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强记事开始，父亲就有意识地让他接受红色教育。毛主席诗词、语录和“老三篇”是必读科目（图/本刊记者梁辰）
在全国各地，有这样一批“左派”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随当前的教育体制，希望孩子接受传统和红色相结合的教育。他们甚至希望建立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红色理想国”，去对抗“腐朽”与“堕落”。
特约撰稿李杨发自北京、南阳/编辑杨潇郑廷鑫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处暑之后的北京皮村依然炎热，吃过晚饭后，不到8岁的小家强光着脊梁跟着爸爸杨进志出去散步，他一边蹦蹦跳跳，一边用稚嫩的声音熟练地背诵着雷锋语录。
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到六环之间的皮村是一个城中村，一条贯穿东西的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随处可见正在施工新建或扩建的楼房。因为房租等生活成本较低，这个本地居民只有一千多人的村庄里居住着1.2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傍晚时分，从市区各处下班的人群回到皮村，熙熙攘攘，恍若市集。
家强的爸爸杨进志在北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上班，每个月工资3000到5000块左右，空余时间，他热衷于参与组织一些反对转基因的活动，也会义务帮忙组织一些聚会。
家强和爸爸妈妈租住在一间20平米大小的房间，只能摆得下一张床，床头边上堆满了书籍和资料。每个月房租200块钱，楼道里有公用的厨房，不过没有厕所。
今年12月9日才年满8周岁的家强有着这个年龄段孩子并不多见的想法。
“你最崇拜的人是谁？”
“毛主席。”
“还有吗？”
“雷锋。”
“为什么？”
“因为雷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44岁的杨进志对于儿子家强这7年多的成长很满意。这位来自山东临沂的父亲执着地对儿子进行着一种红色与传统混合的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他的教育方式显得相当特别。
家强3岁时，杨进志就带着他参观各地的红色景点，学会辨别“谁是好人，谁是汉奸”；家强5岁时，他把孩子送到离家千里之外的红色学校去上学，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他崇尚中医，崇拜毛主席，而对于带着“西方色彩”的转基因食品、肯德基甚至动画片都有着天然的排斥。毫无疑问，他想让孩子和自己有同样的价值观。
在这条教育的路上，杨进志并不孤独，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为数不少。他们甚至希望建立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红色理想国”，去对抗“腐朽”与“堕落”。
从娃娃抓起
家强今年年初刚从一所名叫太阳花的幼儿园转到皮村一所普通小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周家巷村的太阳花幼儿园紧挨着西六环，距离天安门近50公里。
这座隐藏在村庄菜园、果园中的幼儿园并不难找，一面以雷锋为核心周围环绕着潘冬子、刘胡兰、王二小等小英雄的英雄墙显得格外扎眼，刚进门就能看到毛泽东题词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个大字。
太阳花幼儿园名义上是幼儿园，但也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家强上的是小学二年级课程。
如幼儿园里的英雄墙和毛泽东题词所示，这所学校非常看重爱国主义教育。每逢“9·18”、“10·1”、“12·13”、“12·26”等重要日子，学校会通过讲解历史故事或者看电影等形式，让孩子铭记“国耻”、“国庆”、“国难”和“国父”。特别是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日子，还会一起吃长寿面，吃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观看开国大典等视频。
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后，由老师讲述学校英雄墙上小英雄的故事，比如雷锋、刘胡兰、草原小姐妹、王二小、小萝卜头等，教育孩子们以小英雄为榜样，形成一定的善恶是非观念。
毛泽东的好学生雷锋更是学习的重要对象，学校老师会根据雷锋日记改编歌曲教孩子唱。
家强闲着没事就会一个人哼唱起来，“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声音稚嫩，吐字却很清楚。
甚至当其他孩子在嬉戏玩耍时，小家强都会自己一个人拿起一本《雷锋箴言》看得津津有味。不过，家强有时候会跟爸爸说，“这里的书太少了，我还是想到河南去。”
