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挑夫”的生死逆转

　　两次被判死刑，却最终都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莫卫奇、谢开其的命运逆转，凸显出运输毒品罪与非罪的界定之困。

　　记者贾冬婷  实习记者谷亚韬  摄影于楚众

　　被选中的人

　　如果不是偶然成为运毒案的主角，莫卫奇、谢开其只是湖南湘潭两个面目模糊的小人物。这也正是他们被选中作为毒品运输“马仔”的原因：看上去普通，老实，像退休工人，不易被人怀疑；年纪大，易蒙骗；家里穷，需要钱。

　　莫卫奇家处于湘潭典型的城乡接合部：视线的中心是为迎接明年的省运会而拆旧建新的体育公园，如火如荼搭建的弧形钢架昭示着更光明的未来；周边则散落着一些刚刚划入城市的村庄、农贸市场。莫卫奇家就在这之间几栋破败的灰色混凝土楼房里。30年前它们还是国有企业的福利象征，现在则彻底败落了，住在里面的多是下岗工人和小生意人。

　　莫卫奇已经回到家里4个月了，生活似乎在暴风雨后又重归平静。因“错捕错判”被无罪羁押451天，他也终于在11月10日迎来一纸50507.49元的“国家赔偿”决定书。但老房子为打官司卖掉了，如今他和妻子、岳母在原来的楼里租房住。云南湿气重，看似健壮的他落下了一身的风湿病、皮肤病，前几天刚刚去山区抓了土方回来，打算和妻子回乡下老家养病。“他走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现在已经全白了。”妻子武晓育淡淡地说。收到两次死刑判决书以后，他们觉得，能活着已经很幸运了。

　　“我们这辈人共同的痛苦。年轻时进了国企，还在壮年就下了岗，老了更没什么地方去……”莫卫奇无奈地对本刊记者说。他和武晓育都是湘潭第一汽运公司的职工，以前企业效益还不错，固定工资，还分了房子，但上世纪80年代起工资就开始不稳定了，2004年公司改制，夫妻双双被买断工龄。“一次性给了1.2万元。我那时才44岁啊，按说还有七八年才退休。”莫卫奇说。

　　周围的人下岗的也多。莫卫奇发现，再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活主要靠每个月120块低保。那时女儿还在读大学，每个月伙食费也要200块钱。后来还是周边日渐兴盛的小麻将馆启发了他们——租下一楼同事的一套房子，辟出客厅摆上四五张桌子，老莫家的麻将馆也开张了。“凑齐四个人，每人收两块钱，就可以玩半天，茶水免费添。如果只来喝茶，就随便给点茶水钱。”武晓育说，这周边住着几百户人家，他们的生意还算不错，桌子都能坐满。即便这样，每月也只能赚三四百块钱。

　　来麻将馆的人三教九流，大都是周边的下岗工人或是租房做小生意的人，来多了也都彼此熟悉。其中一个人有些与众不同，“穿得很‘客气’，抽20多块钱一包的烟，嚼十几块钱一包的槟榔”。这个看上去阔气的人也在莫家的麻将馆玩小赌注，附近就有另一家是玩大赌注的，他也不去。这个人40多岁，武晓育只知道他姓熊，在附近租房住了十几年，老婆孩子也常来玩。大家都按本地习惯称呼他“熊总”。

　　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熊总”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武晓育说：“云南那边有事做，运玉石，车费、吃住全包，每天工资100元，老莫要去不？”“熊总”还说，“送货之前还有500元到600元的差旅费，送到广州，另给1000元的回家费用，送到上海给1200元”。莫卫奇当即答应。这个价格，比他打零工高多了，“不过临时的短期工资总比长期工资要高吧，而且是送玉石”。他有些兴奋地想，自己还没坐过飞机呢。

　　听说是去云南跑业务，莫卫奇唯一有点戒备的是，“那边毒品多，你不会害我吧？”“熊总”嘿嘿一笑，“我跟你那么熟，怎么可能害你哦！”

　　莫卫奇的担心不无道理。被称作“熊总”的熊正江名义上让他们送玉石样品，实际上是找运输毒品的“挑夫”。熊正江被捕后供认：“找个人成功了，总共可以赚1.7万元，除去住宿、路费等开销，我可以分到三四千元。”

