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学师生关系僵局

　　——美日英高校调查

　　《环球》杂志记者/ 陈曦 乐艳娜 特约记者/ 傅皓 实习记者/方舒

　　“导师们把学生压住不放，榨干他们最后一点血，才让其毕业，师德何从！”，“现在高校的导师就是剥削家！”，“导师合格得很少，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想到要给导师打工就害怕。”……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贾昊跳楼自杀的新闻发布后，关于他自杀的原因颇多传言，主要是饱受导师辱骂和剥削，互联网上充斥着声讨导师不良师德和抨击师生关系功利化的帖子。

　　网上的留言也许偏激，跳楼自杀的行为也过于极端，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高校导师与学生存在着一种畸形的关系。在“跳楼事件”议论尚未终结时，又有自称是“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同学的网友，爆出周森锋在清华的导师刘洪玉教授是个“富豪导师”，“只顾赚钱和外出讲课，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再联系到今年早些时候广西商学院副教授廖丽霞涉嫌抄袭本科生论文、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联署学生的抄袭论文，以及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因论文抄袭被免职，难怪有网友表示“宁愿放弃也不去读研究生”。

　　不过，相比国内的强烈质疑，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长久实行导师制的国家，却较少出现类似的情况。是由于国内外导师制在本质上不同吗？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导师制是从英美等老牌大学引进的，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唯一所不同的是“制度上的制约”。那么，国外的导师制采用了哪些“制度制约”，来解决师生之间所产生的雇佣矛盾？国外的导师与学生关系是否存在功利化的倾向？《环球》杂志对日、美、英三国的导师制和师生关系进行了调查，探求国内高校师生关系紧张有无解决之道。

　　美国：多种监督保证“为人师表”

　　从本科就开始到美国留学的小孙，现在就读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他先后在两间大学做过几份学生可以胜任的校内工作，其中和导师一起的就有三份。他说，读本科的时候当助教，干的是几乎包括所有教授都可以授权给他完成和教学有关的事情，比如批改作业，考场监考，参选教材。至于得到的薪水，他介绍说学校所有职位都有统一的一套标准，第一年是基本薪水，每个学期涨一点。助教的基本工资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略高，但不如做家教来得多。

　　“比如一位正在研究中国电影和政治课题的教授，看几部中国电影。只要他对影片有疑问，或者看英文字幕觉得翻译得不顺畅，就发邮件让我解释。看电影也按同样的薪水标准按小时计算。”这在小孙看来，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美差。

　　看起来小孙是交了好运气，但实际上，说在美国给教授“打工”完全没压力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教授不会强学生所难，学生如果遇到困难无法完成，或者需要更多时间，教授多半都会同意，甚至有些会考虑减少工作任务或者延长时间。

　　在乔治亚理工学院读某理工科专业博士学位的小赵，本科毕业于国内的清华大学。他认为，美国大学的教授来源广泛，有很多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师生关系也复杂多样，并不是一切都灿烂美好，每个教授都有各自的个性。他也曾听说有个别严厉的教授训斥学生的情况。小赵的导师来自荷兰，与他关系十分融洽，经常相互请客吃饭，他给导师做部分研究工作，一星期工作时间20个小时，薪水刚够一周的生计。

　　其实，美国大学导师和学生形成雇佣关系，也就是学生给导师“打工”的现象很普遍。不过，这种雇佣关系都维持得不错。这除了与严格的导师资格审核制度息息相关以外，也与学生拥有多个反映意见和诉求正义的渠道是分不开的。

　　美国大学体制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体现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学校按各自方针办学，对于师资和师德也各有要求。美国大学教授主要分为正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三类，聘任的过程基本上是以年限和学术成果的质量作为考评标准，这个时候真才实学很重要，发表有质量的论文并博得学术委员会的肯定，是教师顺利实现职称晋升的方式。

　　除了校方的要求，还有许多高等教育的专业组织和教师专业行会对教师成员提出要求。比如全美教育协会、美国大学院校协会、美国社区学院协会等。全美教师协会是美国其中一个教师协会，在该协会的网站上公布的教师道德指引清楚列出教师和专业教育者在处理和学生、同事、工作以及家长和社区的关系。其中在师生关系上有五点指引，包括依照法律和学校政策公正对待学生，按照纪律法律和学校政策解决问题；不能有意蔑视或贬损学生；促进学生的学习健康和安全；没有法律允许时不能公开学生的个人信息；不因个人喜好将不偏不倚的事实教给学生。

　　在对教师的要求之外，学生对导师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在美国大学里，学生在学期末都会给授课老师无记名打分，由学生填写和收集老师和课程的优缺点，教师在打分时必须回避，统计结果直接由学生代表交给教务处。此外，如果哪个老师授业或者师德不能让学生满意，口碑无存的话，在新的学期就很难吸引同学选课，学生人数不够就不能开课，会直接影响教师的收入。因此，老师不但要努力修业，成为学术上的权威，同时在日常授课时做到“为人师表”，得到学生认可和尊重。

