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的一天，于津去了北京近郊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她了解到，在这所医院里，平均每天要送走两个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依然是先唠嗑。于津选定了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壮了胆子就上去了。实际上，她几乎没的可选，“那里家属特别少”。

　　通过交谈得知，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

　　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

　　“挺好的啊，为社会作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问能不能和他的儿媳妇谈谈。对方听了之后，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这个人这叫什么思想啊！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说罢，起身便走。

　　“他说‘不行’的时候，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于津说。

　　于津又找到了病房的护士。因为年龄差不多，沟通的效果不错，对方答应于津可以把宣传资料放在那里。不过，她们对于津直言：“你放在这里也没有用，我们这里都是些老年痴呆的患者，家属很少来。”

　　成为劝捐员之后的三个月，于津每天将装满宣传资料的大包挂在胸前，游走于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临终关怀医院之间，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有一次，于津把从路边小摊买到的豆浆放到包里，结果在地铁上被挤爆了，洒了一书包。对着沾满豆浆的宣传单，于津欲哭无泪。

　　头三个月，于津一个也没有劝成。“那段时间我都快对自己失去信心了，有时候我突然会想，我是不是真的特别招人厌烦？是不是真的不受欢迎？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明天该去哪个医院？见到人家第一句话怎么说？这是每天晚上于津最为头疼的事情。她已经不再为吃饱肚子而发愁了。她从单位宿舍搬了出来，在宋家庄地铁附近的筒子楼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700块钱，虽然有点贵，但是交通方便。

　　郁闷的时候，于津给父母打电话。电话中，于津常常先是诉一番苦，然后再和父母扯一番别的。“扯完了，心情会好受一些。”她说。

　　父母也经常主动给她打电话，问“累不累”。她一般总是轻描淡写，“不累，就是多溜达溜达罢了”。她觉得这很神奇，“距离远了，关系却亲了”。

　　不过，有一次于津实在憋不住了，说，“妈，我觉得挺郁闷的，如果让你们填表，你们会填吗？”

　　电话那头的母亲，迟迟没有回答她。

　　“喜讯”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

　　于津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捐献者家属电话时的心情，心脏一阵狂跳。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捐献者。

　　现在，于津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过，已经用了两年的手机最近经常莫名其妙的死机，搞得她有点担心，“万一接不到电话怎么办”。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处于运输和保存等医学上的要求，于津和她同仁医院的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取出病人的眼角膜。

　　“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在去世后3个小时左右，这样取的时候不会出血，血液已经凝固了。”于津说。

　　这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当中时，于津他们却急匆匆地赶过去，在家属的心头再插上一把刀。

　　“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对于劝捐员于津来说，死讯就是“喜讯”。

　　于津并不害怕死人。刚到同仁医院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帮一个去世的病人换过衣服。她至今记得，“那个人死后水肿，特别沉”。

　　于津害怕面对的是活人的目光。

　　2008年4月16日，于津和眼库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家属很快签了字，正当他们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题。

　　“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

　　“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回答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的儿子的眼泪一下涌出来。

　　“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

　　“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释着，“你们如果无法接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等着一家之长的她拿主意。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摘取眼球的手术一般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内完成，捐献者家属不能在场。一个医生主刀，于津打下手，帮忙递手术刀，消毒。

　　明晃晃的手术刀，空荡荡的病房，整个过程中，于津与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手术完成后，于津要用填充物将死者的眼睛复原，然后缝合。眼球被同事先带回医院，于津会陪家属待一会儿，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次事情之后，于津很长时间都忘不掉唐琳儿子那瞬间而出的泪水。

　　之前，谈妥一个捐献者后，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哇，真是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

　　现在，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当哪里再有车祸了，别人打电话给自己，自己应不应该高兴呢？自己为什么会高兴呢？

　　此题无解。“我真的不知道。”于津说。

　　虽然不知道答案，但于津知道，自己恢复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刚开始，每次取眼角膜回来，她都需要好一段时间来恢复，从别人的悲伤中走出。现在，她想开了，“自己取回来一个，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

　　2008年，劝捐员第一年，于津完成了主任的规定任务，15个。年底的时候，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

　　对于第一年的劝捐生活，于津总结：“最大的收获是习惯了被拒绝。”同时，她甚至有了自己的心得：春秋两头捐献者比较多，“现在人心脏不太好，一换季容易出问题”。

　　2009年，于津的规定任务是20个，她完成了17个。今年，于津的任务是30个。“挺有压力的。”她说。

　　孤独的战斗

　　“这不是她个人能力的问题。”对于于津面对的困难，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说，“她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2009年秋天，于津去丰台区一家医院进行劝捐工作，随行有一位采访的记者。

　　刚开始，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属谈得很好，但随行记者要拍照时，这位家属立即发起火来：“你还给我拍照片，别人怎么说我？说我把我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不留个全尸，你还好意思上报纸？”