　　莫卫奇去了三次云南，第一次他送了3个玉镯去上海，第二次送了一次去广州，第三次则“急着回家办低保，没赚到钱”。这几次的老板是古德明，“也是湘潭人，也来打过麻将”。老板特意打开箱子给莫卫奇看，“是玉石”。他将一切都安排好，叫了出租车，付了钱，直接将莫卫奇送往芒市机场。飞机票也已买好，他教莫卫奇怎么用身份证换登机牌……只是那个箱子被翻过一遍又一遍，也被狗闻过，还有机场的检查仪器……还好一切顺利，莫卫奇的两次送货轻松赚得2000块钱。

　　玉石生意似乎不错，4月，“熊总”又来了，这回的老板换成了“华哥”。后来莫卫奇得知，“华哥”叫刘再华。熊正江说，他和刘再华是一年前在玩“搬砣子”的赌博游戏时认识。后来在一个茶楼遇到，刘再华问他能否喊到人，“要年纪大点的，像退休工人的”。熊正江又想到了莫卫奇。这次，报酬变成了“吃住还是老板包，10天之内送完是1000元，超过10天每天按100元算”。

　　刘再华还想要一人。4月16日晚，熊正江在路上遇到了“老谢”谢开其。他觉得“老谢”像是随便捡来的，但也符合条件：年纪大，下岗。谢开其住附近，也常去莫卫奇麻将馆玩，但他只看不玩，仗着邻里关系讨点茶水喝。56岁的谢开其原是液压件厂的翻砂工，1988年老婆就生病去世了，一个人拉扯儿子，1996年单位也倒闭了，每月只领200块钱。“那厂子早没了，现在改成步行街了。”谢开其笑嘻嘻地对本刊记者说。

　　“熊总”要谢开其当天就走。谢开其对“熊总”的印象是，“他有本钱，不论什么业务，都敢做，都能介绍人去做”。听说老莫也去，谢开其专门跑到莫卫奇家去，武晓育给他打气，“不去偷，不去抢，就去干活。老莫已经去了三次了。去得！”

　　直到谢开其一审被判死刑，他的家人都不知道消息，后来还是莫卫奇的弟弟莫卫良告诉他们的。谢开其妹夫李华林对本刊说，他经常一个人就去外地打工了，这次这么久没消息，“还以为他被传销组织控制了”。谢开其一个人住的老房子空置太久，被小偷盯上了，一次次光顾，连家里的家具、菜刀、衣服都不放过，甚至窗框和玻璃都搬走了。站在空空荡荡的屋中央，乐观的谢开其也忍不住落泪，他与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关系疏离，他说儿子打工“去了很远的地方”。

　　玉石与毒品

　　“这几个是玉石样品，关系到今后的大宗生意。价格高，别把包搞丢了！”莫卫奇说，这是刘再华一再交代他的。他后来想，前两次去上海和广州的运输成功是个“诱饵”：“一方面是试探我是不是可靠，另一方面则是让我熟悉程序，放松警惕。”不过，在一审的德宏中院看来，成本如此高的“试探”不太可能，莫卫奇很可能已经两次成功运输了毒品。

　　在德宏敏感的边境线上，玉石和毒品是两大著名且昂贵的商品，一个彰显，一个隐蔽。让玉石为毒品作掩护，似乎是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莫卫奇一案的侦办人员、云南潞西市公安边防大队的赵勇却认为这不合情理：经鉴定，莫卫奇包里的两个玉镯仅价值20元，毒品重达1公斤，应该能感觉到里面夹藏着其他东西。而且，莫卫奇运输“玉石”每天可以得到100元的收入，而且出货前有额外的500元，货到后又有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回家路费。“如此‘贵重’的玉石莫卫奇居然不随身携带，办理托运时也不保险？”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边境某禁毒大队中队长对本刊记者说，“贵重的玉石应该也不会让别人运输的，交给收入低的人更说不过去，工钱才有多少，带着玉石远走高飞不是更好？”在他眼里，这是一种手法低级的伎俩。

