随着每一个人。后来这些车手们承认，几乎每天都有人打退堂鼓，嘟囔着把车扔了坐大巴回去。“也就说说而已，半路上放弃，这账怎么算。”秦江仁说。

　　他们已经被旅程所绑架。这种绑架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每次一有人提起放弃时，总会有人说，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钱也已经花了这么多。——离家越近，他们被回乡之路绑架得越紧。

　　下山已经是晚上7点。秦江仁下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后面的秦洪他们电话，千万不要走东线。

　　秦洪的工资是16日领到的。11月18日，他们重新组织了另一个大篷车队，14辆车。因为秦江仁的提醒，第二个大篷车队没有从广州北上，而是一路往西入桂，以求走西线绕过雪峰山，“谁知道碰到了蒙山，吃的苦更多。”秦洪说。

　　蒙山让第二个车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山时，一辆三轮车冲进山沟里。车子全毁了，车上的一家四口受伤，被车队送到医院，所幸伤都不重。

　　而浦清升、秦江仁他们第一支大篷车队，损失的第一辆车，出现在19日中午11点。

　　第一次交费

　　碰到收费站，队长浦清升就会冲着小屋子里的人喊：我们是逃难的。

　　就像奥德修斯把他多个水手的性命留在了返乡途中一样，大篷车队也把王磊德的三轮车留在了返乡途中。走到湖南怀化的时候，王磊德车的活塞烧了。

　　“当时老婆就坐在地上哭。我说没事，去修一下就行了。老婆说还修它干嘛，于是便找了废品收购站把三轮车卖了。”王磊德说。

　　王磊德的三轮车，是秦江仁给拖到废品收购站去的。一块钱一斤，卖了298块钱。一些锅碗瓢盆的，老板不收，就全扔了。下午1点，大家吃了一顿饭，把王磊德一家送上去达州的火车。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农民的返乡之路，其实他们留在外面世界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一辆三轮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秦江仁的家乡八村共有7人因工伤而留下残疾，两人留下职业病，一人死亡。

　　“我们这一路是宣传队啊。”秦江仁说，“一路只要碰到有人问汕头现在好找工作不，我们就说，没看我们都逃难啦。”

　　“逃难”是大篷车队常用的一个词。这个词帮他们一路省了不少过路费。碰到收费站，队长浦清升就会冲着小屋子里的人喊：我们是逃难的。

　　“一路上还是好人多。”秦江仁说。他认为他们一路碰到的最好的人，是重庆一个收费站的妇女。

　　这个桥段发生在11月21日，大篷车队进入重庆境内之后。某个收费站坚持要收每辆车2元的过路费。收费站是一男一女跟大篷车队交涉。僵持了半个小时，车队一路过关斩将的“逃难”口号在这里失去了作用。

　　双方僵持的时候，收费站的那个女工作人员，走出小屋子，到车队了转了一圈。秦江仁看到她红着眼睛回来了。“我们半个多月没有洗澡了，车里的女人们脸上都是黑黢黢的。估计收费站这个女的看到了。”秦江仁猜测。

　　女的对浦清升说，你们过吧。横杆抬起来了，但男的仍然说不行。

　　女的又对浦清升说，你拿15块钱给我，还有15块钱我给你们出。浦清升同意了，女的从兜里掏了15块钱，接过浦交给她的15元，递给男的，然后再次摁下电钮，抬起了横杆。大篷车队鱼贯而过。这是大篷车队在六千多里的返乡途中，第一次交过路费。

　　收尾的浦升清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帮车队垫过路费的女人：“记得她30岁出头的样子，圆脸，长发，个子不高。在小屋子里望着我们笑。”

　　陌生的家

　　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一心想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11月22日到达重庆市区后，伍云国的车最后一次坏了。这一次因为配件的欠缺车队耽误了整整三天。浦清升竭力维持着队伍最后的团结。

　　无聊的时候，男人们也曾去重庆市区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活干，但是连棒棒们都说，生意很冷清了。

　　25日，车队正式解散。车队里剩余的15辆车，三三两两地走了。过去的三天，剩余的15辆坚持了自己“不丢下一辆车的”承诺，在马路边露宿了三天，等待小弟修好伍云国的车。

　　以前他们也曾等待过。但是家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么近过。

　　11月27日9点。秦江仁和秦雄走到了平昌县县城的大桥头。桥头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欢迎家乡打工的亲人回家。

　　秦江仁的邻居、村里代课的教师贾德生说，“第一眼看到他，我还以为是外地到我们这里来逃难的。”

　　这一路，秦江仁花了1700块钱，很亏。并且，三轮车刚回到家里就坏了。但来不及怨艾，他必须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

　　12月初，秦江仁找到贾德生，想提前收回自己租给后者的一亩多地，否则明年一家人将没有吃的。

　　麻烦的是儿子。秦锡军声称自己明2009年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打工。但是去哪里呢？秦江仁也不知道。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要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发自四川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