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光脚穿布鞋照片走红 网友戏称扫地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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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1947-）
李小文
李小文（左）曾面试一位在北京海淀一处农贸市场摆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孙爱武（右）
李小文：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
昨天(4月21日)，人人网流传一张照片，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坐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台前，低头念着发言稿。这位蓄着胡子、一身黑衣、黑布鞋、没穿袜子的老人不是来做脱贫报告的，而是一名中科院院士，叫李小文。据《经济观察报》2009年报道，当时61周岁的他每天能喝一斤二锅头。
李小文1947年出生，四川人。1963-1968年就读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讯系无线电测量仪器专业；1979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地理学与遥感专业攻读硕士，并于1981年取得地理学与遥感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学与遥感专业博士学位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图像处理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起兼任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1970年代末以来，李小文长期从事地学与遥感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创建了Li-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并入选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里程碑系列”。他和他的科研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定量遥感研究的发展，并使我国在多角度遥感领域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
有人说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意思是一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角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
《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刊出对李小文的采访(作者为特约记者晏礼中)。李小文谈到自己中学时代做题非常快，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就交卷出去玩儿。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65年，曾写过一篇反驳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1978年，他参加考研后直接出国，在国外读书时他也不愿尽全力学习，总是保持考试拿到3.5分，如果拿到4分以上就觉得亏了。在谈到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时，他认为国家应该做“后勤部长”。
以下为文章全文。
整个上午，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这位六十一岁的科学家都在不断为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记者递烟、点火，而他自己则坐在同事送给他的小竹椅子上，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再向我们重复，自己从来没用功念过书，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么，从来没有过多高的觉悟和志向……
他的语速很奇怪，如果事先知道他有每天一斤二锅头的习惯，你甚至会怀疑他早晨多喝了几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人生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流，但他说自己绝不是什么弄潮儿，因为他懒得弄。他说自己一直学不会说假话，直到1965年那篇文章惹了麻烦之后，才发现假话不要说，真话也不能随便说。尽管他声称“闭嘴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太痛苦”，但整理录音时就会发现，这个追求简单的人还是说了很多。
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
经济观察报：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李小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小时候，家教虽然严，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管。四岁的时候，他们没地方放我，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初中的时候，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烂的中学，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上学也没有动力，从来不想去考高分，也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但我做题比较灵，也比较快，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我就交卷出去玩儿了，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
经济观察报：上了大学还这样吗？
李小文：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不爱做作业。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置疑”，“置疑”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补完再去参加考试，免得不及格。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置疑”是很丢脸的，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跟老师乱扯一通，临走时，老师总会说，你别置疑了，去考试吧。
经济观察报：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李小文：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气，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光明日报》寄去，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可没想到，形势突然变了，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成为批判我的罪证。
我们毕业时，毕业去向分了四档，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能分到国防科工委；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第三档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谈不上多大的罪，没什么大把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
经济观察报：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
李小文：在农场就是磨时间。出路肯定是要想的，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个人根本没什么选择，只能等，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 “郁闷”。不过，我想，如果以后能再分配，要先有一门手艺，所以在农闲时，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拖拉机什么的。一年半以后，算是照顾夫妻关系，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当时是很高兴的，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进工厂后，感觉好些了吧？
