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村大岔路的两兄弟为了自家围墙和大门占地反目，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前往该村实地考察了解

在田间地头办案，条件只能因陋就简

带着国徽和条幅徒步去开庭是龙进品和沈武斌的工作常态

龙进品耐心倾听杨家老父亲的意见

　　“即使永远僻居乡野，亦无所谓。”这是龙进品在日记中的自勉。他是村里的第一个本科生，走出大山却又走了回来，在云南大理州南涧县的基层人民法庭任职17年。1993年至今，从马鹿田法庭到公郎法庭，同事们轮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一直还在。乡村社会的真实司法需求到底是什么？制度设计与乡土需求之间的契合点究竟在哪里？“乡土法官”龙进品用他的身体力行给出了一种答案。

　　主笔◎王鸿谅   摄影◎于楚众

　　带着国徽去办案

　　天有些阴，远处的山头云雾缭绕，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还是决定下乡了。中山村大岔路的一桩相邻权纠纷3月4日立案，他早就想去勘察现场，只是近期工作太多，骤然降温后又接连下雨，无奈才推后到3月底。

　　山路太差，下雨天路况难料，就算不下雨，去大岔路的山路，法庭唯一的那辆现代索纳塔也走不了，这还是今年才配置下来的新车。龙进品只好打电话向法庭隔壁的公郎镇派出所借车，所里也只有一辆吉普，刚巧出警去了。等待警车回来的时间，龙进品和同事沈武斌已经整理好了办案所需的东西，除了装满法律文书的公文包，还有国徽和写着法庭名称的红色条幅，这是巡回法庭的基本仪式，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勘察顺利、案情简单，双方又都比较好沟通，案子有可能现场调解或者判决。

　　“公郎像口锅，出门就爬坡。”俗语一点也没错。中山村大岔路是个彝族村寨，距离镇上只有十来公里，开车却要一个多小时，盘山而上的碎石“搓板路”只到中山村委会，接下来是仅容一辆车通行的泥土路，被碾压得沟壑万千，新近的几场雨还导致了部分路段的滑坡和塌方。沿路远眺，居民点散布山间，被梯田般的旱地、茶园和核桃林环绕，出了集镇上那一小片平坝区之后，公郎镇的乡村模样就显现出来了。

　　这桩相邻权纠纷是大岔路杨家两兄弟的官司，老二状告老三，认为老三家正在新砌的院墙侵占了自家的出入通道。

　　老二很发愁，他说家里原来的通道，3年前被邻居新修的平房挡住后就废弃了，这里有一桩他和邻居间的土地置换纠纷，村委会也做了工作，最后没能解决，他只好在院墙的另一侧开了个出入口，旁边就是弟弟家的院墙，过道本来就不宽敞，现在还被弟弟家的院墙翻新占了地。“两头受影响，什么都没有了。”老三很委屈，他说院墙早就有了，因为搞新农村建设，村里承诺给补偿款才搞翻新的。砌院墙的石头从河边捡来，运上山专门请人碎成片，一个工四五十块，用了两个工，动工前村长亲自来丈量过，位置原封不动。结果开工才半个月，就被哥哥告了，农历二月十二日那天他拿到法庭传票后正式停工，可哥哥家却开工了，“赶着在过道边修了那个新大门，故意的”。

　　法官的到来，引来了村民围观。两家的媳妇从争执变成对骂，互不相让，兄弟俩的老父亲坐在老三家停工的石堆上抽着烟，他跟老三一家三口同住，很看不惯老二新修的大门，说“门开在这个方向没道理，这是灾祸门，不能从这里走”。表面上是院墙引发的纠纷，其实是家庭积怨的大爆发，当年的分家问题、老人赡养问题、妯娌矛盾，全都冒了出来。龙进品的现场勘察和调查了解，就在这种热闹的局面下进行。两个多小时，其实核心内容翻来覆去只有那几句，但龙进品始终耐心倾听，注意调节现场气氛，避免双方出现过于火药味的争执。

　　现场调解显然是不可能了，但龙进品心里也有了底，这案子还是得调解，双方是兄弟又是邻居，矛盾没有解决就下判，不可能案结事了，反而隐患无穷。国徽和条幅没用上，但龙进品和沈武斌都不觉得是无功而返。“一个案子，反复跑上好几次才能调解很正常。”龙进品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审理的案件，主要就是那么几类，婚姻家庭纠纷、土地山林承包纠纷、相邻权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非常简单，复杂的是背后的人情世故。”他还觉得大岔路并不算远，“至少还有路，车能开上去，还有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要拿着国徽和条幅走进去，走几个小时也很正常”。这是龙进品17年来的工作常态，也是基层人民法庭诸多法官们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马背上的法庭”不是久远的传说，而是一直都存在的真实乡土。