家强怀念的这所河南学校是民主中学，是一所强调“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的著名红色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家强喜欢在里面翻书。
民主中学从小学到初中分成8个班，二三年级、五六年级分别合成一个班。在这里时，小家强没有固定的年级，每天在《东方红》的乐曲里起床后，当其他学生端正地坐着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弟子规》、《毛主席语录》时，他自己一个人在课堂上走来走去。他算不上民主中学的正式学生，来这里是要感受红色教育氛围。
被爸爸送到民主中学时，家强刚6岁，当被问到想父母吗？小家强回答：不多想。
不过太阳花幼儿园老师刘翠对家强最明显的感觉是，“他很依赖爸爸，几乎像个小女孩那样，他很爱依偎着爸爸。”
经历民主中学和太阳花幼儿园的熏陶后，家强不仅学会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和雷锋语录，闲着没事时，一个人还会习惯性地哼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色歌曲。
“左派”父亲
1970年，杨进志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一个乡村，他成长的年代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重启之时，那也是一个思想飞速跳跃的时代。
1985年，杨进志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无线电培训学校就读，他敏锐地发现，历史和政治教科书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有了本质的不同。
“前一年课本上讲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万岁’的内容，但我初中毕业后的下一年，课本上关于‘文革’的内容就变成了‘十年浩劫’、‘否定文革’。”杨进志记得，“好像突然就不提阶级斗争了。”
关于上世纪80年代历史教科书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石迎娟曾在毕业论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的变迁》分析，当1978年的教学大纲沿用至1986年，旧的教学大纲已经出现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国家教委颁布了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全日制中学历史大纲》，不再强调革命性，阶级斗争也仅仅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
“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去想，为什么同一件事前后反差那么多？”杨进志陷入困惑。
但来不及深入思考，从无线电培训学校毕业后，被裹挟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杨进志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铺，并很快凭借出色的修理技术一跃成为当地的小富翁。
1998年，杨进志租用了广播电视局的门面房开了一个家电商城。“很多政府部门采购电视电脑都来找我。”彼时的他风光无限。
2003年，合同还未到期，当地广播电视局执意收回门面房，双方一度闹上法庭，最终无可奈何的杨进志被迫搬走。
在这个过程中，杨进志深刻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如何“被小部分官僚把持了”，老百姓没有办法对抗。
因为以前做生意时经常跟工商、税务系统打交道，杨进志知道，这些系统招人时都是优先考虑领导职工子女，“工农兵上升的通道被堵死了。”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呢？”已经没有心思继续做生意的杨进志静下心思考这个问题，他弄了一台电脑，想借助网络寻找答案。
在2003年，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普通大众获取信息、通信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杨进志大部分的上网时间都在新浪UC聊天室和别人辩论，从57年反右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他和网友激辩这些是不是毛泽东的责任，。
在网上，杨进志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
“1956年八大中，中央成立了一个书记处，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都是由书记处来主持的，所以不能把反右扩大化的帽子扣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杨进志一贯的判断，“那时候，毛主席都退居二线了。”
