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列：做信息时代的隐者

　　走，我们“恶搞”去！

　　迄今为止，至少有三本周刊选定的年度封面人物，都和网络有关。美国时代周刊的“YOU”，香港亚洲周刊的“中国网民”以及南方人物周刊的“胡·钰.COM”。显然，不同的视角，都将目光集中在网络以及伴随而来的传播载体和手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网络红人的群雄并起，“恶搞”现象的层出不穷。

　　网络以及新媒体，让弱势群体、无助个体、普罗大众，直接参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狂欢。

　　在“恶搞”以及网络红人表象之下，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潜台词，需要细心解读。上传性情也好，下载名利也罢，无碍我们对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媒体的持续关注。

　　我们已经进入自我解放的时代，只是多半人还浑然不觉而已。

　　这是一种制度的报应，据说，这种报应才刚刚开始。

　　杨锦麟(凤凰卫视)

　　做信息时代的隐者

　　信息时代的人们普遍有种疲惫感。恶搞权威、作家论战、名人官司、桃色纠纷……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漫无目的地浏览着这些信息，并借机发表见解、表达“民意”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在缔造一个意见论辩的平台。但是，当风风火火的事件随着时间消逝之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实际上收获甚少，一股失落感油然而生。

　　或许，我们已经沦为信息消费的奴隶。

　　要避免这种尴尬境地，就要学会做信息时代的隐者，从泛滥的关注和阅读里抽身开来，避免混迹于爆炸式的信息垃圾中。有位作家曾说：“一个人无书可看时就不得不陷入思索。”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申开来。当我们远离了热火朝天的炒作新闻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情思考。

　　只可惜，在这样一个现实的语境中，“不去选择”实在难于登天。摘下网线，我们依旧是一只安分的“鼠标土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如果这是做一个信息时代的隐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请准许我加入这一行列中去。

　　whiteship(华南师范大学)

　　请用权利话语来解读李银河的言论

　　近日，针对网友的抨击，李银河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国人应当逐渐习惯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的文章，为自己支持“同性恋、换妻、一夜情”等观点进行解释。文章一出，再次引起了网友的跟帖潮。(《信息时报》1月3日)

　　李银河之所以遭受如此之多的误解与攻击，其实最关键就在于反对者并没有与李银河用同一话语体系进行论争，没有用权利话语来解读李银河的言论；甚至连一些支持她的人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以至于看起来也似是而非。正确看待李银河的言论，就是要与李银河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回到权利话语来进行解读。

　　用权利话语来解读李银河的言论，就是要以权利而不是道德等其他标准进行衡量。权利是法律上的概念，是指人们在法律上可以为或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道德是法外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的观念，认为可以为或者不可以为一定的行为，道德很难达成共识，其维系的标准也经常是变幻多端。李银河支持“同性恋、换妻、一夜情”是从权利的角度，只是说法律允许或者应当允许这些行为由个人自行选择，那么，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李银河观点的人，都应当从这个角度与其进行论争，来说明法律不允许或者不应当允许这些行为的存在，而不是动辄大扣帽子，用道德的理由否认法律权利。李银河的言论也波及部分道德问题，比如她说：“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这时就可以用道德标准与其进行论争。

　　所以，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李银河的言论者，都必须回到李银河的话语体系，用权利话语来进行解读，才能让自己的观点真正能立足。

　　杨涛(江西赣州)

　　2006：政府懒政流行年

　　在我们忙着换日历本的时候，各大传媒的年度盘点也纷纷出炉。在所见略同而又各有高论的热闹中，有一个年度关键词被不约而同地遗漏了：政府懒政。作为一个时评作者，搜索这一年的职业记忆，曾经有难以计数的新闻让我发出“懒政”的感慨；同时，也有难以计数的来自同行的时评文章中赫然将“懒政”作为标题。

