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受害者哭诉背包党罪行 儿子被害父亲自杀(图)

　　老万拿着儿子的遗照，来到当年发现孩子的地方。他一直认为，儿子2003年是被“背包党”拐骗殴打后扔在这里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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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已经过去很久的案例，是在本报等多家媒体对“背包案”进行大规模报道之后，最近才浮出水面的“旧闻”。在这两个案例中，按受害者亲人的叙述，“背包党”的行骗和暴力导致了两个生命的消亡。

　　虽然我们通过约一周的连续报道，已对“背包党”的伎俩、组织、危害都有了一定了解，但生命的消亡使这两起“旧闻”仍有重新叙述和审视的必要。

　　这两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截至昨日，已有上百名读者致电本报，讲述自己或者亲人被骗的经历，谴责“背包党”的恶劣行径。

　　医生万先生：儿子获救时血染荒郊　　　

　　是“背包党”害死了我的儿子，毁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一定要找他们报仇，甚至是同归于尽。

　　——痛失爱子的老万　　

　　站在罗冲围金沙街一家藤厂附近的小路边，来自湖北的老万黯然神伤。“我没想到广州火车站这么复杂”，儿子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留给老万锥心的疼痛和最深刻的仇恨。

　　老万的儿子名叫万思高。2003年，读大三的万思高坐火车来到广州，数日后被发现躺在荒郊，后送院不治身亡。老万根据情形判断，儿子应当是下了火车被人所骗，这才丢财丧命。他把矛头指向长期在火车站一带拉客行骗的“背包党”——“是他们害死了我的儿子，毁了我们一家的幸福”。　　

　　大三学生患病来穗

　　万思高是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法律系的学生。据该学院院长助理何教授介绍，万思高身高1.8米左右，长得很灵气。2003年5月，他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正准备报考中山大学管理系研究生。

　　不幸起始于非典期间。当时，万思高心情烦躁，睡眠不好，食欲不振，并出现持续性头疼、胃痛，经校医诊断患有胃病、神经官能症，不能参加考试。因无法在校坚持学习，万思高请求到广州市找当医生的父亲，并向学校写了书面申请，办理了缓考手续。

　　万思高的同宿舍男生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叙述：“他(万思高)总是说回家感觉很好，回到家可以吃到妈妈做的好吃的菜，他也总有个愿望，就是以后工作结婚，也跟爸妈住在一起，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很好。”　　

　　咽喉有掐过的指印

　　2003年6月26日，本该是万思高从西安抵达广州的日子。但直到当晚，老万仍然没有得到儿子的音讯。他忙向学校和湖北老家打电话打听，却无人知道万思高的行踪。

　　获悉儿子的下落已是5天之后。老万清楚地记得，2003年7月1日晚10时许，110打来电话告知，万思高被人发现躺在罗冲围金沙街的荒郊小路边。老万心急如焚地赶到现场，儿子昏倒在草丛里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白色的校服上到处都是血迹，下身穿着一条短裤，随身携带的商务通、手机等全都不见踪影，脚上穿着的耐克凉鞋变成了一双破皮鞋。老万大声呼唤，儿子轻轻呻吟了几声。“还活着！”老万赶紧把儿子送到

　　藤厂的两名保安称，最早有人发现受伤的万思高是在6月28日，当时还以为是一具尸体。附近菜地的一名菜农则称，万思高在草丛里躺了两三天，身上除了学生证别无它物。

　　经医生检查，万思高咽喉处有被掐过的深指印，肩部、膝部和腿部多处都有伤痕。2003年8月3日9时23分，23岁的万思高呼吸心跳停止，永远离开了人世。　　

　　“我要报仇，甚至同归于尽”

　　从儿子受伤昏迷到死亡，老万记得儿子一共只说过断断续续的3句话：“爸爸，是警察救了我”，“爸爸，我想不到广州火车站会有那么复杂”，“这些坏人浑水摸鱼，一定要惩处他们”。

　　老万觉得自己找到了线索，“年轻人刚下火车，肯定是被‘背包党’骗了，搜光钱财殴打一顿后抛在荒郊野岭”。他对此非常懊恼，他说事情其实有过前车之鉴——以前，他有个湖北老家的亲戚，在广州火车站被一伙人骗到新市，后来逃跑出来才躲过一劫。老万还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儿子，结果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仇恨，我现在内心只有仇恨。”老万握紧了拳头，一遍又一遍地跟记者叙述他对“背包党”的仇恨。