　　回到公郎镇

　　龙进品有一张黝黑的娃娃脸，眼镜又让他多了几分斯文书生气，当地老百姓习惯叫他“小龙”，一叫就是17年，他已经年届四十，成了云南省扎根基层法庭时间最长的大学生。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一直还在。

　　公郎镇隶属南涧县，已经是大理州的最南端，与临沧的云县和凤庆接壤。镇上的古老格局，曾经是以主街为界，回汉相隔，回族聚居地方叫回营村。龙进品是村里的第一个本科生，1989年从大理民中考上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

　　1993年毕业后回到原籍。他先分配在马鹿田法庭，距离南涧县城80多公里；一年后调到公郎法庭，依旧距离县城50多公里。

　　5间土木平房、1部手摇电话、3张办公桌、4把椅子、8张小凳，这是刚毕业的龙进品在马鹿田法庭能看到的全部，他还记得：“法庭的房子是好的，但围墙已经被山洪冲掉了一半，下雨天开庭的时候都提心吊胆。”1994年调到公郎法庭之后，办公场所还是借用农机站的平房，1995年才修建了新的办公楼。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设立基于“两便”原则，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以地区大小、人口多少、案件数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等作为考虑因素。南涧县先后成立过3个人民法庭，即公郎法庭、马鹿田法庭和小湾东镇法庭，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公郎法庭。

　　马鹿田法庭设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分管沙乐、宝华和无量3个乡，修在公路边，那里刚好是两条路的岔路口，一条到景东，一条到临沧，但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距离3个乡都有几十里路。把法庭修建在这里，是基于一种位置判断，这里是交通要道，公路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旁边的小河也不存在水患风险。当年建法庭、修房子很简单，麻烦的是安装手摇电话，要从无量山上专门牵一条线下来，仅此一项就花费1万多块。预期中的发展一直没有到来，雨季的山洪反而先掏空了地基，法庭成了危楼。马鹿田法庭1997年撤销，当初旁边的四五户村民，现在也只增加到十来户。

　　小湾东镇法庭的设立，是因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小湾电站项目，上万建筑工人进驻，带来另一种繁荣的契机，当地政府与电站共同出资，在那里修建了新的办公楼，把管辖此地的新民乡政府搬了过来，可是这里山势陡峭，并不适合居住，村民的生活和集贸中心并没有随之转移，还是原来的老集镇上。等到电站竣工，工人撤走，这里迅速冷清下来。2007年法庭修好，南涧县法院曾经任命了一个庭长，还没有赴任就调任大理州中院，此后也再没派驻法官，办公楼目前交由新民乡政府使用。

　　唯有公郎法庭，虽然1980年设立后仅1年就停止办公，但1988年恢复办公后，正常运转至今。公郎镇在无量山深处，镇上的主街曾经是大理到临沧的必经之路，可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漫湾电站和大朝山电站，国道214改道无量乡马鹿田方向之后，公郎镇一度成为死角，原有的道路塌方失修，坐车从镇上到南涧县城都要八九个小时。龙进品上大学那年，从昆明到成都只用了1天，从镇上到昆明反倒用了2天。4年后他毕业，公郎镇闭塞依旧。交通条件的改善，意外地得益于近些年的两个项目，小湾东镇的电站建设和大理祥云到临沧的祥临公路。祥临公路穿山填土取直，再次途经公郎，现在开车从镇上到县城只要40多分钟，到昆明也就五六个小时。

　　作为南涧县目前唯一的人民法庭，公郎法庭的管辖区域包括公郎镇、小湾东镇和碧溪乡，辖区常住人口5.6万多人，世居彝、回、白、苗、布朗等14个少数民族，辖区面积540多平方公里。今年3月，龙进品到北京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优秀法官”的表彰，为了描述清楚他的工作难度，法院同事替他总结：“你一个人的管辖区域比北京的海淀区还要多几十平方公里，而且很多地方都不通车，只能靠走。”

