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们：一个“原单位”的故事

　　本刊记者/李秀平

　　2010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施行两周年。在此前夕，本刊记者走进劳动者和办理相关案件的法院及仲裁机关，结果发现，劳资纷争已“井喷”两年，还将继续喷发。为此，我们写下了本文和《2009，8万京城员工告老板》，在思索和探询根源。

　　这是一个关于“原单位”的故事。

　　“他”，曾是一家著名家电品牌在京城最大代理公司的老板；“他们”，曾经是他的公司的业务骨干。在2006～2008年三年间，他们5位中的4位先后“跳槽”，其中包括财务总监和一位副总经理。

　　“他们”离开时，几乎都是通过一桩劳动仲裁案件与“他”告别。在他们走后，他的公司被并购，他从一位大老板降格为另一家公司的股东。

　　2009年12月10日，他们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吐露了“员工的心里话”。

　　他们的到来

　　在5人当中，帅气的北京小伙子刘意(化名)是第一个来公司的人。那是1994年，成立才3年的公司蒸蒸日上。“我跟了3个月车，既当业务员又当送货员。”

　　接下来的1996年到1997年，随着双安商场、当代商城等著名的大商场相继开业，公司业务日益增长。公司的送货车，从1辆很快增加到了3辆，老板还买下了一幢办公楼。

　　作为那段“美好时光”的亲历者，刘意他们都知道，公司刚成立的时候，老板也是骑着自行车去送货的，因而“大伙干得都很努力”。

　　随着公司高速发展，刘意的收入也在增加，在1995年“就能拿两三千块了”。

　　虽然公司业务一直增长，但直到2000年，刘意的收入依旧“维持在两三千块钱”。

　　新世纪开启的2000年，时年28岁的林元(化名)完成了结婚和辞职两件人生大事。这年夏天，在婚期确定后，他向那家“走下坡路”的国企说了再见。

　　蜜月过后，有丰富市场推广经验的林元和刘意成了同事。

　　林元来的时候，这家代理某著名家电品牌的公司已经是北京地区的业内老大。京城大大小小的卖场里，几乎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作为业务员，林元一开始负责一些小型商场的货物配置、销售和回款业务。

　　“我们的收入，主要靠业务提成。”林元说。由于他分管的小商场的业务量有限，林元最初只能拿到1000多元的月收入。因为薪水微薄，几个月后，林元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他向老板摊牌那天，碰到一个“戏剧性场面”。当天，恰巧另一个同事辞职，老板临时决定把那位业务员主管的几个大型商场的业务交给林元。干他们这行，手里管的卖场尤其是大型卖场的增加，等于老板给你加薪。算下来今后月收入可以达到两三千块钱，林元把辞职的打算埋在了心底。

　　拿着两三千元的月收入，林元在这家公司一直干到2005年年底。

　　他走了

　　林元在这家公司工作的5年，是整个中国工资水平增幅最大的时段。林元的收入，因一直被公司以管理制度调整的手段“钉在两三千元这块天花板上”，他从令人羡慕的高薪一簇沦入了低薪行列。这一年，林元当上了爸爸，“涨不上去的收入”让他深感难以应对孩子的巨大开销。

　　“这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据这家公司多名前员工说，他们无论怎么卖力，都达不到公司不断“提高的标杆”。

　　林元的“抵触情绪”，由此而生。“他压制我的收入，我开始消极抵抗。”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当另一家公司的老板伸出橄榄枝后，林元伸手接住了那美丽枝条。

　　被林元炒鱿鱼的时候，老板曾想挽留。由于“深深领教了”老板对自己的“算计”，林元没领这份情。

　　最终，双方不欢而散。林元听同事说，早在2000年之前，老板就为一些员工购买了商业保险，但受益人都是老板自己。事实上，老板从未给林元缴纳一分钱养老保险。他要求老板把拖欠的养老保险和风险抵押金“清算一下”，但不希望“走到法律那步”。然而，几番谈判无果。最后一次，林元怒了，他抓过老板的笔记本电脑扔到一边，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问：“你给还是不给？”

　　2006年年初，林元拿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风险抵押金后，离开工作了5年的这家公司。他把这样的结果，称为“庶民的胜利”。

