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出具的工作鉴定 资料图片

所在单位的书面答复

　　60岁的张昕昕说话语速很快，说起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如数家珍。由于常常沉浸在自己遭遇的命运波折与不公境遇中，他时而伤心哽咽，时而怒目拍案。

　　由于长期从事纪检工作，他养成了每一件事情都做详细记录的习惯。文字工整，过程详细。

　　他曾经是北京市纪委、监察局表彰过的优秀纪检干部，担任过副处级领导，查办过一些案件，由于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被一些微妙的人际关系所不容，随后，迎来了宁折不弯的命运拐点。在正式上访申诉之前，他从事的工作是一所高校的学生宿舍管理员，每天在宿舍楼道里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第一天“上岗”打扫卫生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你把一个纪检干部的名誉全给毁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名纪检干部从事业的巅峰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宕起伏中，他又为何走上了上访路？

　　从信访到纪检

　　张昕昕，生于1952年，曾经在辽宁省开源市当过知青，后来参军，在铁道兵部队当了4年兵，复员到北京市工作。1979年，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做了8年的信访工作。“处理了几千封群众来信，承办过几百件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批件”，回忆8年信访工作，他感悟信访工作是“了解百姓疾苦”的渠道，因此也对无数上访者的遭遇寄予过深深同情。

　　后来，北京市委组织部抽调一批干部到各高校担任联络员，张昕昕被选中了。他记得，离开信访办的时候，同事们依依不舍，“小张，别走了，留下来吧。”一位领导诚恳地挽留。确实，由于经常自告奋勇加班，他给领导、同事们留下了良好印象。友好、团结的工作氛围，也让他有所留恋。但在张昕昕的心里，信访整天就是“打官司告状”，对于已经干了8年的他来说，渴望一个新的起点和工作环境。他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1990年底，张昕昕调入北京联大文理学院从事专职纪检工作。两年后，他担任了监察审计组副组长，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并在1994年至2003年，担任北京联大纪委委员。

　　从事纪检工作之初，他渐渐发现，这个工作的特点就是“得罪人”。“社会风气不正，人际关系复杂，得罪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圈子人，甚至是背后的领导。”张昕昕面色凝重。

　　查办某校办公司，证据扎实，相关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但一年之后，一位领导下令让张昕昕重写调查报告，硬将责任人的问题“拿掉”。

　　像公款私存、截留私分、干部搞传销等线索，张昕昕几乎过问一起，就得罪一批人。

　　多年后的一天晚上，他早已调离纪检岗位，只是一名宿舍管理员，一位曾经遭查办的干部跑到他面前大骂：“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当年整我。”

　　“谁整你？你想找茬报复吗？”张昕昕十分愤怒。

　　对方不依不饶，用手“刮”到了张昕昕的后脑勺，扒开他头上不多的头发，故意让秃顶“露”出来，以此羞辱他。

　　在纪检岗位上工作的日子里，有人公开威胁，有人暗中刁难，张昕昕只能默默承受。

　　1995年3月16日，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发出《关于表彰办案有功集体和个人的决定》，称在反腐败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办案，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并要求“以他们为榜样，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中去”。

　　张昕昕就在表彰之列。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颁发的“荣誉证书”称：张昕昕在办案中作出显著成绩，荣立三等功。“这种荣誉，一般人不愿意要，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张昕昕说。

　　命运的拐点

　　1995年，北京联大党委撤销了学院一级的纪委，使得张昕昕一夜之间失去了“组织”。

　　撤销了纪委，各学院设一名专职纪检监察员，张昕昕有一种被“吊”起来的感觉。“没有机构、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没有相应职权，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开始反映“体制不顺”的问题，没想到，得到的答复竟是“就这种体制，能干就干，不能干自己找地方调走。”

　　寒意袭来，性格耿直的张昕昕经历着更为严峻的人生考验。随着再一次的“人事制度和机构改革”，张昕昕的专职纪检员岗位也被撤销了。一位领导当面对他说：“你不适合当干部。”

　　竞聘其他岗位，不出意料，他落聘了。

　　落聘后，张昕昕问领导：“我是因为机构精简下来的，还是表现不好下来的？”

　　“是根据群众测评和票数多少来综合考虑的。”

　　“我愿意听群众意见，以后改进工作。”

　　“群众的反映不能对你说。”

　　“哪个人背后能没有反映呢，有人无事生非也当成群众反映？”

　　张昕昕怒了。

　　几经周折，在北京市教育纪工委领导的再三过问下，张昕昕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

　　还是一样的嫉恶如仇，还是一样的“眼里揉不进沙子”。由于向上级反映“干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他再次得罪了人。

　　到图书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在一次“改选”中落选了。这一次，他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做管理员。不过，他还不能算“后勤”的人，而是“借调到”学生宿舍的。

　　在学生宿舍扫地、打水，甚至在几个学生宿舍之间来回“检查卫生”，后勤聘来的两名合同劳务工，是真正的“宿舍管理员”，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干部”，只能不断恳求他“别瞎搅和”，不要影响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奖金计算。

　　“这种耻辱我无法忍受”，被安排“管理宿舍”之后，张昕昕来到北京市纪委，开始了“上访”，越级提出控告申诉，反映自己遭受的“被打击报复问题”。一位以前熟识的纪委领导了解他的情况，含着眼泪说：“纪检干部怎么能到了这个份上，还是先借调出来吧。”