　　两天两夜的火车和长途汽车后，2008年4月19日，莫卫奇、谢开其、熊正江到了瑞丽，见到“华哥”刘再华。此后的几天，几个人换了三四家旅舍。白天，莫卫奇和谢开其就在瑞丽的大街小巷闲逛，老板不说什么时候走，他们也不问。

　　4天后的4月23日，刘再华到莫卫奇的房间，拿给他一个装着两盒玉镯的黑色行李包，叫他带着箱子坐车到芒市，再坐飞机到昆明。出租车已经找好，车钱也提前付了。这车并没有直接到芒市，而是绕道盈江，而且在路上，莫卫奇“竟遇到‘熊总’”，“他让我在路上等会”。莫卫奇感到莫名其妙，发了火：“如果再这样调派来调派去，我懒得做了。”事后得知，熊正江是在前面查看有无检查，以便有情况及时通知。下午17点，莫卫奇顺利到达芒市机场，准备坐飞机到昆明。办理行李托运时，X光机发现异常，安检人员划开包的夹层，露出了两大袋毒品。经检验，这是1027克海洛因，纯度达69%。

　　留在瑞丽的谢开其并不知道莫卫奇发生的事。老莫临走对他说：“老谢，我先回家了，家里开着麻将馆，又要装修。”谢开其一个人在街上玩得也很开心。“人一出远门，一切都很新鲜嘛。‘华哥’和‘熊总’还带着我去看水上公园、国门、人妖……像旅游一样。没想到差一点把命丢在这。”不过，他慢慢也看出了蹊跷处：“他们俩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很神秘。谈好价钱，就把手拉一拉，好像交换了什么。”他也在他们房间里看到过锡纸和针管，有时候他们只开个门缝不让他进去，他就知道里面在吸毒。不管怎么样，老谢都不问也不说。

　　5月11日，熊正江给了他一个棕色行李箱，空的。塞上了些衣服，“‘熊总’说，华哥要我把这个空箱带到芒市，那里要装玉石。他还交代，路上有检查站，就跟他们说是来旅游的，检查的就会让我过去。不要说是他拿给我的……”中午12点左右，汽车过畹瑞大桥检查站，检查人员例行询问：“有无帮别人捎带的物品？”谢开其说：“来旅游的，包也是自己买的……”那人看了他身份证，拿出一个锤子对着箱子敲敲打打，在箱底夹层中搜出纯度高达85%的740克海洛因。

　　云南边境某禁毒大队中队长对本刊记者说，近几年湖南人成了运输毒品案件主体的比例最大的群体，他的印象是，湖南人胆大心细，这也成了边防禁毒工作的重点查验对象。如果看箱包螺丝松动，而当事人说话有漏洞，又慌张，一般就会单独查验，“80%到90%都会查出问题”。

　　在一审判决中，德宏中院提出莫卫奇的几大疑点：一是莫卫奇从瑞丽到芒市机场却绕道盈江。赵勇指出：“绕行盈江多走了近2/3的路，而且道路情况极差，他们就是为了绕开固定的检查站，遇到流动检查点时还有意躲避，姓熊的在前面探路时，其中一段路遇到了正在检查车辆的武警，他就通过电话通知莫卫奇在路边停靠等待，直到检查人员离开后，才又通知莫卫奇继续前行。如果仅仅是运送玉石有必要躲避检查吗？”

　　二是莫卫奇在最后一次运输前将名字改为“莫玮琪”，之后他虽然用的还是旧身份证，但户籍资料上已经是新名字。这被认为是在两次成功运送毒品后，避免因乘飞机到德宏次数过多引起警方注意。莫卫奇则说，这只是他母亲认为他这几年运程不好，给他算了命，说是原来那个名字冲撞了，要加“王”字旁，“这纯粹是巧合”。

　　与大多数运输毒品案一样，莫卫奇一案的分歧也在于“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莫卫奇一审的代理律师、云南杰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子安认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莫卫奇是明知行李包中藏有毒品而非法运送。”依据“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刑事司法原则，应对莫卫奇做无罪判决。关于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200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出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算是一个司法解释，在10种情况下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而德宏州法院认为“在卷证据能认定莫卫奇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运输”，比如莫卫奇行为符合司法解释中第八条“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月17日，一审判决书下达，莫卫奇因运输毒品罪，被判死刑。后来的谢开其案中，该院一审也做出了死刑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