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渴望出名的“跳桥者”

　　这几天广州最热闹的新闻便是海珠桥4月以来的第12宗“跳桥”事件：六旬老伯赖健生把讨要工程款的男子陈富超推下桥梁，致其重伤，两人都被采取刑事措施，社会为此展开激论。但我在本文中写到的，是另一个“新闻性”远不及此的“跳桥”者，茂名高州残疾农民郑龙。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袁小兵 广州报道 摄影·袁小兵

　　郑龙的左腿患有骨巨细胞瘤，但无钱医治，他先后4次来到广州，找过政协委员孟浩、110民警，甚至街头流浪汉，希望帮他找到媒体记者，但他的故事实在稀松平常，媒体对他不感兴趣。无奈，他仿效别人爬上海珠桥，媒体果然闻风而至，但娱乐式的报道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相反，露宿街头的他三次被盗，最后黯然回家。

　　4年前左腿长了骨巨细胞瘤后，高州农民郑龙对出名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尽管他得到了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但仍不够把瘤子切除。他把最后一丝希望投向了媒体。

　　“如果报道了，就会像以前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很多人会捐款，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可以扔掉拐杖，娶妻生子，延续家族香火，每年还养1万只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窝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像个废物，还遭受别人的歧视。”他对我这样叙说着自己的初衷。

　　郑龙今年30岁，高中肄业，在东莞、深圳打过4年工，做过工厂的收发员、杂工、烘干工、烫衣工。2004年因病无法工作，休养在家，除了拜师学习算命外，还喜欢在毛泽东诗词、余秋雨散文、易经学和佛学书本里寻找寄托。3个姐妹都嫁到外地，父亲因鼻咽癌去世后，神智有时不清的母亲操持着全家的所有活计。因为缺钱施肥，地上的香蕉也像主人一样长得瘦小。一台用了十多年的黑白电视机，是他了解外界的主要工具。

　　2005年，他花尽积蓄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但在香蕉林里的一次摔倒让他的病情恶化。2006年的一天，陷入困境的他在电视里看到省政协常委孟浩的新闻，上面还公布了他的手机和办公地点。郑龙没有打电话，怕被拒绝，直接去广州找孟浩。孟浩答应为此向省政协反映，并帮他联系了一名电视台记者，最后还给他了100元钱，用车把他送到汽车站。郑龙回去后，给那名记者打电话，对方说没有新闻性，报道不了。郑龙至今不解：“孟浩出面能解决的事情是新闻，解决不了的事情更应该是新闻啊。”

　　2007年，郑龙第二次来到广州，找到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主持人郑达。这个新闻栏目刚与广东省慈善总会联合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对节目报道的困难人群进行资助。但郑达给他50元，叫他先回去办一份困难生活证明。结果，这个证明花了他一年时间才办好，原因是他父亲死后偷偷土葬，引起地方官员不满，最初拒绝加盖公章，后来在长期帮助他的老台商江汉君的斡旋下，才盖上了从村委会到镇政府、茂名市残联的公章。

　　但高州市残联不肯盖。根据郑龙的说法，理由是“找记者没有用的”，他们宁可给50元让他回家。当天，郑龙没有回到30公里外的偏僻山村，而是和母亲一起再次来到广州。

　　他们没有等到郑达的出现，传达室答应转告他；广东省慈善总会说，需要《今日关注》栏目先报道，再打报告进行审核。夜晚，母子俩露宿街头，母亲抱怨他不但没有得到记者的帮助，反而花掉了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郑龙拨打110，央求警察出面找记者。警察笑着说，电视台级别比他们高。他们请母子俩吃了早餐，给了他们20元，然后送到救助站。

　　回家后，母子之间的分歧渐多，郑龙说：“我成了家里的累赘，连母亲都有些嫌弃我了，我们俩不断有小争吵。亲戚们觉得我是个霉运，不愿多帮我们。”因此，他要把病治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但他腿上的瘤子也在跟着变大，一点点蚕食着腿骨和他的耐性。今年5月，台商江汉君资助他进了医院，但当医生告诉他，原先设想的四五万元治不好他的病，需要十多万元时，他有些崩溃了。5月4日，他背起行囊，坐夜车第四次来到了广州。

　　他原本只是想去广东省人民医院，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治好病，但摩的司机只把他拉到海珠桥就让他下车了。在北京路旁休息时，他对一位买菜的阿姨抱怨说，他的病找政府找电视台都没人理。阿姨说，最近很多人都爬海珠桥，想引起社会的关注，不如也去爬桥。