这让他想起了年少时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后评价矛盾的不解，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开始拼命地在网上汲取毛泽东思想。
“养家糊口很容易，但改造社会很难。”杨进志并不担心生计问题，做生意时的积蓄至少够解决他一家的温饱问题。
警惕西方文化
杨进志结识了全国各地的红色网友，经常和他们交流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杨进志认为自己找到了上述问题的根源，“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落到实处。”
去年7月，记者在北京前门附近一家肯德基餐厅里第一次和杨进志见面时，他穿着一件陈旧的短袖T恤，脸庞消瘦，看上去颇像一位苦行僧，但精神饱满。
“如果普通劳动人民都能当家做主了，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杨进志讲起他理想中的发展模式时滔滔不绝，眼角上扬，说到激动处，他挺直腰杆，露出皮带扣上“八一PLA”的标志，这是一条解放军束的皮带，俗称“八一”皮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受年轻人喜爱。
有感于中国左派和右派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他说自己喜欢民主，不理解为什么右派总是鼓吹欧美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不就是最大的民主吗？”
2006年底，儿子家强出生后，杨进志开始将这些理念灌输给家强，生活中的琐事都成了他教育儿子的契机，他希望家强将来成长为“一个能够改造社会的人”。
在肯德基里，当记者和杨进志交流时，家强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我饿了”，杨进志熟练地从随身背着的书包里拿出两个白面馒头，掰了四分之一给家强，家强顺手接过，然后将馒头掰成一粒一粒，像吃零食一样放进嘴里。
看到周围餐桌上的小朋友吃着薯条和汉堡，家强并不吵闹着要买，依然吧唧吧唧地吃着自己的馒头。
“从小就培养家强吃苦的精神，很多时候一杯白开水一个馒头就是一顿饭。”杨进志以身作则，平时吃饭一般就是两个馒头加一瓶原料必须标注“非转基因大豆”的豆瓣酱。
最近一段时间，他参与到一个反对转基因的活动中，深感转基因食品会使“中国人断子绝孙”，索性连豆瓣酱也不吃了。
从肯德基出来后，家强摇晃着爸爸的手臂，依旧轻声地说想吃冰棍。
“可以买，但不能买商店里的，要买路边小贩的。”杨进志喜欢春风化雨般讲道理来教育家强，但轻声细语中又透露着权威和不容置疑，“路边小贩是穷人，我们要帮穷人，所以买冰棍。”
就这样，在炎炎夏日里，父子俩走出大老远终于找到了路边一个卖冰棍的小贩。
家强拿着冰棍，一边吃着，一边蹦蹦跳跳地哼着雷锋日记歌曲。
相比于生活中的点滴，杨进志更警惕的是，西方文化对孩子的毒害。
他不愿意让孩子看时下流行的动画片，却拗不过小孩的天性，所以也默许家强看一会儿，但时间不能太长，而且自己还要在旁边时刻提醒家强这些动画片里不好的东西。
“比如迪斯尼拍的《猫和老鼠》，孩子看了之后都说老鼠很可爱，猫很可恶，这就颠覆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毒害孩子的思想。”
今年8月，杨进志在皮村又新租了一间临街的房子，打算为家强建一个图书馆，原因是他发现皮村一家“立人图书馆”里摆放着的都是“宣传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书籍，他立刻感受到了威胁。
杨进志希望在新建的图书馆里摆放一些英雄人物、传统文化、历史典故等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进步书籍，供家强阅读。
但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让没有工作的妻子颇有微词，杨进志费了好大功夫才说服妻子，“这个图书馆既可以让家强多读些课外书，村里的其他小朋友也可以来借阅，然后让家强来参与图书馆的管理，提高他的组织管理能力。”
低调的红色教育
家强3岁时，杨进志开始带着他周游全国，希望能找到一所红色学校。
在寻找红色学校的旅程中，杨进志每到一处，都会带着家强去当地的红色景点，从家乡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到甘肃省高台县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山西刘胡兰纪念馆再到集体经济的样板南街村……
一路上，杨进志教育小家强如何辨别好人和汉奸，“接受红色教育首先让他有一个英雄主义观，再就是让他有好坏是非意识，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汉奸。”
到各地烈士陵园去得多了，杨进志发现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是被汉奸害死的”，他开始想编一本共产党的叛徒录，“已经找到了一两百个了。”
