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父母的战争

　　贺梅在父母的窘境中诞生，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遭遇现实。贺绍强考虑过，再过几个月就可以修完硕博连读中的硕士课程，那时正逢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找工作很容易。贺绍强也跟几个地方接触过，得到的答复是拿到文凭之后就可以上班了。因此，他们夫妻深信，即便没有孟菲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只要能够熬过毕业前这几个月，生活依旧可以渐入佳境。

　　他们因此与“中南基督徒服务中心”(MidSouth Christian Service)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看护协议。这种临时帮助抚养小孩是此机构的一种标准服务，填了长长的印刷表单后，贺梅通过此机构被委托给当地白人贝克(Baker)夫妇。双方第一次见面，罗秦对贝克一家印象很好，贝克太太给她的印象就像“《飘》里的黑妈妈”，“家里那么有钱但还是很朴素，穿着旧皮鞋还没有穿袜子”。在贺梅之前，贝克夫妇已经临时照管过10个孩子，双方约定，从1999年2月24日到5月24日，贺梅寄养于贝克家。

　　双方一开始相处融洽，已经有3个孩子的贝克太太还教罗秦如何照顾小孩。麻烦在1999年4月27日到来。由于孟菲斯大学的积极参与，警方重新受理了针对贺绍强的指控，并且从“性骚扰”升级成为“性侵犯”。当晚，正在大学宿舍里守夜的贺绍强被警方逮捕，他于次日获保释。在罗秦的支持下，贺绍强做出决定，拒绝庭外和解，要求交于陪审团裁决，弄清是非曲直。可真正打一场官司，比他们想象的麻烦得太多。他们没钱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法庭指派的，后来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其间陆续经历过几个律师，也多有摩擦。罗秦说来还有些生气，“让他们去申请调齐晓军的电话清单，证明她当天打电话给老公哭诉是撒谎，但他们根本不尽力”。事实证明罗秦的坚持是对的，清单显示，齐晓军与老公分离后的电话并不多，当日的通话也只有1分钟时间，这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之一。

　　3个月很快会过去，涉案后，贺绍强夫妇想过托人把女儿带回重庆，女儿的护照是5月下来的，贝克夫妇也在5月请了律师，以办医疗保险为由(贺家为贺梅申请保险被拒)，主动要求贺家签监护权转让的文件。在当时的贺氏夫妇看来，犹如雪中送炭，他们因此更加感激。双方的文件在1999年6月4日正式签署，这是一份没有具体时限的“临时监护权”(Temporary Custody)文件。在签订时，贝克再三保证并不是想收养贺梅。当时在场的还有教堂的Kenny Yao博士，但并没有法官。见证方仔细解释这只是一份临时文件，他们可以随时要回孩子。贺氏夫妇于是放心地都签了字。

　　可贺氏夫妇的情况看起来每况愈下，当年9月，孟菲斯大学就“性侵犯案”举行听证会，正式取消贺绍强的学籍，这意味着贺氏夫妇在美国居留的合法身份出现问题。次年3月，贺绍强重返亚利桑那答辩，准备取得文凭后回国。其间罗秦有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旅游机会，贺绍强带着她沿途顺便去看大峡谷散心。但她并不觉得快乐，此事后来还成为攻击他们不爱女儿的把柄。

　　而在贝克夫妇那边，监护权取得后，贝克太太开始写一本记录，她说此记录的目的是“怕发生什么变化”。这份记录后来同样呈交法庭，第一条记载就是6月4日，“取得监护权”。1999年10月3日的记载:“他们(贺家)想知道能否下星期天带Anna(贺梅)去一天。我告诉他们不行～Casey(罗秦)因此心神很乱，很大声地哭。他们很快就走了。Jack(贺绍强)总是说有朋友还有教堂的一个医生想看看Anna，我们告诉他们她不需要看医生，谁要看她可以到我们家来……我们感到Jack将有新动作。我们要把探望改成两周一次……我们看出来Casey想来得更多……Jack非常坚持和专横……Jerry不在家时不能让Jack来。”

