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我终于在电话里找到郑龙，他激动高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比我亲爹还亲，”也许意识到他父亲已去世，他紧接着说：“你比我亲娘还亲！”这时候，我们都有意想像着对方。他以为我可以帮他走出困境，我以为他是个善于利用媒体的老油子。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告诉我，底层人并不都是很多报道里的善辈形象，由于权利渠道的不通，他们很多时候比中上层人更强悍，抗争方式也更具有破坏性。

　　因此，第二天我们在广州市民政局综合服务大厅门前相见，他坐在地上说拐杖昨晚被偷时，我第一反应是，他是否骗我，为了获得我的同情？

　　后来我专门检索过关于他的报道，发现他的说法有些夸张。比如，他患的是瘤，却对记者说是癌；他母亲尚在世，但有的报道说，他是个孤儿。

　　郑龙那天告诉我，他被盗后没法走路，请警察送他去救助站，但不知为何，警察却把他送到了这里，他已经在地上坐了半天，滴水未进，就为了等我。

　　他说身上只有60多元，我知道这话不可信(后来我再三相问，才知道有300多元)，但还是打车带他去买了一对拐杖。在商店门口，他主动与路人搭讪，并说“有好心记者帮他买拐杖”，一个阿姨给了他113元钱。

　　我带他去楼上卫生间，他掏出双肩包里的牙刷刷牙，回头对我说：“我跟那些流浪汉是不一样的，我天天早上去公厕里洗脸、刷牙。”接着，他说：“要是能冲个凉就更好了。”

　　接下来几天，我发现自己正滑入一个怪圈：我是来观察、记录郑龙的生活，但同时我又在改变他的生活。离他越近，改变就越大。正如他后来如实告诉我，他本要回家，但我的采访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希望呆在广州，直到报道尽早出来。

　　这种感觉让我沮丧和备受煎熬，以至我对他几乎没有笑容。尤其是5月17日，他在电话里说，他又一次被盗，小偷在他熟睡中割开了他的口袋，拿走了好心阿姨给的钱，他惊醒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偷跑走。我第一反应又是：真的吗？

　　于是我悄悄找去，看到他坐在一家士多门口，失魂落魄的样子。他不断对我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阿姨，她的钱我一直舍不得用，却被小偷偷去了。我的心好痛。”

　　我已经承认他是值得信任的了。当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讲到他的故事，他们为社会救济的不畅而忿忿不平。这时电话响了。

　　“什么，你又被偷了？！”我大叫。郑龙说，下午我采访完走后，他躺在那里睡着了，醒来发现双肩包不见了，里面是他的全部希望：困难生活证明、身份证、残疾证、低保存折.....。还有三本聊以慰藉的周易学书本，一封珍藏多年、初中毕业那年班主任写给他的励志信。

　　朋友们都大笑起来。“肯定是假的，百分百。”他们说。

　　我叫他找警察，救助站会送他回家。夜深时，我还在为白天的信任而摇摆。这个时候，我决定去郑龙的家乡，为这份信任寻找答案。

　　5月18日，我先来到天字码头小花园，想在流浪汉那里找到失盗见证人。想不到郑龙没有去救助站，正坐在台阶上，像雕塑般一动不动。他那拉链已经拉不上的黑色破旧背囊不在身边，一夜不见，他的脸色就像他身上那件穿了6年的工衣一样晦暗。他看到我，愣了一会，终于挤出一丝笑容，伸出脏乎乎的手。

　　旁边几个流浪汉在数落他的不是。“我多次告诫他了，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但他人笨，不机灵，所以老是被偷。还是回家算了，这种流浪生活他不适应。”一个湖南人说。四川籍流浪汉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悄悄对我说：“他这里有问题，老爱出风头，要跳桥要找记者，也不掂量自己的分量。”湖南人接过话：“我们不像他那样，我们流浪本就是为了逃避，你给我1000元钱，我也不上报纸，难为情。”

　　我接过了郑龙伸过来的手，使劲握了握。前几天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把他从地上扶起来，这双手攀在我肩头，绕过我喉咙，把我勒得咳嗽，让我感觉到他弱小身躯的强大求生力。现在，我握住的是一个彼此的信赖。我为此前自己职业般的冷酷而羞愧。他在各种社会救济体系找不到依靠，被他视为最后一根稻草的媒体也有意疏离他，就连他身边的流浪人群也瞧不起

　　他，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助？

　　当天，我和他登上了开往高州的长途汽车。

　　“以前没人跳，他们才这样骂，我就跳一个给他们看。我想跳在气垫上，但又担心没跳在上面，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完全残废了，想到这，我就哭了，哭了好久。”