　　事隔两年，万思高死前究竟遭遇了什么，迄今为止仍是个谜。老万一直把凶手锁定为长期在广州火车站一带骗人害人的“背包党”，他恨得咬牙切齿，“我一定要找他们报仇，甚至是同归于尽”。

　　湖北朱先生：遭脱光搜钱　老父自杀　　

　　父亲留下来了，但从来不笑，经常偷偷流泪，住了半个月就走了。老人临走时说，“儿子，我把你这条路竖起来了(方言：指永远不来广州了)。”

　　——失去父亲的朱先生

　　“5年前，父亲被“背包党”抢劫，脱光衣服，遭受很大的羞辱，1年后抑郁自杀了。”前天，广州军区军官朱先生向本报投诉。　　

　　电话那头老父在哭

　　200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朱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本地电话，电话那头，他的父亲朱德松正在哭泣。“住在湖北农村的父亲怎么突然就来了？”朱先生很疑惑，但来不及多问，赶紧去接父亲。

　　“父亲想给小孙子一个惊喜！”朱德松的三儿子朱三郎说。1999年，广州的大哥生了儿子，父亲就在老家忙开了，按照农村的习惯，找人打制长命锁等银器。一切准备好后，老人未打招呼就坐火车来广州。

　　朱先生称，以前父亲也来过广州，但都是白天到的，这次火车提速了，夜里抵达。他赶到荔湾小学旁边时，看见父亲坐在地上，头部有淤血，衬衫也烂了，掀起衣服，只见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父亲见到儿子，失声痛哭，说出了事情原委。

　　那天凌晨4点多，老人朱德松刚下火车，天空下起了雨，旁边停有一辆残旧的中巴，3名操着湖北口音的男子在车上喊着，“老乡，快上车躲躲雨”。朱德松没想太多就上了车，随后又上来几名旅客，基本上都是老弱妇孺。

　　大概凌晨5点，天还没亮，车门突然关上开车了。朱德松开始担心，问怎么回事，车上那些男子突然变脸，不让大家出声。车开到一个高架桥底(后经寻找在彩虹桥附近)停下来了，七八名男子命令车上的十几名乘客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大家明白进了贼窝，都不敢反抗。朱德松不愿交出给孙子的礼物，动作稍慢了一点，对方立刻冲上来拳打脚踢。　　

　　被脱光搜钱后赶下车

　　后来歹徒怀疑有人将钱藏在衣服里面，又命令全部人不分男女都把衣服脱光，连裤衩都要脱掉。朱德松不愿脱，又遭到毒打。财物都刮光后，歹徒强行将光着身子的乘客赶下车。有些被抢的人身无分文又不熟路，死活不肯下车，歹徒就强行拽下车，连娃娃大的婴儿也扔下车。乘客全部赶下车后，歹徒才把衣服扔下车。

　　朱德松穿上衣服，在彩虹桥附近流浪，后来走到荔湾路荔湾小学附近，被一个晨运的好心老伯发现，上前询问他的情况，然后通知其儿子前来。

　　朱先生说，他见到父亲时非常心痛，也很着急，一开始还埋怨父亲，“怎么一声不响就来了，说一声我去接你，不就什么事都没了”。父亲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当即就说要马上坐车回老家，再也不想呆在广州了。朱先生劝不住，忙说求父亲回家看一看小孙子。

　　朱先生说，父亲虽然留下来了，但从来不笑，经常偷偷流泪，住了半个月就走了。老人临走时说：“儿子，我把你这条路竖起来了(方言：指永远不来广州了)。”　　

　　父亲原本活得“骄傲”

　　朱先生说，父亲在当地农村做过会计，书法也很好，是当地的名人。母亲虽然早逝，但父亲的生活并不是很封闭，天天有人聊天。老家邻居魏某称，朱德松在村里活得非常“骄傲”，3个儿子有本事，全部在外面，还有个在广州当了官，老人经常在众人面前谈论儿子的好。朱德松去广州时，整个村的人都知道，可回来后，老人就很少说话，从来不提在广州的情况。三儿子朱三郎解释，父亲很在乎自己的名声，被歹徒脱光衣服的经历令他受了很大侮辱。

　　朱三郎说，父亲一直很开朗，他经常和父亲开玩笑，好像是兄弟般相处，反正就是开心，可这件事以后，父亲就变了，每天就关在家里，不理睬人，原本硬朗的身子骨也差多了。1年后，儿子们突然接到噩耗，“父亲喝农药自杀了”。

　　邻居魏某说，朱德松为什么自杀，他们也想不通，只知道他从广州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似的。朱德松的儿子们则认为，父亲是因为在广州遭抢，受到侮辱，最后因为抑郁而喝农药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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