　　境遇会因努力工作而改变？

　　2005年9月，张昕昕暂时离开了学生宿舍，在北京市纪委的安排下，他被借调到北京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在该办公室督查组工作。

　　一年多时间里，张昕昕得到了特殊意义上的保护，他工作得更起劲了。

　　北京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张昕昕同志工作鉴定》称：“一年多来，他共办理领导交办的各类非正常访案件86件次，办结率为100%，起草制作各种文件256份，共计55000多字。”

　　鉴定称：“在下乡期间，他带病坚持工作，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开座谈、查案卷、下现场、进矿山、走村庄、访农户，共检查督办了71件挂账案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和市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受到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在鉴定结论中，“市联席会议督查组一致认为，张昕昕同志表现优秀，不争名、不为利，在维护首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工作中作出了突出成绩，是北京市信访工作战线中的先进代表。请市纪委及所在单位予以表彰奖励。”

　　对此，曾和张昕昕一起在派驻工作组下乡工作的组长刘明耀认为，“张昕昕工作积极主动，认真细致，有自己的见解，也有一定办案经验，克服了身体不适等困难，带病坚持工作，应予表扬。”

　　然而，2007年3月，张昕昕结束借调，回到联大文理学院，等待他的，依旧是严峻的现实和没有丝毫改变的环境。

　　一位领导告诉他：“你是我们学院管的干部，不归市纪委管。市纪委不是我们的上级单位，他们的意见我们可听可不听。”

　　这回，张昕昕被分配管女生宿舍。张昕昕十分为难：“我一个大男人，管女生宿舍也不方便啊。”他回忆“尤其是夏天，女生穿得少，更让我难堪”。好在，女生宿舍管了没几天，就让他负责一个临时搭建的男生宿舍。

　　穿着工作服，脚上蹬着雨靴，张昕昕冲完水房冲厕所。走在校园里，他发现，跟自己主动说话的熟人少了，有人躲着他，有人见面不打招呼。此情此景，让张昕昕感觉自己“抬不起头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我犯过什么错误吗？”

　　无法实现的诉求

　　此后，他先后向北京联大党委、纪委，北京市教育纪工委，北京市纪委反映情况，多次寄送书面材料，也多次与各级领导面谈。但自己所在单位和直接领导的答复基本是他反映的情况“没发现”、“不存在”、“不可能”等。

　　比如，对于他提出“调回北京联大纪委工作”的诉求，官方的书面答复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做“不合适”，“如果张昕昕同志有交流调出的机会，我们将大力支持。”

　　在张昕昕看来，这样的答复，跟当初“能调走调走，没人安排你”的说法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是正式书面答复，语气变得“委婉”了。

　　对于他反映的导致进一步被打击报复的“图书馆党支部改选中存在的不正常情况”，领导的回复是“经查，尚未发现有违反组织原则和违反干部政策的事实，尚不能追究有关责任”。

　　持续不懈的努力，不断引起各级组织和领导“重视”之后，出现的唯一变化，就是所在单位终于承认并补发了扣发他的工资。比如，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委员会曾书面答复称，“关于扣发张昕昕同志考勤津贴问题，图书馆是按照学院和图书馆考勤相关规定执行的，并无不妥。”而在2011年6月7日，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委员会作出的“书面答复”称：“从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看，不存在对张昕昕同志打击报复和个人歧视的问题，但是学院在工资管理中存在纰漏。学校决定：再次补发张昕昕同志2006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间工龄津贴和职务津贴共计6920元，因还要追回2006年2月至2007年3月期间多补发张昕昕同志的目标津贴2800元，实际补发张昕昕同志4120元。”

　　由于北京市纪委领导的多次过问，以及市纪委多次派人赴北京联大协调此事，张昕昕离开了工作3年多的学生宿舍，被安排了一个“闲职”——校友会办公室副主任。随后，他主动将这一职务交出，仍然期待着组织上能给他一个负责的结论。“十几年的艰难与苦涩，与纪检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个人付出了极大代价。每当我回想起这些苦涩甚至屈辱，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说起以往的感受，他异常悲愤。

　　至今，他坚持认为，有意通过改选、改革等名义，试图致他于死地的个别干部是“腐败分子”，存在“收受回扣”、“做假账”、“资金体外循环”等问题。而他的举报信和信访材料，至今石沉大海。

　　而官方说法和结论认为，所谓“改选存在非组织行为”的情况不存在，相关领导和干部都属于“正常工作言行”。他反映有问题的个别干部“没有违反规定”、“没有违纪问题”。

　　去年6月，张昕昕已经到了退休年龄。7月，他的工资已经按照退休人员发放。然而，他并不认可，因为没有任何人找他办手续，而且，他并不希望这样“不明不白地退休”，就是蛇年春节期间，他满脑子想的，依然是如何努力才能为自己“讨个清白”，维护“一个纪检干部的荣誉”。

　　“我的遭遇发到网上行吗？可是，网络方面我一窍不通。我是以自己名义发，还是整理改编后再用？能用真名吗？网上实名举报会不会影响已经得到举报材料的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办案？”张昕昕有一连串的困惑和疑问。

　　张昕昕认为，自己控告被打击报复问题，纪检系统的领导“非常重视”，是具体承办人给“办坏了”。“纪检工作，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不能常干，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干，否则，后果就是连饭碗都没有了。”说到这，他感慨万千。

（原标题：“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