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孤独的职业

　　不经意间，23岁的本溪女孩于津拥有了一个独一份的工作，整个中国独一份的工作——专职眼角膜劝捐员。

　　这是个孤独的职业，对于津而言，也是个普通的工作。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虽然她接到过很多陌生的电话，但那个电话，她一直记得。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夏天，于津挤在北京的地铁里，她把硕大的背包挂在胸前，这样做不是怕被人掏包，而是能迅速打开背包取出里面的宣传页，塞到愿意听她“掰乎几句”的陌生人手中。

　　手机响了起来，于津按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

　　劝捐员

　　地铁里的信号不好，于津从对方近似于哭腔的断断续续的话中，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女人名叫钟富英，河北承德人，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佳辉。佳辉被确诊为淋巴腺细胞白血病，她和丈夫张志文辗转各地，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是治不好了。他们已经在老家准备好了一口和儿子大小差不多的棺材。

　　钟富英的朋友劝她把儿子的遗体捐出去，理由是“一个孩子起码能救好几个孩子”。这对朴实的农村夫妇琢磨了好久，“这是善事”。

　　他们曾经问儿子，“你愿意把身体捐给得病的小朋友吗？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你这样疼了？”佳辉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问：“真不疼了吗？真不疼了吗？”

　　他们托人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孩子太小，发育程度不够，不能捐遗体。后来，他们知道捐眼角膜对年龄几乎没有限制，2岁以上就行。

　　钟富英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于津的电话。于津，北京同仁医院眼库劝捐员。

　　“于大夫，我们能捐吗？”

　　“对不起，您孩子的眼角膜不能捐，我们有规定，白血病人不适合做捐献，也不能用在别人身上。” 虽然不忍心，于津还是给了钟富英一个残酷的答案。

　　“真的不行吗？真的不行吗？”电话那头的哭声大了起来。

　　哭声夹杂着话语，于津已经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她下了地铁，站在站台上，看着地铁呼啸而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给你寄一个荣誉证书吧，谢谢你们的这种精神。”于津想安慰她。

　　最终，那张写着“张佳辉”名字的荣誉证书没有寄出。于津再给钟富英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了。

　　“或许他们太伤心了，不愿意提起捐献的事了。”于津只能这样想。

　　这份工作就这么让年轻的于津况味杂陈。3年前，她来到北京时，只是想做个护士。

　　2007年6月份，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她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个工作，成了一名辅医。辅医，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正式的护士做分诊，或者帮医生接收病例、喊病人。

　　第一次发工资发了半个月的，500块钱。

　　那段日子，每天中午，于津到医院后面的胡同吃5毛钱两个的大馒头，再买上一份两块五的凉菜，或者干脆吃泡面。

　　刚到北京的一个月，于津每天吃两顿饭，一天的饭钱控制在5块钱以内，不吃早饭。

　　这不是她喜欢的职业，她原本不想做护士。

　　2002年，于津高中毕业，父亲希望她去学幼师，将来做个老师，母亲不同意，“她去做幼师，小孩不都吓哭了？”在母亲看来，于津的脾气不好，容易急。

　　那一年，正赶上SARS，电视里不时播出抗击SARS的英雄护士的故事。家里建议她去学护士，就这样，于津考上了本溪护校，一学4年。

　　2007年，于津毕业。也是在这一年，于津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7岁之前，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

　　爷爷奶奶去世后，正好赶上有机会来北京同仁医院，于津决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尽管家里人已经为她在当地找好了工作。在本溪卫校担任政教处主任的小姨也告诫她，“你这个工作挣不了多少钱，遭罪。”

　　但是，20岁的于津还是成了一个北漂。

　　火车还没有进北京，于津就有点失望。“坐在车上，看着近郊，还不如我家那边好呢！”

　　于津只在病房待了两个月，就申请到了眼科门诊。六个月之后，她又来到了眼库。

　　一天，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

　　“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什么是劝捐员？”

　　一头雾水的绝不仅仅是于津一人。迄今为止，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这个工作后，补充了一句，“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于津考虑了一个月。

　　她上网查了很多关于陈淑莹的资料，看了电视台采访陈淑莹的视频。光明使者，爱心大使，角膜劝捐第一人……陈淑莹有很多光环，但让于津印象深刻的是，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女护士。

　　她想到了远在本溪的父母。打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她花了很长时间向父母来解释“劝捐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最后，母亲说：“要做就不要怕挨骂，不管怎么样，我和你爸支持你。”

　　这是于津第一次和父母因为一件事交谈那么久。撂了电话，于津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把陈淑莹当做一个榜样吧，但是能不能做到，没有把握。”于津决定做一名劝捐员。她不会想到，她会比这个榜样坚持的时间更长。

　　“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其实，21岁的于津并不是第一人选。

　　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本来是想找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护士，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如在办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一个月1000多元钱，比护士低得多”。

　　于津最终从4个人中被选中，潘志强认为主要是性格原因。“(4个人)知识背景都差不多，她挺认真，比较外向，与人沟通好一些吧。”

　　“可能大家觉得东北人比较能唠吧，能忽悠。”于津开玩笑说，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根本张不开嘴。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潘志强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先去医院的宣传办沟通，得到允许后再去病房。

　　于津先去了病房。她从一楼转到顶楼，把住院楼转了个遍。因为没有到探望时间，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互相聊着天。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走上前和人家聊天。聊了五分钟，她没敢说自己的身份。

　　与老太太空聊了一会后，于津去了宣传中心。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管这个事，你要去院办。去了院办，人家看了她的介绍信，复印了一份，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

　　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了这家医院的院办。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有别的吗？”至于进病房，于津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后来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担心我的出现给他们的病人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津说她理解医院的拒绝。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