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父母回贵州老家了，陈艳和一个20多岁的“朋友”坐在自家的屋子里“吹牛皮”，“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忽然被带到了普吉派出所。那时陈艳还差一个月满16岁。当警察说“你卖淫”时，陈艳就立刻哭起来了。“从来没人对我说过重话。”她被打了几个耳光，鼻子出血了，还有人对她说：如果你不承认，就把你拿去关两年。

　　那一次，陈艳被罚款1300元。她被抽了血，说“没什么病”。然后要交费。“先交了800给他，是抽血的费用，还是没被放出来，500是在外面交的，说是罚款。”“没有收据。”

　　“你知道什么是卖淫吗？”记者问。

　　“我那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很侮辱人的说法。”

　　“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关系？”

　　“会和社会上的朋友一起玩，吃烧烤，唱KTV，也会和别人睡。但是要玩得特别开心，印象特别好，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收钱。”

　　陈艳对记者说，如果父亲发现她和小混混一起，会打她。张安芬、刘仕华也有过类似说法。张安芬对记者说：她就是这样的，她心里想些什么，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陈艳说：我是太不听话了，爸爸才打我的。

　　6月6日，张安芬第二次被带到王家桥派出所。这一次，她被关了7天7夜还多。

　　“坐在铁板凳上，坐了3天半。没饭吃，没有睡觉。天天逼你承认，承认3个姑娘卖淫。”

　　“刑侦队的一个女的，打过我一个耳光，五华分局的一个警察，踢过我两脚。”

　　她感到天在转，没法站起来。“讲哪样话，做哪样事，也分不清楚了。”陈艳是什么时候被抓的她也不知道。

　　6月6日被带到派出所，一直到6月11日夜里两点，陈艳在去厕所的时候看到了妈妈，她心头一惊，不敢叫出声。

　　记者问，你看到妈妈是什么样子？陈艳艰难地回答：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只知道妈妈很难看，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难看过。

　　张安芬对记者说，“警方说，你的一家人通通被抓关起来了，律师也被抓起来了，记者也被抓起来了，只要你承认陈艳卖淫，我们就放了你。”

　　张安芬表示，因为心疼自己也被留在派出所里的小女儿和小儿子，审讯人员拿着陈艳承认卖淫的口供来审讯她，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她终于承认了陈艳卖淫。

　　张安芬被保出侯审的第一天，曾接受过《新京报》记者采访，问她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陈艳是否卖淫。张承认此事，并承认警方抓人时将大女儿陈艳调包。

　　此后，大部分媒体记者放弃了跟踪报道。而《云南信息报》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不但被“放假”，而且数次被检察院召去盘查，有一次长达12小时。

　　而在此后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张表示自己当时对《新京报》所说都是假的，“我以为他们是派出所派来的人，我才跟他谈了这些话，那几天来的人太多了，公安局派来的记者也有，我家这边来的记者也有，都分不清哪边是哪边的。一天来了5帮，几台机器，一屋子都是机器，根本弄不清哪一帮是哪一帮的，根本弄不清楚。”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亦否认了“调包”一说，“我们没有调包，其实她们经常换衣服穿。”一家人混居在一起，哪件衣服干净了，就穿，反正个子都差不多高，有时候，刘芳放学回来，看见姐姐陈艳穿了件新的白衣服，她就会和姐姐换。

　　11年前，张安芬带着一双女儿从昭通的乡下逃出来，7年后才在工地上遇到了刘仕华。两个残缺的家庭走到了一起，生下一对儿女。“他还是可以的”，她说，自己的两个女儿，他也是当成亲生的看待，并不嫌弃。

　　“他脾气很直，带着工人做工，不偷，不抢。刚认识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偷过马，现在他改邪归正，带得起娃娃。”而几年前，他们去老挝做土石方，“几年下来，还存下了3万块钱，但这个钱，因为两个女娃娃的事情，也花光了。”“家里本来有一台电动车，不知道是被警方拿走了，还是被偷走了。”