　　不夸张地说，2006年是政府懒政流行的一年。最典型的特征是：政府部门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可以动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乃至侵犯一切个体权利与个人自由，以求一劳永逸。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这一年数不尽数的“实名制”了。从手机实名制到博客实名制，再到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实名制，自由王国的领土一点点被蚕食。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最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事实上当然可能并非如此)，而不是最合理、最正义的办法，这是政府懒政留给公众的突出印象。

　　舒圣祥(杭州)

　　三峡好人和最后的骑士

　　黝黑得发亮的肌肤，白色的背心，不善表达的嘴巴，嘴上的胡须。农民工的形象。那里是四川奉节，他指着长江中心，说：“那草包就是我的家。”

　　中央台的新闻里，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三峡移民兴高采烈地搬进新房。他们敲锣打鼓，是党让他们过上新的生活。

　　贾樟柯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三峡农民，男人只能够抡起大锤，在烈日下拆房子，而女人只能背起包袱到东莞打工，告别时说了句：“没办法。”

　　的确，有时候人们就生活在一次次“没办法”当中。当他们的房子被油漆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后，他们就只能够眼睁睁地等着工人来拆房子，完了又等着长江水漫过这座小城。从此，他们失去了历史，在地图上找不着一点痕迹。

　　如果不相信电影，那么现实会告诉你更加真实的镜头。

　　他们世代在小岛上耕作，种出来的蔬菜粮食运到城里去卖。但自从现代化的大学校园从这里拔地而起，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田，只能固守着不完整的小村落，并靠

摩托车搭客为生。

　　电视新闻在歌颂一个小岛十所高校的伟大功绩，但没有记者敢把镜头对准这些村落，以及村里还在活着的人。

　　两年多过去，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为了打击飞车抢劫，全城“禁摩”。他们的生存工具，在一夜之间被盖上“非法”的印戳，但村落仍然是拥挤、混乱，寸草不生。

　　“我以前是耕田的，又没文化，又没技术，只能靠开‘摩的’每天赚三四十元维持一家最基本的生活，现在家庭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了。”

　　怪大学生？怪飞车抢劫的？怪时代、命运？还是……最后的骑士独自坐在摩托上，他问：“我明天吃什么？”

　　……

　　甄天蔚(广州)

　　警察的特殊待遇

　　不要以为警察没被偷过。

　　我的女同事们就常常遭遇提包被盗，甚至被抢。不过，警察嘛，自有警察的办法。

　　上周末，我的一位女同事在西式快餐店大口吃炸鸡，满嘴流油之后一扭脸发现自己身边的手提包不见了，气得脸比炸鸡还红——偷到老娘头上了。当下三口并作两口把不再可乐的“

可口可乐”给干了，直奔最近的派出所而去。

　　顺便说一下，该女同事逛街的商业区不大，常年也就活跃着几十来号小毛贼。派出所所长和女同事虽然不是很熟，可大家都在一个系统，倒也认识。女同事也顾不得面子，义愤之后表达了如下简单的要求：现金不多，也就罢了，

银行卡可以挂失，关键是驾驶证、身份证补办起来麻烦，要命的还有警官证，要是被毛贼丢进垃圾箱里晾晒被群众免费参观，恐怕人丢得就有点大了。所长点头称是。

　　据说后来所长立马把辖区内的“消息灵通人士”招来，像拨拉算盘子一样把小毛贼们拨拉过来一遍，又把女同事的要求放出去，事情就基本上有了眉目。

　　两天后，一个半大孩儿跑到女同事单位，问清女同事姓名后，交到她手里一副某超市的寄存牌。女同事忙问咋回事。半大孩儿说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叫他把牌送过来，并给了他10元钱跑路费。女同事稍作迟疑，明白了什么，忙打车赶到超市，凭牌竟然取到了自己的手提包。打开一看，钱是没有了，不过警官证、驾驶证和身份证倒是完完整整躺在那里。

　　罗列(河南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