李小文：日子也不好过。我不会表现自己，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一开始，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后来，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让我负责，还让我带了个徒弟。我工作也不勤奋，把徒弟教会后，就回家带小孩去了。有一次，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停电以后，他没拔插头就走了，来电以后，门市部就失火了。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可我是他师傅，自然也要做检讨。门市部被烧没了，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
经济观察报：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
李小文：我也没什么大志向。考研也挺偶然的，那天，我在绵阳的厂里，下午4点，支部书记过来聊天，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就说，考也行。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
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
经济观察报：到中科院学习遥感后，觉得那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小文：到了中科院，对遥感也还不是太了解。实际上，我当时的导师杨世仁先生是搞计算机图像处理的，我1977年报名，1978年参加考研，还没有录取，就被通知去参加英文统考，然后就出国了，所以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学过遥感。
经济观察报：所以，直到去了美国，你才开始第一次很认真地来学自己的专业？
李小文：好像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是公派出来的，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做事，学得太差不好意思，所以，也就稍微比原来认真了一些。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及格就行，因为从小就是这么个性格。在美国念研究生，满分是五分，三点五分以下要受警告，我每次都争取考试高于三点五分，但如果考上了四分我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得尽量把分数压下来。
经济观察报：你在美国最喜欢干什么？
李小文：好像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因为包括金庸武侠在内的很多小说，都是原来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
经济观察报：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李小文：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
李小文：也不是完全没想过，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真的没有，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
经济观察报：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
李小文：我当初考研究生时，有一道题，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只是没看见括弧，所以疏忽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很想考上，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没看到括弧，大意了。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所以，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这点让我特别感动。现在，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有样学样，要说好高的觉悟，倒也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
李小文：我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经济观察报：感觉你是个很随性的人。
李小文：我这个人随性，但不懒散。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这个课题，能够交差，更高的要求我真的没有。这么讲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的院士是怎么评上的呢？
李小文：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一点算是比较硬的条件吧。还没评上院士时，我有个朋友，是个老院士，也是院士评委，他告诉我，每年评院士的时候，很多老同学都去找他，推也推不掉，帮忙也帮不上，只能躲起来。他说，有的老同学甚至打电话来说，你不推荐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我当时听了觉得挺恐怖的。削尖脑袋想要当院士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去当院士，更怕去求别人。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别的不说，就说长江学者一等奖的评选吧，评李家洋的时候，我已经得过了，算是评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奖就是上不去。
国家应做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问个你专业领域的简单问题，什么是遥感？
李小文：我们每天看到的卫星云图，就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遥感技术。不过，卫星云图是最粗的观测图，最细的可能用在军事侦察上。比如要弄清楚本 拉登确切的藏身地点，就能用遥感技术。遥感的优势在其尺度问题，而关键难点也在于尺度问题。遥感具有宏观性也可以具有微观性。例如普通的卫星遥感具有宏观性，而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却具有一定的微观性，但都属于遥感。
经济观察报：你在遥感领域的独特发现是什么？
李小文：我弄了个几何光学模型。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原来用的是大气遥感理论，从飞机或卫星上看地面，假定大气均匀，就能够通过可见光看到像元，这是比较成功的。但当我们搞地面遥感时，就要分析地面结构的表面反射，要用一个很不好解的微分方程来处理这种表面反射。阳光下，大气本身是不投射阴影的，而地球表面，无论是树木还是建筑物，由于照度不均匀，沙漠里面的砾石它都有背阴面和向阳面，要投射阴影，这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程来解。我的那个几何光学模型就是用来处理地球硬表面的遥感模型。
经济观察报：在遥感这个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小文：在我们这个领域总是在跟随。别人搞SAR，我们跟着搞SAR；别人搞InSAR了，咱们也搞InSAR；好，别人搞POLInSAR了，咱们又……我问搞高技术的，为什么你们搞SAR的时候，就想不到InSAR，干涉全息对你们并不新鲜。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应用上有此需求。我问搞应用的同样的问题，回答是，我们当时不知道SAR也能搞干涉。所以我们搞遥感基础研究，就要在搞技术与地学应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应用上有需求，就要敢想技术上怎么满足；技术上有新玩意，就要敢想怎么能用上。
经济观察报：汶川大地震时，你们的遥感帮上什么忙了吗？
李小文：很遗憾，没帮上什么忙。地震发生后，我就去查卫星，可惜能出高清图像的卫星刚刚过去，再绕到四川上空还要好几天，而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过去又很难，过去，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都要给某些部门递那种不规范的“信封”。