　　于津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慢慢地意识到，改变人们的意识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意识确实是最大的阻碍，而恰恰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最早设立职业劝捐员的深圳市眼科医院眼库主任姚晓明举例说，斯里兰卡人口仅1500万，但是签字同意志愿捐献眼角膜的人数超过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已向57个国家捐献了5万多枚眼角膜，至少10万盲人获益，重获光明。

　　斯里兰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志愿捐献？姚晓明认为，这要归功于其国家广为宣传器官捐献的社会意义，捐献眼角膜带给眼病患者光明的观念深入人心。

　　于津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从原来主要的一对一劝捐，发展到利用宣传彩页和宣传海报进行大范围的宣传，争取能够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活动范围从原来的各式医院、临终关怀医院，扩展到了干休所、敬老院和各种社区。她还请捐献者的家属到清华、首都医科大和中小学去做讲座。当然，于津每次请的家属几乎都是同一个人，唐丽清。

　　“别人都不愿意露面，他们不觉得光荣，反而有点丢人。”于津说。

　　同时，为了鼓励捐献，同仁医院给每一个捐献者的家属发一张荣誉证书。对于家庭困难的家属，同仁医院还会为其提供一定的丧葬费。

　　“2000块钱以内，家属只要拿了发票都可以来报。”同仁眼库主任潘志强强调，“我们是从情理上考虑，这绝非器官买卖。”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不该是于津一个人，也不该是同仁医院一家医院去解决的问题。

　　潘志强介绍，1999年，曾经有3个眼科专家联名提交了一个“角膜捐献立法”的提案，结果石沉大海，“上面的人说这个事情太小”。

　　而实际情况是，在我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据全国残疾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们现有角膜性盲人120万，角膜性视力残疾者190万，其中75%以上的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是受困于眼角膜供体严重匮乏，每年仅能完成3000－5000例左右的移植手术。其中，大部分眼角膜来自司法途径。《财经》杂志在题为《器官何来》的报道中披露，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尸体器官，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植器官来源，长期占到90%以上。

　　潘志强说，因为没有供体，一些小医院直接就把一些病人的眼球摘了，“很可惜，病人完全可以恢复视力的。”

　　为了增加新鲜角膜来源，同仁医院眼库除了设立劝捐员的岗位之外，也曾经考虑过争取国外眼库的捐赠，但受制于客观条件，种种努力收效不大。

　　据记者了解，其实，获取新鲜角膜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是接收国外眼库的捐赠。据媒体公开报道，美国每年至少有10万枚捐献的眼角膜，除去国内患者使用的4万枚左右，剩余的至少5万枚就被捐赠给其他国家的患者，条件是受捐国家自己负责眼角膜运输储存费，但是我国还没有相应的专门部门负责此事。

　　目前，同仁医院每年有800至1000名病人在等待眼角膜移植，可是平均一年只能完成约400例左右。即便这样，同仁医院依然在全国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中华眼科学会也成立了中华眼库协会，但运行效果不理想，仍然是各医院自己单独干。主要原因是“缺钱”。

　　“单靠某一家医院，或者某一个医生来做，太难。”潘志强说。

　　当然，也有成功的先例。2004年，重庆眼库得到了香港渣打银行的支持，连续三年，效果显著。

　　而在世界范畴，这道难题更易解决。

　　在美国，公民考驾照时要回答“是否愿意捐赠器官，捐赠部分还是全部”。答案会被印在驾照背面，并要求签字同意。如果同意，驾照背面就会多一颗红心标记和“Organ donor” (器官捐献者)。这样一来，一旦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的驾驶员，如果其驾照上印有“Organ donor”，那么医疗机构就不需要死者亲属的同意，直接对其施行器官摘取。

　　在香港，眼角膜劝捐工作由政府主导，将所有医院符合眼角膜捐献的患者的信息综合成资料库，实现网络集中共享，每家医院必须设立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劝捐志愿者使用。劝捐志愿者要做的是每天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办公室，从资料库中查阅信息，然后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进行电话沟通。

　　2006年10月份，深圳成立了器官捐献义工服务队，义工通过相关部门的专业培训，佩有深圳红十字会发放的证件，确保在各个医院里畅通无阻。但据记者了解，类似于深圳义工模式的劝捐团队在全国内仅此一家。

　　这是个系统的工作，本来就应该系统的解决，而不是一家医院、一个劝捐员的个体行为。

　　而现在，于津也确实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于津曾经的榜样——辞职下海经商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脸讶异，“呦！是吗？”

　　过了一会儿，于津平静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做这个工作的人是多么的稀少。”

　　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说，“如果效果好，我们肯定会增加劝捐员，但是近三年，效果不显著，三五年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最好的结果是，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这个23岁的女孩看得很开，“这就是一份工作，做的时候就好好做吧，别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