　　他们的离去

　　望着林元远去的背影，同样身为这家公司业务员的唐泰(化名)“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公司“已经成熟，老板已很省心”的1997年，唐泰来到这里。由于思路清晰、为人大气，他很快成为业务骨干之一。“我的客群关系特别好，做到后来成‘电话业务’了，好多事情包括结账，打个电话就成了。”他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了老板的“缺少人情味”。出于逆反心理，他和其他业务员一样，有的时候，商场能多结算货款给他们，他们也不多收。

　　2007年，京城商场和供货商之间的结算方式变了。供应商不用派业务员盯着商场结算了，双方把供货和结算方式都写进了合同里。“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可能觉得用谁都一样。”

　　2007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唐泰被告知，不用再去管“翠微”和“当代”的事情了。被撤掉“翠微”和“当代”两家著名商场的业务后，老板让他去“干点别的”，比如送货、学维修。

　　“我不干了，但我不会这么走，有地方会把咱们之间的事情处理好。”当唐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老板的回答是：“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由于公司什么保障也未提供，2007年3月，唐泰把公司告到劳动仲裁机关，要求对方给自己补交10年的养老保险。

　　唐泰最终打赢了官司。带着一笔补偿款和一份不舍离开时，他的“10年青春岁月”已成过去。

　　唐泰走时，刘意早已被提升为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在代表公司处理与唐泰的劳资纠纷时，他的心里充盈着一份复杂的情绪。林元和唐泰的“走”，让他觉得“唇亡齿寒”。他明白，剥开副总经理的光环，自己也是一个除了工资没有其他保障的雇员——他在副总经理这个职位上的亲历，也让他深感“再干下去，没什么盼头”。

　　早在2001年，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必须给员工交纳“三险一金”。一直拖到第二年，老板招集员工开会。老板说，“你想上保险可以，以前的要补，这笔钱给谁上谁掏”，并且让他们挨个签字。刘意算了一下，像他这样的老员工，个人要掏10000多元，而且“都是按照最低的档次交纳”。因为“算来算去，都是在算计员工”，刘意“很寒心”，他便没有接纳这份保障。

　　也是在2001年，公司修改了薪酬制度。员工的薪酬被降低，“越是老人降得越多”。和其他员工一样遭遇降薪的刘意，感到“心里很别扭”。除此之外，业务员出身的刘意发现，由于人为干扰，自己和唐泰、林元等几个老业务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后来看了《潜伏》，他觉得里面的情节像极了自己当时的处境。

　　在公司，林元他们一点儿都不羡慕刘意这个副总。因为，除去公司给他配了一辆车，他“工资不多拿，事情不少干”，每天都没法按时回家。

　　这辆车，最终成了刘意离开的导火索。

　　据刘意说，那是一辆高龄老车。但就是这样一辆车，老板也是今天让他开，明天让他停。在车第三次被“停掉”后，刘意告诉老板：“我不在你这里干了，还不成吗？”

　　此时，已是《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的2008年。同样因为得不到补偿，刘意像唐泰一样，把自己曾经服务了13年之久的公司告到了劳动仲裁机关。

　　刘意离开时，同样打赢了官司。不久，公司的财务总监也走了。

　　在刘意走后不久，这家公司被吞并，他们昔日的老板，成了在新的公司占有一定股份的股东。

　　后记：他们的现在

　　接受采访时，这几位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约而同提到“心情”二字。虽然因为“心情不好”，他们先后离开了那家公司。但是，他们都很留恋那段青春岁月并把那段职场经历当做了人生财富。用唐泰的话说；“这10年有收获，接触了好多人，我们作为‘乙方’学会了面对事情。”

　　离开之后，在商场高层举办的一个party上，林元和原先的老板不期而遇。“能握手吗？”对方问。林元大方地伸出手，接着又举起了手中的酒杯，与前老板“泯掉了恩仇”。

　　如今，林元等人依旧活跃在商场这片“江湖”，但从此再未见到原先的老板。

　　在回头看“原单位”的前世今生时，林元他们认为，随着业务骨干的离开，公司的“人脉没了”。老板以为谁都能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谁都做得成。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