　　郑龙说，海珠桥那么高，爬不上去。阿姨说，那就试试海印桥。

　　他来到海印桥，被高大的桥体和奔腾的江水吓住了，决定还是爬海珠桥。路上见一打太极的老头，上前搭讪，最后，郑龙问他，能否帮他找找记者？老人说，不认识。

　　第9宗“跳桥”事件

　　从海印桥到海珠桥，郑龙走了一整天，他的拐杖没有防滑胶，走在光滑的路上几次摔倒。在街边露宿后，5月8日早上6点多，郑龙趁守桥保安不注意，爬上海珠桥桥梁。他有恐高症，左腿根本无法弯曲，走路都很困难，但此刻，他不知从哪获得了惊人的力量。

　　这是海珠桥今年以来第14宗、4月以来第9宗“跳桥”事件，媒体一概用“跳桥秀”称之。警方拘留了其中8人，并警告说，如果多次“跳桥”，将被劳动教养。但震慑的效果有限，“跳桥”者接二连三，涉及医疗纠纷、拆迁补偿、劳资关系、生活困难等领域。

　　这一次，照例来了警察，封了路，交通拥堵近4小时。“(他)神情十分悠哉，满面笑容。有好事市民打趣道：‘靓仔，快跳下来吧，不跳，救护车要开走了！’ 而有性格火爆的市民大叫：‘要死就快点下来，别堵住条路！’”第二天有记者这样报道。

　　但郑龙说，听着下面很多人叫他“跳”，他还真动了跳的念头。“以前没人跳，他们才这样骂，我就跳一个给他们看。我想跳在气垫上，但又担心没跳在上面，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完全残废了，想到这，我就哭了，哭了好久。”

　　郑龙对云梯上的谈判警察喊道：“我能上这座桥，你们守不住的。即使守住了，也守不住人的心！”他要求“见郑达，见记者”。但警察只给他送来了一罐红牛。

　　郑龙后悔爬早了，“因为记者8点上班，最早8点半才能赶来。”后来，果然来了些记者。他坐云梯下来，一电视台记者喊：“师傅，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郑龙刚要开口，就被几个警察抱进了警车。记者守在派出所门口，警察不允许采访，晚上11点多，郑龙放出来后，记者早走了。

　　但警察对他很礼貌，给他饭吃，还搀扶他上厕所。作为回报，他利用不多的算命知识，给看守他的保安算了一卦。

　　第二天，郑龙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果然有他跳桥的新闻和照片。众流浪汉教他在天字码头小花园的地上摆开报纸和困难生活证明，但半天过去，路人没有施舍一分钱。5月10日，一名四川籍流浪汉带他去附近一家教堂乞讨，这里正在为地震灾区举行捐赠活动，郑龙上前请求找记者报道他的病情，但保安把他们驱赶到门外。在这里，他又被城管推倒在地。

　　回到天字码头小花园，流浪汉的聚集地，他哭着对大家讲述了这个遭遇，四川人给手上这份报纸打去热线电话，说“跳桥的那个残疾人又出事了，被城管打了，请你们来报道”，但记者迟迟未到。

　　“事情解决不了还要来跳桥”

　　5月11日，一名打工男子因钱财被骗再次爬上海珠桥，正躺在小花园地上的郑龙也过去作势要再次跳桥，被众人劝住。“有哪个想跳桥的？我只是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给别人带来的不便，希望他们能宽恕我，我是没有办法。”他这样告诉记者。临走时，他说：“事情解决不了还要来跳桥，希望媒体到时再来采访。”

　　接下来几天，郑龙继续流浪，他没有去上访，担心被赶，也没有去医院，他知道即使查明了也无钱治疗。他再次陷入了迷茫和困顿，直到我的出现。

　　郑龙第二次要跳桥的新闻又上了各家报纸的重要位置。一些报纸对此反思，认为此类事件实际是有人以社会公共利益作要挟以达到解决个人诉求，不但没有报道价值，媒体过度关注，反而助长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媒体甚至呼吁广州媒体一起承担社会责任，从新闻上封杀“跳桥秀”。

　　我开始关注这些跳桥人的生存哲学，但媒体很少记下他们的名字、电话。“跳桥秀”，5年前这个词刚出现在报纸上时，我和同事们均表示过对这个字眼的反感和警惕，想不到5年过去，这个词已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