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自己这十年来一直身处大学的缘故，再加之为自己所规划的职业发展，读书成为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书 店和图书馆也成为了我平时去得最多的地方。书读得多了，就自然会被朋友套上一个“读书人”的大帽子，然后再殷切地附加 一句，这年头，坚守的读书人已经不多了。

　　这句话如若仔细推敲一下，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感慨浮躁升腾之下读书人的诸种不易，更有种将象牙塔里谋生的人等同 于读书人的想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做学问的必然都是皓首穷经，必然都是嗜书的“瘾君子”；而大学，因为其独有的人文主 义气质和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也就成为了所有读书人心目中最值得向往的读书场所。如果每天的工作就是随心所欲地读书、信 手拈来地读书，岂不快哉？

　　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快哉”只不过是一个对于大学和大学教授这份职业过于善意的臆想罢了。随着在学院的圈子 里待得愈久，我反而愈加深感“读书”是一种痛苦，而且这痛苦正在侵入肌理，大有渐入骨髓的趋势。当每天埋首于成堆的资 料和书本之中，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篇研究性文章的文献综述而机械式地找寻自己所需要的论点和论据时，我开始明白，我只 不过是鲁迅笔下的职业读书者罢了，连半个读书人都不是！

　　鲁迅曾将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读书并非因兴趣而发，而只是 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有微妙的利害关系，有排他的功利性，也有现实的紧迫感——文章发表当为首要，这关乎是否可以保 住饭碗，是否可以获取职称资格乃至终身教职。于是各种为迎合发表的“快速通道”、八股模板，乃至抄袭剽窃应运而生，而 各种占山为王的学霸学阀也成为资源利益分配之下人人挤破了脑袋溜须拍马的学术主角。这样的读书，充其量只是为了给个人 的名片添几个头衔，给大学的门面镀一层薄金，而其累加的破坏力却难以忽视。蔡元培先生1918年曾强调大学“为纯粹研 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然而遗憾的是，蔡先生理想中的大学治学之精神而今早 已失魂落魄，大学独立之风骨亦已荡然无存，“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反倒比比皆是。

　　后来我选择来到香港，曾希冀这里可以不受各种既有潜规则的约束，自由地去读书。跟内地相比较，香港的学术规范 自不待言，学术资源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而内地学界的种种痼疾也因“一国两制”挡在了门槛之外。然而几年的香港学院生活 待下来，却感觉香港的大学在制度上的僵化，以及过于强调教授职业本分之后在文化创造性上的束缚(即香港人常挂在嘴边的 “打工仔”心态)。因为与国际接轨的缘故，只有发表在英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才能被接受为著作成果，所有中文作品，乃至 包括书著，都只是个人兴趣之上的添头。

　　我突然发现我又陷入了另一个囹圄之中，每日的工作就是写一些洋八股，而香港整个大的学术气氛，则是关注于眼下 所见的利益得失，至于文化上的承担、精神上的探索，都被束之高阁。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一则关于读书的小文章里描 述过自己在香港访学时的亲历：内地文学教授羡慕着香港大学里那两岸三地、古今华洋皆可触及的图书馆藏，加之优厚的薪酬 待遇，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这里是做学问人的阅读天堂，可惜做学问并不意味着必然热爱读书，大学也不是闲情阅读的必然场所 。几个香港教授哈哈一笑，说内地教授你外行了，教授也不过一种职业而已，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哪里又有时间读书呢？ 到头来，大学教授只发论文不读书，也就成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读书就必须囿于象牙塔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至少，读书得有一个底线和自我，有自主的独立选 择，有“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般只求阅读的简单乐趣在，而非仅仅只是为稻粱谋的勉强。我热爱读书，但也看到自己的痛苦 。我想着治愈这份痛苦，想着做一些坚持，甚至如果可能，还想着通过个人的阅读与思考以分担他人的痛苦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