　　刘仕华6月6日被王家桥派出所带走，8日被羁押在西山看守所。6月29日上午，记者陪同两名律师去西山看守所见到了刘仕华。他激动得“手一直在抖”。他向律师否认了“容留卖淫”。他表示，警方说，只要承认自己容留女儿卖淫，一家人就可以被放出去。

　　律师和刘仕华的对话如下：

　　你有没有容留女儿租房子卖淫？

　　没有。

　　你知道女儿卖淫吗？

　　原来不知道，现在听警方说的。

　　你平常怎么管教女儿？

　　她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也会打她。

　　你有没有租房子给她？

　　我租房子给帮我干活的小工。有时他们不做了，女儿偶尔也会过去住。

　　有没有向警方承认你掉包？

　　承认了。

　　有没有打你？

　　没有，但是有威胁。

　　3月16日有没有袭警？

　　没有。他们没穿警服，开始也没说他们是警察，后来才说的。我也没拿武器。

　　你为什么承认你大女儿卖淫？

　　如果不承认，全家都会被关进去，我不想家里人受罪。

　　他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个罪，判不了死刑，只要我们家能出去，几年后我放出来，我再去北京上告。

　　警方对未成年人非法取证

　　目前，张和5个孩子的全部经济来源是承包的一个收费公厕，公厕前有一个收费的屋子，特别小，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电视。窗口放了一个纸盒子，是别人放的一角两角的零钱。有时他们也在这里轮流过夜。

　　自从6月被警察抓进去一个礼拜放出，陈艳一看见派出所就头疼得不行。每次从派出所里回来，她都要跟张安芬要止痛片吃。

　　7月3日和7月4日早上，大女儿陈艳分别被普吉派出所带走，讯问长达5-6个小时。并且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在笔录上签字。

　　3日那天，陈艳的眼睛都哭肿了。她说，“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可是他们还是让我在纸上签字了。纸上写了些什么，用手写的，我看不懂。”

　　而6月8日后，她在公安机关被连续讯问达一个星期，审讯人员说只要她承认卖淫，公安机关就放了她爸爸。陈艳也是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在承认卖淫的口供上签字的。

　　7月4日晚上，陈艳对本刊记者说，“警察说，是我爸爸让我卖淫，并且用本子记账，我说他没有。他们就说，那个本子肯定是被我和妈妈收掉了。”

　　“警察对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你爸爸让你卖淫)，不然你爸爸出不来，不然你就害了你们一家人。你妈妈不识字，不懂道理，要相信我们，不要相信记者”，“记者和律师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未成年保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

　　三鹿婴幼儿奶粉结石事件维权的发起人之一常伯阳律师，与昆明的许兴华律师6月29日早上在西山看守所会见了在押的刘仕华后，于7月3日对记者说，他们认为此案存在“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问题，存在连续询问证人达一星期之久、对证人非法拘禁的问题，存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非法调查取证的问题。”

　　常伯阳律师认为，刘仕华的口供和“陈艳”的证言都是非法获取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陈艳”的证词不能作为刘仕华是否应当批捕的证据。

　　7月6日早上，刘仕华的代理律师许兴华把《关于刘仕华涉嫌容留卖淫一案的法律意见书》送达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他们认为此案存在诸多问题，特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希望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对刘仕华是否做出批捕决定时慎重考虑。

　　3月16日被抓的王某为什么至今没有出现？他究竟是不是嫖客？如何认定陈艳卖淫？去年11月份陈艳被罚1300元是否因为卖淫，是否有立案记录？而3月16日同时被抓走的普恩富，作为重要证人，为什么在接受警方赔偿后，消失不见？对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询问所得的证据是否合法？即使陈艳卖淫，其父就一定是容留卖淫吗？证据是什么？

　　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处副处长赵勇表示，关于嫖客，目前还处于刑侦阶段，不便告知。本刊记者向普吉派出所、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云南省公安厅要求了解此案更详细案情，均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