2009年底，在经常上的网站上，杨进志看到一个消息，“请关注支持17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河南民主中小学”，提到“民主中小学目前面临经营困境”。
这个“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学校一下子引起了杨进志的兴趣，他决定去这个学校看看，希望帮助这个学校，“这样的学校不能倒闭。”
2010年春节，在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四通镇的民主中学里，杨进志第一次见到夏祖海。对于“红色教育”的办学理念，杨进志十分赞同，特别是“分数根本不重要”的观点。
但此时，学校的办学情况却越来越不理想。
在这两年里，民主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从几百人到只剩下三十多个学生，校长夏祖海固执地认为是其他学校的人来挖墙脚。
“是学校的老师嫌工资太低都跑了，因为很多学生都是这些老师介绍来的，所以学生也都跟着老师跑了。”杨进志私下说。
为了表达对这种红色教育理念的支持，2012年秋天，杨进志将年幼的小家强送到民主中学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
2013年2月，杨进志带着家强回民主中学上学，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和他的孩子，朋友也想让孩子在民主中学上学。
此时，已经和杨进志熟悉的夏祖海告诉他，有个叫熊芳的老师在北京新办了个学校，教育理念和民主中学差不多，那里的教学环境或许会好一点。
在夏祖海的介绍下，杨进志带着家强又从民主中学来到了北京，同时也有部分民主中学的学生转到了太阳花幼儿园。
今年36岁的熊芳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她曾在民办中学教过书，也下乡支教带过小学生，她有在乌有之乡网工作的经历，后来还和在乌有之乡认识的几个朋友一同创办了大学网。
大学网是一个向大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平台，平时则通过跟高校的社团和老师联系，邀请诸如左大培、韩德强、张宏良等学者主办讲座。
太阳花幼儿园的骨干教师张天明，最早就是通过大学网和熊芳认识。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学了4年高尔夫草坪管理的他，原本可以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但接触了“像熊芳这样一批关心并想要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之后，也加入到幼儿园中来。
“跟我们的园长芳姐接触后，反思到我学的这个专业纯粹就是给有钱人跑腿服务的，还破坏环境，所以就不大乐意了。”来自湖南农村的张天明身材矮小、充满活力，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很容易和幼儿园的孩子打成一片。
但熊芳对外并不愿宣传自己是红色教育理念。
“我们现在强调传统教育，保护孩子个性，发展孩子天性。”她微笑着说。
“统一战线思想”
在全国各地，有不少家长和杨进志想法一样，他们不愿意跟随当前的教育体制，希望孩子接受传统和红色相结合的教育。
2012年7月，熊芳的太阳花幼儿园开园时，只有4个学生。
一年后，太阳花幼儿园已经有了三十多个孩子，其中有不少是全国各地红色家长送来的。
1980年出生的焦焦来自河南南阳，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上小学四年级，儿子上小学一年级。
去年7月，焦焦在正道网上看到韩德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太阳花幼儿园的教育模式后，将女儿从河南南阳的普通学校转送到太阳花幼儿园。
初中毕业后就没有读过书的焦焦是个做网络游戏的生意人，3年前，因为眼睛有问题找一位中医治疗，这位老医生不仅医术高明，帮他治好了眼睛，而且还经常上乌有之乡网站，会和他交流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焦焦很快就和这位老中医成为忘年交，并开始迷恋上了乌有之乡网站。
“可能是我从小身上就有一种与劳苦大众在一起的气质。”小时候，因为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焦焦从小就喜欢在父亲办公室里看《地球上的红飘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进步书籍。
不过焦焦的想法经常和父母的观念发生冲突。
大饥荒时，南阳地区曾经是重灾区，焦焦的父亲曾经跟着奶奶去湖北要过饭，所以总是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这是当时毛泽东的决策错误。