减灾委属于民政部，飞机是调不动的。民政部虽然管了一大批救灾款，权力也很大，但调飞机同样调不动。
经济观察报：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
李小文：那天，刚好是学校领导到我们在北郊的遥感所来视察。我在4点35分收到朋友发来短信，而我要在4点40分，也就是五分钟之后，向院长做汇报，因为对地震的情况还不明了，我就说了年初南方的雪灾。那次雪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雪灾是1月中旬开始的，我们以为气象局和减灾委都有遥感数据向中央报的，可直到1月29日，在国家航天局开会，才知道中央只收到零星的灾情报告，并不知道准确的受灾范围和严重程度。我马上跟国家遥感中心通了一个电话，询问怎么没人出图，对方说他们也很着急，一开始没意识到雪灾会这么严重，再加上连续的大范围的云盖天气，就没有出图。于是，我就用微波，赶在春节前给中央报了两期数据。微波是应急的，分辨率低，没有时间去验证，结果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把握。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遥感在实际应用中，还经常遇到尴尬的困境。
李小文：对。比如，若干年前，辽河大水，遥感估算的受灾面积只有民政部门上报数的十分之一，中央采信了遥感估算面积，这就让减灾委的同志很不服，骂我们是“乱摇笔杆”，但这不能怪遥感。当然，我们的水平也还不够，遥感图像是洪峰以后获取的，洪峰时过水面积更大，图像上反映不出来。如果有洪峰前后的多时相主被动遥感数据结合，加上数字高程模型、洪水的过程模型、地面水文数据，估算最大过水面积、淹没深度和淹没时间，就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灾情评估信息，这就要求从瞬间到过程，从二维到四维。但我们搞遥感的，很少能懂洪水的过程模型，这就要求多学科的交叉。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科学的发展？
李小文：温总理有一次也问起这个问题。要回答很难，但也有简单的现成答案，就是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说的那句话——科学体制要理顺，我给你们当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后勤部长”来理顺我们的科学体制吗？
李小文：跟以前比起来，国家现在总的科研经费投入是非常充裕的，但还是没人来当这个“后勤部长”。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在的体制仍然很繁琐，浪费了大家很多的时间，二是对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好像科学家们都在以搞课题的名义圈钱，不干事，把搞科研的人都像贼一样防。于是，有关部门就今天发明一个指标，明天又发明一个指标，三天两头搞考核。现在申请一个课题，六月份批了，十二月份钱才到，第二年三月份就要终期评估了，弄得想干事的科学家没时间真干事，都去应付考核了。这是长此以往形成的恶性循环。有的时候，我一年要评估五次，评估得太差了，别人又会觉得没有面子。事实上，并不是几篇论文就能代表科学事业的，为什么现在都拿论文来代表科学事业？发表了几篇论文，申请了多少奖，这就不是“后勤部长”该干的事儿。国家应该有一个发展规划，别让科学家每天都在写本子申请经费，应付考核。要想当好“后勤部长”，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怎么当，还是很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对现在的高校评估怎么看？
李小文：评估是应该的，但现在咱们评估组还要查教案什么的，搞得过于复杂了。这其实是很好办的事情。首先弄清楚学校是干嘛的，评估起来就很简单了。学校无非就是一个场所，进来的是新生，出去的是毕业生。你根本不用管他学校内部怎么折腾，只要看学生考进来时是什么水平，毕业时又是什么水平，流向如何，多少出国了，出国是什么学校，自费还是奖学金，多少进了公司，进公司的，职位是什么，工资是多少，按我这个办法来评估，不用派那么漂亮的女秘书来折腾，学校也没办法作弊。搞得越复杂，猫腻就会越多。
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科学家的学识和人品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小文：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Y轴代表人品。在X接近零的时候，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但随X增加，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所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柄斜向上。有时候，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把他们认识的、知道的人都作为一个个数据点，标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数据点，标上去，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什么时候注的。过段时间，再标注一次。三年五年以后，可以看看自己的轨迹，自我评估一把。当然，不用给别人看。
经济观察报：你把李嘉诚基金会奖励你的钱拿出120万成立了一个“李谦奖”，这“李谦奖”有什么由头？
李小文：一开始是想叫 “李嘉诚奖”，因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李先生出的钱，用他的名字最合适。但是奖金额度太小，老先生亿万富翁，知道了怕他会不高兴。就想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纪念李谦的文章。那篇文章写的是，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 “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就是说，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讲，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李嘉诚这样的老先生来讲，多这一点钱在手上，“感觉好”的增量为零，社会效益增量为零，也就是说钱对老先生的作用是非线性的。由于我只要有口二锅头喝，自我感觉就能特别良好，就能感觉自己已经出了线性区，进入非线性区，再加上我两个小孩都在美国，没什么负担，也不缺钱，所以就决定把李先生的奖励捐出来。一开始，我爱人和我母亲有意见，但我以李谦的名义说服了她们。
经济观察报：李谦是谁？
李小文：是我的长女。1969年11月生的。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月薪41块多，条件差，她因为营养不良，出麻疹时并发了肺炎，又没得到很好的照顾，1971年7月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十八个月的生命，当作一篇文章，向我爱人和我母亲说明年轻人更需要帮助的道理。
经济观察报：网上说你回到成都去，给你一栋330平方米的别墅。你怎么又回北京了呢？
李小文：这个说起来还挺怕新闻工作者的。很多话都是瞎掰的，主要是新闻炒作。情况其实很简单，我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成电的毕业生里就我一个是院士，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回去做做贡献，帮他们把成电遥感这方面的学科带起来，我也只是临时帮他们带带队伍，并没有把这边一锅端。那别墅不是给的，只是在成都时可以到那里住。我也没在别墅前照过相，你仔细看，报纸上那张别墅前的照片是剪了贴上去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经常要回成都吧？
李小文：我回去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在网上用QQ和用网易的泡泡来跟他们交流，不过，队伍还算是基本带起来了。
经济观察报：用QQ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你带队伍的方法可真够简单的。
李小文：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
比如，要在庄稼地里防麻雀，扎一个稻草人，给它插两把蒲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就够用了，这是最简单的，没必要找个真人或是弄个超女来站在那里。如果不清楚这个道理，就会犯错误。我上初中时，国家号召除四害，发动老百姓都去赶麻雀，不让它们落地，以为这样就能把天底下的麻雀都累死。但你想想，是先把人累死还是先把麻雀累死？
经济观察报：你的简单性原则是不是源于当时赶麻雀累着了？
李小文：没有，我当时偷懒来着。老师让自由组合，我们调皮的同学就自己组合到一起，用水壶罐满烧酒，躲在农民的地里喝酒。我喝酒就是那时学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