　　有许多你不了解的郑龙正艰难地活着

　　我以为我遇到的是一群冷漠的官员。但我再次错了。不仅仅是高州新闻秘书给了郑龙300元慰问金，派车送我们去他家，石板镇石坑村公歧小组，一个路上长满荒草的小村(三分之一人口外出打工)，更是因为他们已经争取了体制内最大的资源来对他。

　　郑龙几年前就获得了低保，今年起每月170元，是当地低保户的最高标准。镇政府民政所也给过一些临时救济，但数额有限。镇分管民政官员卢梁说，高州市、石板镇的财政都不富裕，每年给每人的临时救济一般不超过500元。郑龙获得的民政体系救助就是这两方面，“可以说，政府在现实情况下能给的都给了。”卢梁说。

　　尽管官员们为郑龙父亲的土葬问题有过不快，但他们还是协助他向当地红十字会申请帮扶基金，但申请递上去后一直石沉大海。“红十字会说，他们自己没有资金，都是上面拨付下来才有，我这种情况可能得不到帮助。”郑龙说。

　　帮助他的还有一名78岁的台商江汉君，郑龙初中就读民校的创办人。他总共给过郑龙近2万元资助。有一次，郑龙拿出其中1000元，吃了一个多月的猪肉和营养品，本想把身体养好再去做手术。但最后因为没钱，就一直拖着。

　　高州市人民医院脊柱关节外科主任黄春明说，郑龙腿部的骨巨细胞瘤目前尚属良性，最好能尽快手术，拖延下去则存在截肢和癌变可能。郑龙说：“我不想截肢，那样太难看了，我还想做个正常人。”

　　正在全国普及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给了郑龙这样的大病人群带来了希望。黄春明说，郑龙在高州住院手术，最高可报销医药费50%，补偿封顶5万元。2006年郑龙参加新农合时，补偿封顶线只有6000元。他和母亲的每人每年10元(今年起增至20元)参合费，都是政府代交的。

　　“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但我仍然看不起病。如果手术要十多万元，我至少还要再出5万，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亲戚那里也借不到，大公(对江汉君的尊称)也帮不了我这么多。”郑龙苦恼地说。

　　今年起施行的《茂名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规定，“在报销补偿后仍有较大困难的，可申请医疗救助。”但高州市合作医疗办主任谭瑞球说，这个医疗救助最高只能是5000元，因为从2003年开展新农合以来，省里给的这份救助基金一直没有增加，而随着参合的农民越来越多，可分配的救助金摊在个人头上就越来越少。

　　郑龙如果生活在200公里外的云浮市，他可以选择两种参合体系，住院最高补偿可以达到10万元；他如果是“陕西第一县”神木县人，由于这里的县域经济发达，他可以享受全国绝无仅有的“全民免费医疗”。可是，高州只是一个坐落在粤桂交界处的山区小市，这里通往广西的283省道，由于扩建补偿纠纷，烂尾长达6年，郑龙家的香蕉很难运出去。

　　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黄周海5月25日说，4月1日以来的12起跳桥当事者中，没有一位通过信访表达自己的诉求。但郑龙说，他揣着困难生活补助去多家部门，就相当于信访，除了盖到公章，他什么都没得到。

　　他甚至向当地NGO寻求帮助。一个名叫赖梦楚的女孩，因头部受伤，当地一家NGO和媒体、网络联手，为她筹到近3万元善款。郑龙通过女孩找到了这家NGO的负责人，但对方表示了为难。

　　“他不知道赖梦楚因何得到帮助，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可是郑龙呢，我感觉不到他身上的亮色，这很难吸引社会的关注。再说，像他这样的重病人士，实在太多太多，我们NGO的能力有限。”这名负责人说。

　　尤其当这名负责人得知他想通过跳桥获得媒体关注，而我正在把他送回家，她建议我说：“你的任务应该完成了。如果还有大幅报道，我不知道在茂名哪座桥上，哪天又会有人爬上去，他们会误以为这是争取权益的最好方法。”

　　当地官员似乎也有担忧：在媒体介入后，如果为郑龙争取更多体制内资源，是否削弱了官方的威权？他们寄希望于我的报道能给他带来体制外的援助。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左右为难。但是当我把郑龙送到家乡，看到他跪倒在母亲面前，两人抱头痛哭时，我把这种烦恼置之身外。现在，我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只是为了说明，这世上有许多你不了解的郑龙正这样艰难生活着，他们需要帮助。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