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接下来，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搜集了小兵的在校表现证明、家庭经济状况证明，听取了被害人意见，对被害人家庭经济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如果对案件做不诉还需要嫌疑人自己的悔罪说明。

　　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2005年初冬，他来送保证书和思想汇报，仍然穿着那件校服。他的文笔不错，保证书逻辑清楚，将这起案件的原因归结在自身性格内向、与人交际和沟通的能力差上，丝毫没有提及家庭的窘困情况。这更坚定了我做不诉决定的决心。这个孩子我不会看错的，他一定可以改好。

　　我最关心的是他上学的费用问题，我问他：“现在有钱花吗？”他说：“现在有点生活费。寒假回家办理贷款证明，争取明年贷款。”

　　证据收集齐全，我向院检察委员会汇报申请对此案作相对不诉处理，最终得到了同意。

　　第三次见面让社会多一些宽容

　　第三次见他是在2006年一月初，他来院里接受不起诉的决定。他只穿了一件秋衣还有那件校服。我问他：“不冷吗？”他说：“都是在教室和宿舍，不冷。”

　　宣布不起诉的仪式简单而正式。整个过程小兵依然是沉默，但是脸上写着坚定。结束后，小兵深深地向我们几位检察官鞠了一躬。齐老师代表学校也向我们鞠了一躬，并说：“学校非常感谢检察机关对小兵的处理，这给了他一个重返课堂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也为学校能够本着宽容的原则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行动感动。随同小兵来接受不起诉决定的还有这起事件的受害者小朱，两人已经成了朋友。宣布不诉决定后，他们握了个手，小朱拍拍小兵的肩，好像在说“哥们，坚持住！”我为这个年轻人的宽容而高兴。

　　小兵一行离开时，我拿出给他准备的小礼物——一款最新的快译通英语学习机，我看见他眼圈红了，但只是默默点头道谢，真是个内向的孩子啊！

　　2006年3月22日，小兵和学校的老师来到院里给我送感谢信，他依然穿那件校服，依然羞涩、内向。听老师说他现在的生活费用还没有着落，我的同事王俊清和张文娟，每人主动拿出了1000元钱。王俊清的书记员王克凡和小兵同岁，他得知小兵的家庭情况后也拿出自己一直没舍得用的钢笔送给了他。

　　我看见小兵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6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