　　此外，美国大学里学生组织和社团繁多，在运作上也完全独立，可以发出学生的声音，维护学生利益。以学生会为例，从历年选举到平时运作，都分为理事会立法会和监事会三方分权，犹如一个小型政府。导师侵犯了学生的任何权益，导师本人抄袭他人成果或违背师德，这些情况学生只要向学生会反映，就会得到相应的反馈和处理，有时甚至会与导师对簿公堂。除了学生会之外，学生们还会自发地组织各种维权团体，由于它们大部分在学校里已经长时间地存在和运作，一般说来，发出的声音都不容忽视。

　　学生交了学费来学校学习，导师对学生有专业上的责任，但双方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尊重法律的态度也保证美国师生关系的平等。

　　日本：透明化使师生关系更“纯粹”

　　当被问到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时，京都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士在读生表示：“从生活到学术，他都是我伟大的老师”。在日本某私立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的中国女孩刘薇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导师经常带着学生出去“打牙祭”，有时候还会带着研究室出去旅游。提到会不会有一种“给导师打工”的感觉时，接受采访的“院生”们全都摇起了头。刘薇甚至开玩笑说：“导师像在给我们打工。他平常工作很忙，还要照顾我们这些学生。”

　　在采访中，日本学生普遍认为日本对学术水平的高要求也是保证师生关系“纯粹”的一大保证。因为目前日本的博士论文大都采取一票否决制，在几位甚至十几位评审导师中，只要有一位投了否决票，论文就不能获得通过。而且，学生自己的导师通常都不作为评审团成员。这也就意味着，学生必须在自己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凭真才实学征服评审。另外，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要拿到日本国立图书馆去进行比对，如果有抄袭或者是变相抄袭，论文就会被驳回。

　　另外，在日本高校理工科的研究室里，每周都会进行一次例会，每个人的研究过程和成果都在研究室内部系列化和公开化，因此对于一项研究，不会因为研究生的毕业、研究人员的高速流动或是导师的好恶而影响其连续性和透明度。

　　实际上，在日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非就业最好的敲门砖。作为注重企业文化的日本公司来讲，似乎更愿意接受可塑性强的本科生。因此，在日本进入“大学院”(即研究生院)，尤其是博士课程学习的人一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搞研究要么留校任教。单纯的目的也使硕士博士的在读过程变得简单，与导师相处的过程也少了很多功利，多了一些纯粹。

　　从大学的制度建设上看，日本研究生院的教师，一般指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生院的教师资格及导师所带学生的数量严格按《研究生院设置标准》等标准执行。日本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一般每年都招收2~3名硕士研究生和1~2名博士研究生。一个由教授、副教授和助教组成的研究室，所管理的研究生数量一般在15人左右。另外，很多年轻的教授、副教授自己独立组建研究室，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数量一般也在7~10人左右。

　　日本高校对教授和副教授的评审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教授头衔的含金量非常之高。因此，日本高校里的研究生导师都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是收入的高人一等和科研经费的宽裕。能成为导师的人，一般都有着相当严谨的态度。并且，由于法律法规的健全和院校监督体制的完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透明”。

　　相对于国内的导师，日本的导师更加重视自己的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非“专心”在研究室里“打工”。导师不仅鼓励学生参加国内相关会议，对于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会议，只要经费允许，也都鼓励学生前往。这可以让学生面对面地同本行业的著名专家进行交流，得到他们的指导，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科学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及良好的科学研究作风。由于日本的研究生导师大都是本行业的泰斗级人物，帮助学生争取机会，争取经费更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

　　英国：以学生为中心

　　英国牛津大学可以说是导师制的鼻祖之一。该大学的导师制起源于14世纪，当时的导师主要是学生在道德和经济方面的保护人。直至19世纪以前，导师都不是学院的正式教师，只是私人导师。19世纪大学考试制度改革以后，导师制开始成为一种以学院为依托，以本科教学为本旨，以导师个别教学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培养和教学制度。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牛津大学的导师教学由导师和学生一对一地进行。导师制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关注学生个体的智力水平和兴趣爱好。目前，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从2005年起，牛津的授课方式更多地依赖研讨会和小组学习，导师带着2~4名学生一起上课，但是导师关注的核心问题仍是实现对学生有益的极具针对性的个别指导。

　　英国大部分大学都继承了牛津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师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刘娟凤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她的导师很少会给她布置具体的选题，而是在学期之初先了解她的选题及个性。在了解到她想研究的课题以及善于阅读文献的特点后，给她列出了与该课题相关的大量书目，并要求她每周进行文献阅读汇报。根据她所进行的汇报，导师再决定下一步是否应该改变阅读方向或是组织小组讨论，进一步消化所阅读的内容。这种主体在自己的学习方式让刘娟凤如鱼得水，“因为主要学习时间都放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方面，导师不会做不必要的要求和指导，所以不会觉得有压力”。

　　“我也参加了导师的课题项目，但更多地觉得导师和我是一种同事关系，而非老板与打工仔的关系。”刘娟凤告诉记者，“虽然存在着雇佣关系，但几乎没有人会叫导师‘老板’。”以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使导师不会强求所带的学生参与自己主导的课题，更不会要求学生在能力范围外承担更多的课题研究责任。“与导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更像是我的态度主导的，而非导师。当然，导师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刘娟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