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行窃抢劫被抓 拒绝招供被判三年(图)

　　小偷变成了哑巴

　　“那个人咋会是个哑巴？他偷东西时可是会说话呀。”当公安人员再次调查刘艳(化名)时，她不相信，小偷会在被抓后就变成了哑巴。

　　刘艳是太康县人，其父刘星(化名)在太康县城东关老十字街开有一副食品店，对那次被偷的经过，她至今记忆犹新。

　　刘艳说：“那天11时40分左右，我和俺爸都在商店里，俺爸在商店的门外面卖东西，我在厨房里给小孩做饭。做好饭后，我到商店里，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拿我的挎包，我问他干什么，他手往柜台下面指了指说：‘你没听明白？’意思是要买东西，那人是外地口音，说着就要向外跑。这时俺爸过来了，问是咋回事，我说那个人是小偷。俺爸拦着他不让走，我顺势把我的包夺了回来。”

　　“在打斗中我的手被他咬破了。”刘艳的父亲刘星说，“我紧紧抓住那个男子，他看跑不掉了，先是掰我的手指头，后用嘴咬，咬不开就用手打我。后来周围的群众赶来，才把那个小偷制伏，送到城关派出所。”

　　刘艳说的“那天”是2006年11月15日。小偷被警察带走后就成了哑巴，在接下来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一句话都不说，使本案成了“零口供”案。面对“零口供”，司法机关能对其定罪判刑吗？

　　审讯时困难重重

　　太康县公安局的预审员王昌永说：“这个人啥也不说，我们以为他是哑巴，就带着聋哑学校的老师当翻译，问了他一天，一个字都不说，连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

　　王昌永说，他们又换了个方法，给他纸和笔，让他写自己的名字，他在写下“12345”后，再不愿意多写。

　　“也许他认为，他不说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深挖细查，完善证据，勘验案发现场，重新调查受害人，并对知情人逐个进行调查，对被盗物品作出价格鉴定，使证据间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太康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明立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口供是7种证据形式之一，即使缺少口供仍然可以证明犯罪和打击犯罪。以侦查机关的现有条件，应当能够担负起收集其他6种证据的责任，侦查机关完全有能力，收集尽可能多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制作细致严密的勘验、检查笔录。现有的法医鉴定、痕迹鉴定、DNA鉴定、ABO血型鉴定等足以将其他证据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犯罪嫌疑人在以上证据面前无法抵赖。

　　“零口供”不等于沉默权

　　“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案子，‘零口供’的案子以前接触得不多。”太康县人民检察院负责批捕的副检察长司明贤说，过去检察院接到公安机关的报捕材料后，在决定批捕与否时，就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是否一致，各种证据间有无矛盾，从中发现问题，找出矛盾点，为公安机关提供侦查方向。而这个案件比较特殊，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就不存在矛盾点，只能深入调查，从知情群众的证言中来完善证据。

　　司明贤说，太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来报批捕材料时，虽然说犯罪事实存在，但不知道要逮捕的人叫什么，家住哪里，也不知道年龄多大。检察院接到材料后比较慎重，将案卷退查，同时指导公安机关侦查，要求公安机关查清“无名氏”的基本情况，对其作骨龄鉴定，看他是否到了负刑事责任的年龄。

　　2007年4月13日，开封顺天

司法鉴定中心受太康县公安局的委托，对“无名氏”作了骨龄鉴定，骨龄鉴定结果为18周岁，由此推算，“无名氏”作案时已到了负刑事责任的年龄。4月30日，“无名氏”被以涉嫌抢劫罪批捕。

　　“‘无名氏’不像个聋哑人，我怀疑他是装聋作哑。”张新勇是太康县检察院起诉科副科长、本案的公诉人，他之所以说“无名氏”是装聋作哑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张新勇接手案件后带领聋哑学校的教师去提审“无名氏”，“无名氏”就按着肚子，比画着饿了，让给他买吃的，吃饱喝足后，再给他打手势、问话，他就不看你了，也不接你的话，不和你交流。如果是真正的聋哑人，他会认真地看手势，而不会无动于衷。

　　张新勇说，虽然“无名氏”不开口说话，不为自己辩解，但他还是严把证据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后，才将其提交法庭审判。

　　“零口供”与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是不是一回事呢？张新勇认为，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学理上是不承认沉默权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说明我国法律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但是，法律不强迫被指控者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司法人员也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上述观点并不矛盾，对此不应理解为法律赋予被指控者沉默权，而应理解为司法人员不得强迫其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更不得刑讯逼供。

　　2007年6月8日，“无名氏”被提起公诉。

　　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

　　6月23日，太康县人民法院开庭对“无名氏”进行了审理。张新勇出庭支持公诉。

　　法庭上，“无名氏”仍是一言不发，一副我不开口奈我何的架势。

　　7月18日，太康县人民法院对“无名氏”涉嫌抢劫一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无名氏”采用暴力手段，抢劫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鉴于“无名氏”犯罪时不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无名氏”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

　　据本案主审法官说，让“无名氏”在送达回证上捺手印时，他反应极快，迅速后退，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捺手印。从公安局到法院，“无名氏”拒不捺一个手印。从被抓到审判，“无名氏”没开口说一句话，在看守所亦是如此。

　　对“无名氏”的“零口供”被判刑案，太康县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周新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口供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对其可以采信，但不能轻信，不能只靠供述定案，无口供就不定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是当场抓的现行，有目击证人和受害人的证明，证据很扎实，能证明“无名氏”有犯罪事实，对其定罪量刑不存在问题。鉴于“无名氏”犯罪时不滿18周岁，按照刑法的规定，对其从轻处罚。不能因为他不开口说话就放人，也不能因他不开口就加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还是以教育为主，以处罚为辅，做到不枉不纵。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吴金鹏认为，在“零口供”情形下定罪，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对其他证据审查认定能力的提高，目前科学技术手段提供的证据是“零口供”情况下刑事司法的重要证据，如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高科技技术手段带来的证据，这样对于司法人员的证据认定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面对这些挑战，司法人员必须更新司法理念，转换思维模式，增强对科学技术手段取得的证据的鉴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查明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正确地定罪。“零口供”案的意义不仅在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社会哲学的阐释，更在于它体现了刑事司法理念的一种进步，这实质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权的一种平等尊重与保护。

　　律师说法

　　就本案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任成宇。

　　问题一：“无名氏”是在偷东西时被受害人抓住的，检察院为何按抢劫罪对其批捕、起诉？

　　任成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抢夺、盗窃等犯罪活动中被发现，如果犯罪嫌疑人为掩盖罪行或者完成犯罪行为，对受害人或者发现人、扭送人等实施暴力、威胁等行为，则犯罪性质发生转化，转化为抢劫犯罪。我国《刑法》对此有明确规定。检察院以抢劫罪对文中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批捕、起诉等措施，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二：如果“无名氏”是聋哑人的话，能否对其从轻处罚？司法实践中有无鉴定被告人是否为聋哑人的要求？

　　任成宇：根据其健康状况，在量刑时可以个案考量。应当对被告人犯罪时的健康状况予以鉴定，因为涉及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主管恶性的认定问题。

　　问题三：“零口供”被判刑，你认为本案的意义何在？

　　任成宇：从基本法理上分析，“零口供”的核心内容是在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有犯罪情节供述的情况下，以其他证据形成的完整证据锁链作为最终定罪的依据。虽然目前这种理论还不完善，理论界还存在不同观点和看法，但司法实践中能够实现在“零口供”的情况下正确定罪，无疑是现代司法理念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产生作用的结果，全面贯彻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规则，做到了“不枉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