　　经历了官司之后，再由贺氏夫妇来叙述，“一切都像是个陷阱”。除了日记外，贺绍强还列举出后来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言，两年前贝克夫妇就在当地领养机构提出申请，希望领养一个亚洲小孩。贺绍强还强调了一个细节，贝克先生的公文包里经常放着《圣经》，他曾对贺绍强说，“认识你是上帝交给的一堂功课，我要交出完美的答卷”。

　　2000年5月贺绍强完成答辩，取得亚利桑那大学的硕士学位，但因为刑事案，他不能离开田纳西州，只能在中餐馆“打黑工”，罗秦也一样。但两个人的经济情况反而因此好转起来，贺绍强做到了中餐馆的经理，每月有2600美元，罗秦当服务员也有1000多美元，两个人马上租了更好的房子，准备接回女儿。也因此与贝克夫妇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在2000年6月成为诉讼。孟菲斯法院就此事举行听证会，拒绝贺绍强的请求，理由是他有刑事案在身，夫妇俩都没有正式工作，不具备抚养贺梅的经济能力。

　　“性侵犯案”也在当年12月第一次开庭。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罗秦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那段时间“每天起来都必须告诉自己，不能死，不能疯，要撑下去”。“性侵犯案”拖了3年，而在美国的正常司法程序里，这种案子1年必须有结果。他们在胜诉之后，向齐晓军提起了索赔5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但齐晓军没有应诉，罗秦花500美元请过私人侦探，也没能找到齐晓军夫妇接收诉状，只能不了了之。

　　贺梅的“监护权案”也是四处碰壁。从孟菲斯地方法院到田纳西州巡回法院、上诉法庭和最高法院，所有司法程序他们都走了一轮，最终的胜诉在2007年1月23日到来。这时候的罗秦，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2003年之前，形势完全一边倒，贝克夫妇是当地的中产之家，拥有超过40万美元的“非常高级”的住宅，而贺绍强，不仅刑事案在身，还没有合法居留身份。贝克夫妇也表现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和态度，不惜重金聘请南部著名大律师，在“性侵犯案”外，又促使移民法庭对贺氏夫妇进行审理。2002年6月，因为中国驻美使馆出面干涉，一封特快专递在庭审时到达，才使得贺绍强夫妇获得了在美国的暂时居留权，等待贺梅案的结果。

　　而2003年“性侵犯案”定论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到贺梅案中来，从道义、金钱和法律上给予支持。这里面既有2002年就参与进来的岳东晓，也有加拿大湖南同乡会的李海航，还有已经在加州执业的律师李兆阳、孟菲斯当地的侨领蔡金良。与岳东晓的不在乎“性侵犯案”不同，蔡金良“观望”了差不多1年，等到判决出来，才积极参与进来，“做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比如组织拍卖捐款、在贺绍强东躲西藏打黑工的时候替他照顾罗秦和后来生的两个孩子，这让贺绍强始终心存感激，也因为蔡金良的影响力，“当地华人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化了”，以前是被人像瘟神一样躲着和背地指戳，现在夫妻俩重新有了朋友。

　　一家人的团圆

　　贺梅在这种纷争中长大。她和贝克夫妇的小女儿同吃同睡亲密无间，这些都被外国电视台的镜头所记录。而罗秦，情急之下不惜举着牌子在贝克家附近等待女儿出现，被关押过一天。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之后第3天是贺梅的8岁生日，是在两家人的共同参与下度过的，至少在这个女孩面前，两家人达成了和解，尤其是贝克夫妇，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承诺，不在贺梅面前哭泣。在贺氏夫妇决定回国的时候，贝克一家也来送行，他们用力抱起这个女孩，亲吻着她，再大声告诉她，“你有两个家庭”。

　　贺绍强一家于2008年1月10日回国。在北京机场出站，一家5口，10多个箱子，全由罗秦来指挥，贺绍强牵着孩子站在一边，说自己负责照顾小孩。罗秦的弟弟去机场接她，心里对这个姐夫很有气，说如果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真想把贺绍强打一顿。他在路上感叹，“你不止有3个孩子，是4个，你丈夫也是一个”。罗秦笑说，在美国，官司逐渐有了转机后，相识的外国朋友也这么跟她说过。而且不止一个人问过她，“为什么不离婚？”罗秦都只是笑。原因她自己也分析不上来，反正这个她看来“不自信”、“没主见”的丈夫，依旧能够吸引她。