　　困惑与坚守

　　“一种失去了自我的悲伤时时困扰着我，一种寻回自我的希望又时时激励着我。”这是1994年6月龙进品写下的自勉。这一年，他调回公郎法庭，同样是这一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那天，他父亲为了偿还供他念书欠下的高利贷，背井离乡进城打工。

　　龙家兄妹4人，两男两女，龙进品是长子，父亲龙云肖和母亲马月秀都是朴实农民，他们的能力只够供一个孩子继续念书，这是高小文化的龙云肖最大的遗憾。“不是我心偏，这4个娃娃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是我的4只眼睛，实在是家里太困难。”为了供龙进品念大学，龙云肖借了两三万元的高利贷，钱是一点点凑起来的，“4分利、6分利、8分利都有”。龙进品毕业前，龙云肖没有进城打工，家中老人还在，由他赡养，妻子一直体弱多病，剩下的几个孩子也小，实在走不开，除了务农，他也在附近做些小生意，买些小牛、小马，去置换肉牛，然后再卖掉，挣的都是走乡串户的辛苦钱。

　　往事久远，龙云肖的记忆只剩了片段：“我去临沧买牛，在深山老林里中了瘴气，病倒了半年。”“家里养的一头黄牛卖了600块，全部拿给他。”“家里还有一头水牛，我牵着牛去给人家打工，农忙那20多天，工钱30元一天，我可以挣出一家人的钱。那头水牛很好，我后来把它卖了，700块，买的人还多给了20块，说给我儿子上大学用。”再回忆这些，从清真寺做完礼拜出来的龙云肖语气平静，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反而面带笑容念着别人的好。

　　利滚利的债务，一度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债主上门是常事。刚毕业的龙进品虽然也努力帮父亲还债，但他的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他也只能看着父亲和弟弟背井离乡。龙云肖去的是昆明玉溪的砖窑厂，替人搬运窑砖，布满老茧的手上，又新添了许多烫伤，“一辆大东风车，4000块砖，两个人搬一两个小时，一车8块钱，一人4块”。这些苦他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离家半年后，父亲龙文才过世，自己没能守住身边。龙文才是公郎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上世纪50年代清真寺遭遇火灾后的重建中他起了重要作用，在村里德高望重。

　　从1994到2000年，龙云肖在外打工整整6年，连过年都没有回来，只因为“过年更好找钱”。这也是龙进品相当困惑的6年，他自己也说：“直到2000年以后才想明白，心里安定下来。”显然，身为长子无法完全扛起养家职责的愧疚、法科学生与乡土法官之间的落差，都是困扰他的问题。龙云肖记得，毕业前龙进品已经在大理州上的律所实习过两次，“他也想过当律师，但是还没毕业，南涧县就直接去学校要人，希望他能回来”。他还记得，龙进品有过开办律所的想法，“在家里说起过，但家里没钱支持他”。

　　科班学生到乡土法官之间的落差摆在那里，基层法庭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民事纠纷，刑事自诉案极少，案情类似，法理简单。龙进品唯有自我勉励，就像他在1995年4月的日记中所写：“基层工作是枯燥的，但绝不能因此颓废，以自己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如果能够在基层工作而能克服巨大的心理落差，对工作充满激情，对文化不高的人以诚相待，对知识永远保持不倦之追求，定可有作为的，即便永远僻居乡野，亦无所谓！”

　　龙进品说起了早年间记忆深刻的一个案子。“一审判了，当事人上诉到大理中院，结果后来是按照自动撤诉处理的，材料转到我们这里，通知当事双方来取。我很奇怪，问他原因。他说自己从来没出过远门，到下关就糊涂了，开庭定在14点，等他赶到法院已经晚了，法庭的大门关着，他就回来了。”这个事情让龙进品很震撼，“本来这个案子的赔偿金没有多少钱，他为了上诉花的路费、住宿费倒是比赔偿金还多”。他由此反思，“这个案子虽然我没有办错，但如果我当时态度能够更好一些，工作再做仔细一些，多跟他谈谈，多向他说说判决的道理，他可能就不会走这段冤枉路了”。

　　“我们这里年纪大的老百姓，文化程度普遍都低，还有很多不识字，他们打官司，真的很不容易。”现实的家境，让龙进品逐渐对当地百姓的诉讼之难感同身受，他也有了最朴素的总结：“我是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让我的父老乡亲打官司时，不花冤枉钱，不跑冤枉路，不受冤枉气，不输冤枉理。我个人能力有限，或许不能够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但可以给他们撑起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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