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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校车在这样的安全压力下运行了一年，校车司机们早已把这些规章制度变成了生活的习惯，就如同每天凌晨的早起一样。

　　9月19日清晨4点50分，当这个叫红石的小镇还沉睡在一片寂静中时，司机们就起床了。在简单的洗漱之后，他们登上停放在旅馆外的校车，随后，发动机的轰鸣声和一道耀眼的灯柱，便划破了这个小镇的黎明。

　　一年来，12辆校车被分成两条线运行，A线的六辆校车，走的是长甸、红石、下露河、大西岔、振江等五个镇子，B线覆盖了灌水、毛甸子、双山子、青椅山、大川头、杨木川、古楼子等7个镇子。运行的时间和线路，由教育局统一安排。

　　为了配合校车的运行，路线上的各个学校打破了原本周末放假的惯例，依次串休。

　　每天一早，校车要从所在的乡镇出发，到散布在四周的各个村子接上返校的学生，把他们送到镇子上的学校后，在中午之前，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镇子，把放学的学生送回家。傍晚时分，再赶到第二天早上要接学生的那个镇子上过夜，周而复始。

　　红石是个临江的镇子，群山环绕，9月已经入秋了，清晨的寒气会让指尖瑟瑟发抖，不听使唤，司机们都穿上了御寒的夹克衫，戴上了白色的棉布手套。

　　浓密的林子还笼罩在灰暗的晨光中，飘荡着尚未散尽的朦胧雾气，太阳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出来，路旁农舍边种植的向日葵还耷拉着头，找不到它的方向。

　　只有零散几个早起洒药的农人，背着药箱，骑着摩托车慢慢地走。当校车经过他们身旁，有人会回过头摆摆手，也许他的孩子，就在校车要去的地方等候着。

　　同样的情景，在这个县城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从头道沟到五道岭，从白菜地到大荒村，12辆校车从所在的中心城镇出发，往返于通往这些在县一级的行政地图上都找不到位置的村子的山路上，沉默而安静地运送着4000多名上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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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天早晨，在这辆车号为“辽F78980”的校车上，却有一个特殊的乘客，她叫刘青红，是红石镇中学的初三学生，家住在红石镇南边的一个叫长江的村子里。

　　为了接送这个小姑娘，校车特意为她增设了一站，为此，司机要多开上五公里路。

　　这是个远近皆知的困难家庭。刘青红的父亲是重度残疾，母亲是智障，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全靠着几亩土豆和苞米，还有一些好心人的资助，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连家里那几间盖了近20年，进风漏雨的老房子，也是今年春节村子里垫补了5000元钱，才勉强修缮完好。

　　在没有校车之前，刘青红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了，这个17岁的小姑娘要先生火做好早饭，再把家里养的鸡和猪喂好，然后，她要骑着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那辆绿色的26自行车，蹬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邻近的中蒿村，等上一辆过路的中巴车，再花上1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红石中学。

　　虽然路上辛苦，但能有学上，刘青红已经“很知足了”。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许她上学，她只能捡年龄大的孩子们留下的九九乘法表，在割草或是捡柴火的空隙拿出来看一看。她“已经不记得小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了”，唯一记得的，是“看到别的小姑娘穿漂亮衣服扎辫子”，她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羡慕”。

　　一直到10岁，她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上了小学。小姑娘的成绩一直不错，在红石中学初三年级的这个重点班里，她的成绩一直是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没有太大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钱。没有校车的时候，她每次搭过路车上学要花5元钱，一年下来，花在路上的钱就是六七百元，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父母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好几次，她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影，都想放弃读书的念头。

　　但现在，到她上学的那一天，她可以在床上多睡上一阵子了。这天清早6点，她准时听到了校车的喇叭声在自家的窗边响起，父亲目送着她上车，她回头和他摆摆手，坐上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成为了这天早晨的第一个校车乘客。

　　校车的收费是很便宜的，按照县里的政策，10公里以内的票价是1元钱，20公里以内是2元钱，每个月的封顶是20元钱，这比普通客车的票价整整低了一半有余。而鉴于刘青红的特殊情况，学校和教育局商量以后，还免掉了她的票钱。

　　校车上有规定，司机要专心开车，学生不能和司机聊天。所以，虽然坐校车已经一年了，但小姑娘一直没怎么和司机们说过话。但她看到这些叔叔们，就会觉得“很亲近”。

　　“我一直想考大学，可我又想，等到毕业出来赚钱，还得十年，我等得起，可我爸爸妈妈等不起呀。”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这个懂事的小姑娘一顿一顿地说着，眼泪悄悄从眼角滑落。