　　说起往事，罗秦没有任何抱怨，也不会把磨难归咎到贺绍强身上。她也不恨齐晓军了，甚至觉得“她到后来也是逼于形势”。她开始能够退一步换一个视角来看所有事，“到后来都是逼不得已了”。贺绍强在贺梅案中途都想过放弃，机会看起来太渺茫。反倒是罗秦，执拗地始终如一。

　　同样执拗的人还有岳东晓，当年的北大学子，后来的留美硕士，在加州拥有自己的IT公司，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喜好在网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地缘政治之类的文章并与人论战。贺梅案原本跟他没有一点关联，2002年他看到新闻和网上的论战后主动和贺绍强联系，贺绍强给他寄去了许多案卷的复印材料，还包括“性侵犯案”的录音。此后，岳东晓就开始关注贺梅案的每一步进展，自己钻研美国法律，最开始是在网上与人论战，后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他自比金庸笔下的张无忌，在大量阅读法律书籍并运用物理学方法钻研之后，突然间融会贯通了。事实也如此。针对在贺梅案审理中做出不公判决的两名法官，李兆阳和岳东晓迅速反击，提出了若干罪名，以致两名法官自陷困境。

　　每一步的胜利都让岳东晓备感鼓舞，也更深地参与到贺梅案中。他与贺氏夫妇第一次会面已经是2006年，应对最后的诉讼。这时候的岳东晓，已经让贺绍强视为“半人半神”的战略家了，他还会想起与岳东晓最初的沟通，对方在电话里就提纲挈领，借用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判断这场官司既不能持“速胜论”，也不能持“亡国论”，必须坚持“打持久战”。

　　此次贺氏夫妇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岳东晓自愿同行，目的是看着贺绍强落实工作，他说，既然跟了这么久，当然希望看到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背后还有另外一重原因，贺梅案在美国引发的关注远胜于国内，在贺氏夫妇启程前，2月8日，ABC的著名节目20/20，制作了一期贺梅的故事，回顾整个官司和女孩的成长，也表现出对她未来命运的关注。

　　岳东晓最激动的那一刻，是2月10日走出北京首都机场，他牵着贺梅和她的妹妹，从ABC早已准备好的摄像机镜头前走过，当初贝克先生曾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地宣告，将会动用一切方法，禁止贺氏夫妇将贺梅“运送”回中国，岳东晓要说的是，看，“我们回来了！”而贺梅，并没有太过于激动的情绪表达，因为不懂中文的缘故，她格外依恋母亲罗秦。

　　贺绍强正在努力找工作，罗秦又感觉到了丈夫的不自信，“好多事都要岳东晓来拿主意”，当然，还有她的认同。贺绍强在重庆的几次申请被拒绝了，好在长沙的一所职业学校给了他回应。校方在媒体见证下对贺家非常热心，不过谈到最后合作，双方的态度都很谨慎。在事情确定下来之前，校方并不希望公布学校名称。与校方的接触过程，岳东晓几乎是全程陪同，比较起来，更显出贺绍强的老实和不善交际。当有人向他论证这所学校的优点的时候，他会认真谛听，然后叫住自己的妻子——她多半都在忙于照看身边的3个孩子——“罗秦，罗秦”，再把那些话复述一次，要看到妻子认同的笑。

　　贺梅重新回归贺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贺绍强和罗秦都感觉到，女儿比他们想象的更懂事成熟。他们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女儿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弃婴，他们都不敢细问。好在几个月后，贺梅迅速和她的新伙伴——弟弟安迪和妹妹艾薇塔玩到了一起。她当然还想念着贝克家的小女儿，她脖子上的那条银色项链是临别时的礼物，被问到这礼物时，她会突然沉默。她很快成为新家庭里最有号召力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她的带领下，乐此不疲地玩着破译岳东晓宾馆保险箱密码的游戏。她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在中美两种文化差异引发的论争中，被持续关注。她的幸福，看起来附加了更复杂的期待。-

　　(本刊记者杨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