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单士兵
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配合公祭日活动，最近，有关历史专家编写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南京教育系统明确将其作为南京市中小学必修性地方课程。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南京大屠杀”很像是一个名词解释，数字和事件也只有寥寥数笔的简述，很难让人感受到血与火的悲情。这样的历史记忆，注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警示价值。而民间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表达，零散又错乱，无法传递出历史的真实理性。
这些年，日本一次次修改历史教科书，不断淡化那次屠城的血证，屡屡伤害中国人的情感，这都给如何记忆那段历史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南京将公祭读本变成中小学必修课，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文化选择。
对青少年开展专史教育是早就成为国际惯例，比如，以色列就要求小学三年级以上必须接受大屠杀历史的相关教育。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很多中小学生关于抗战历史的记忆与认知，都被抗战“神剧”固化了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诸如“手撕鬼子”的八路军战士、风流倜傥的抗战特工、长相猥琐的日本军官……这样的故事和形象严重扭曲历史真实，让严肃的历史增添太多流俗，弱化着历史教益警示的价值。
历史必须记忆，必须以最理性最合适的方式来记忆。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抗战史中一曲惨绝千古的悲歌，更是需要以真实、客观、理性的方式进行记忆。从这个意义讲，为这段历史记忆重建文化伦理，还原细节真实，厘清价值意义，就是一种公共责任。让国家公祭读本成为中小学必修课，则是补齐历史记忆这重要短板的重要一步。
很显然，公祭读本之所以值得期待，是因为它不同于历史教科书。读本可以提供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可以对展示对历史更加负责的鲜明态度，来与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形成最好的对接。当然，这套名为《血火记忆》、《历史真相》和《警示思考》的公祭读本，到底能不能让中小学生走出对历史苍白的记忆，成为他们的信史，来帮助他们成长为更加理性文明的国家公民。接下来，既要考查公祭读本的内容质量，也要考验传授者的呈现能力。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者张纯如曾这样说过。在今天，必须让生活在这座现代大都市的孩子们懂得，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深埋着冤魂，人类文明在那一刻曾经进入到暗无天日的地带，人性伦理在军国主义的野蛮暴力下可以沦陷到极致地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就要全面考验着我们如何以文化来记忆历史的能力，如何选择叙述灾难的话语方式，如何梳理和提炼着出更加理性的历史价值。
在历史教科书之外，在国家公祭读本之外，接下来，还应该有更多能够提供清晰记录和价值警示的好作品。毕竟，历史记忆不可能只靠“官方”来书写。事实上，全世界记录纳粹极权罪恶的最好作品，很多都是个体记录，都是证人声音。比如，维克多·克莱普勒《我会作见证》、安妮·弗兰克的《女孩日记》、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船夫日记》、埃利·威瑟尔的《夜》以及普利摩·利瓦伊的《如果这是一个人》，就影响着无数人。
只有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更有力量的记忆，那场大灾难的遇难同胞才能被以更好的方式来纪念，南京这座城市也才能应该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一块共同的哭地。这意味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不能再停留于过去那种碎片化的语言，切割式的记忆，表态式的呼喊，也不能简单固守在官方话语体系的僵硬框架。记忆“南京大屠杀”，同样需要写出像罗森塔尔那样的名作——《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遗憾的是，记录“南京大屠杀”最有影响的《拉贝日记》，作者也只是在中国经商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由此，不禁要拷问，是因为我们丢失了相关话语空间，还是没有这样的表达能力？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当代史，都是现实中的人们写给未来的历史。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让这个时代对历史记忆前进了一步，希望这样的一小步，能够推进文化对历史记忆的一大步。关于历史的记忆，注定需要更多有价值的读本，这也注定只能由我们每个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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