“可是亲身经历过不一定就明白真相，您要知道，那时候毛泽东早就退居二线了，虽然后来他说自己有责任，那是他老人家主动承担责任，但我们不能怪他啊。”焦焦转述和父母的辩论时提高嗓门，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他喜欢用“您”，眼神中透露着一股礼貌十足又胸有成竹的霸气。
和杨进志一样，焦焦也希望孩子能继承自己的理念。
为了帮助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校，焦焦先后去过苏州和浙江，参观过很多学校，这些学校虽然有别于传统教育，但大多都是读经班。
“在浙江一所专门读经的学校，这里面全部都是富家子弟，都是上百万的资产，都是有钱人上的，穷苦人家上不起。”记者和焦焦闲暇聊天时，他手里拿着一本韩德强的《中国反思》。
“河南民主中学办到最后，不被认可，太阳花幼儿园一定要被社会认可，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统一战线思想嘛。”焦焦说。
童童(化名)的父母是深圳红歌会的负责人，由于童童从小不能控制住大小便，经常拉裤子，在深圳没有幼儿园愿意收。经过朋友介绍，父母把童童送到了太阳花幼儿园，现在他已经能够独立生活了。
去年5月，把家强送到太阳花幼儿园后，杨进志来到位于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的雷锋资料展览馆做起了志愿者，义务帮助馆长何朝海宣传雷锋。
在杨进志的牵线下，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授予了太阳花幼儿园“雷锋幼儿园分园”的荣誉称号。
授牌仪式这一天，北京下着滂沱大雨，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秘书长何朝海和韩德强都冒雨从北京市区赶来，一些身穿印有“改造中国与世界”文化衫的大学网志愿者也赶来帮忙。
在杨进志看来，意识形态教育非常重要，他以“雷锋村”为例解释道，之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想授予一个“雷锋村”，华西村想要，但何朝海考察之后，却决定将“雷锋村”的荣誉授予南街村。
“虽然华西村的也是集体经济，而且发展得要比南街村好，但是总觉得华西村缺少点什么，南街村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这方面做得要比华西村好很多。”
孩子们的未来
去年8月，在距离周家巷10公里远的冷泉村，熊芳新开了一所分园太阳花自然教育学校，实行幼儿园、小学、初中混龄教育，这样，太阳花自然教育基地就有了北京海淀区周家巷总园和冷泉分园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部。
学校在2014年秋季学期招生简章中特别提到，“用爱心为流动儿童提供一个舒适而温馨的教育环境”，因此吸引了大量随父母来北京的外来务工子女。
虽然规模扩大，但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对接现实中的教育？如果将来没有文凭怎么办？
实际上，早在2013年3月，韩德强在出席太阳花幼儿园开学典礼时就谈到这个问题，主流教学模式可以发文凭，新型教学模式恐怕永远不能发文凭，没有文凭，怎么就业呢？
“今天有了文凭也不见得能就业。我们对现有的体系失望了，对现在教育体系教出来的孩子失望了。”韩德强自问自答。
因此，韩德强自信地表示，从技术出发，恐怕是更加扎实的工程师成长之路，“这也正是毛主席所主张的路。这样的学生，正是这广阔的社会最需要、最缺的学生。”
位于河北保定的正道农场距离北京一个半小时车程，是韩德强新的理想主义试验场。去年正道网迁往这里，这家因“9·18韩德强打汉奸”事件而上线的网站目前是韩的主要发声阵地。
去年和今年暑假，熊芳都组织太阳花幼儿园7-15岁的孩子到正道农场书院进行夏令营活动。在半个月里，这帮孩子上午集体劳动，下午集体学习，分3个阶段分别集中学习自然环境知识、劳动知识和中医保健知识及外治手法等。
曾在乌有之乡和大学网共事过的两位老相识韩德强和熊芳希望将来能在正道农场建立一个从小学一直办到大学的教育模式，“我们要将教育孩子、培养老师、引领家长、改善社区、改造社会等工作全面铺开。”
但不是所有家长都理解这种道路。“现在太阳花学校的孩子大多是周边的外来务工子女，那些来自各地的孩子反而都走了。”焦焦说，为了照顾女儿，妻子在幼儿园打工，平时做些后勤工作。
“家长们肯定会担心孩子的未来。”焦焦说。他以自己的孩子为例，“将来如果孩子因为文凭问题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出钱给女儿办一个幼儿园，让儿子去学中医，我出钱给他办个诊所。”
今年春天，同样因为理念上的分歧，杨进志选择让家强离开学校，进入了皮村一所普通的民办小学，在上一学期期末考试中，三年级的家强考了第一名，还发了一个奖状。
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也许是家强最累的一个暑假，他生平以来，第一次开始做暑假作业。“都没有时间看课外书了。”
不管怎么样，杨进志都认为，家强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改造社会的人。
“这是他的使命。”杨进志十分笃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