　　她拭去眼泪，又说：“可现在，有校车到家门口接我上学，司机叔叔们还这么辛苦，我要好好读书，用成绩来和他们说句‘谢谢’。”

　　在发动机有节奏的低鸣声中，明黄色的校车缓缓行驶在回去的山路上。这是早上6点20分，初升的太阳已经在山岭上露出了半个脸庞，阳光驱散了林子里还未散尽的薄雾，村庄开始苏醒。

　　沿途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地上了车，有相识的同学和刘青红打起招呼，熟络地聊了起来。再过10分钟，她们会一起走进红石中学的校门，继续着自己的求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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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被校车所改变的，不只是刘青红和其他4000多名学生的生活。

　　这天早上8点来钟，六辆校车陆续返回红石镇，司机们吃过了早饭，车队又集中到了一起，开往下一个名叫大西岔的镇子。

　　一年多来，校车司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周而复始地上路。每个月，他们只能在家里呆上四天，其他时间，就在各个镇子里往返。

　　宽甸山区的景色很美。在这个夏秋之交的季节，车子两边的绿草地，绵延着不知名的黄色野花，星星点点，一眼望不到头；再过一些日子，等苞米地里的苞米熟了，会金灿灿地晃得人睁不开眼；冬天时，皑皑的白雪覆盖在山岭上，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等到春天雪化了，路两边又会飘扬起粉红色的槐花。

　　但大多数时候，司机们的生活是枯燥而单调的。傍晚到了目的地的镇子，他们就到固定的旅店投宿，每天的住宿和吃饭是有标准的，一个人30元钱。不许喝酒和打麻将，因为这会分散精力，有可能给第二天的驾驶带来麻烦。

　　18日这天夜里9点钟，司机们准备上床入睡。这是红石镇上一家名叫“桥边”的简陋旅店，司机们三个人一间屋子，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除了三张床，就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视，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画面还时不时地抖动着。

　　对这些老司机来说，开上校车后的生活和以前截然不同。过去下了车，他们会聚在一起喝点小酒，然后搓搓麻将，骂骂娘，打发漫长的夜晚时光。但现在，必须遵守校车队的严格规定。

　　但他们也能找到新鲜的消遣法子。聊天，讲笑话，有时候，他们用牙签猜单双，输了的人喝茶水。去年冬天，有几个司机还在房间里模仿起白天看到的村子里跳大神的巫婆和神汉，这成了他们回忆里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不过，这种崭新的生活，也给他们带来了开了几十年车都没有体验过的“荣誉感”。

　　“能开上校车，说明你不仅车技好，而且人品好，是个信得过的老爷们儿，再不是什么‘臭开车的’了。”张连明斜靠在床板上，点上一根烟，颇为得意地说。

　　的确，在宽甸，这些黄色校车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特权车”。收费站是从来不收过路费的，路上的车子看到校车靠近，会主动地减速避让。张连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遇见一支正在修路的施工队，看到校车过来，施工队的人们马上在刚刚铺好的沥青上洒上砂石，让校车通过。

　　在开校车之前，张连明开的是普通客车。宽甸的山路不太好走，经常会有山上滚下的石头，把路面砸出大小不一的坑。以前，他只得自己下车用石头把道垫好，但现在，只要让车上的学生回家和家长说一声，第二天早上，路面就会“像崭新的一样”。

　　家长们也都知道，校车是专门送学生们的，不能上其他人。有时候，家长到学校来办事，也会很自觉地挤普通客车回去。有一次，一个醉汉喝多了，非要上校车，司机们没法阻止，是围观的家长们报了警，才把这个醉汉吓走。

　　但这种“特权”，有时候也是压力的同义词。校车上没有售票员，有时候，调皮的孩子们会把手或者脑袋伸出窗外，或者在车上吵闹，司机们只能把车停下，耐心地阻止这些有可能“带来危险的行为”。

　　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去年一个下雪的冬日，张连明的校车刚爬上一个山岭，就发现下坡的雪化后积了一层厚厚的冰块，七八辆车子已经撞在了一起。

　　如果以前，这个驾龄20多年的老司机肯定会“冒险试一试”，但那一刻，他却做了一件开了几十年车都没有干过的“谨慎事儿”——停下车，小心翼翼地带着几十个孩子排成长队，慢慢走下岭去，然后再回头把车开下来，这才长出一口气。

　　“能照顾这些娃娃们，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个57岁的老司机笑眯眯地说，“有的时候开车，从反光镜看学生，那一双双大眼睛瞅着你，上车下车和你喊爷爷好，爷爷再见，哎哟！我这心里，别提多美了。我要感谢这些娃娃呀，让我这么大的年龄，好像又回到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