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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为了让一位公众人物——阎崇年兑现这句承诺，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将阎崇年告上法庭，通过法律手段追讨挑出错误后应得的奖金69万元。本案2010年6月2日在北京开庭审理。本案焦点是阎是否发布了“悬赏广告”，阎崇年对此完全否认；对于阎所说的“开玩笑”、“仅向记者一人的承诺”、“有媒体在‘以讹传讹’”等言论，相关媒体和记者至今没有正面回应。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案没有判决结果。然而，社会上舆论鼎沸，涉及话题已超出案件本身。

　　大学副教授向阎崇年追索69万“挑错费”

　　(本刊记者)王斌 (本刊实习生)董玲玲/文

　　“悬赏门”起始

　　白平，男，1953年生，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汉语史、训诂学、校勘学、《春秋左传》学、山西方言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兼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系副主任，并担任山西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其主要著作有《古代汉语注释商榷》《趣味古文观止》《汉语史研究新论》等。曾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春秋左传集注》及山西省教委项目《古代汉语教学资源库》，参编各类教材、词典等14部，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主讲的古代汉语课程为山西大学优秀课程，其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2009年6月，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当年9月12日《北京晨报》第7版载文《阎崇年新书求错，一字千元》；2010年3月1日《北京日报》第15版载文《京城学界正气——赞阎崇年先生的勇敢之举》。白平认为，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阎崇年是在就其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一书发布悬赏广告，“挑出一处错，奖金一千元”。

　　对此“悬赏豪言”，白平称：“我起先只是抱着好奇和凑趣的心态买了一本阎的《康熙顺天府志》来看，不料这一随意的翻阅却发现该书谬误百出。”

　　之后，白平从朋友处找到阎崇年的电话与其联系，接通电话后一位女士要求他把挑出的错误传至某邮箱，白平便按要求将最初挑出的20多处“毛病”发至该邮箱，并明确要求收件后需回复。邮件发出后，对方并没有任何回复，白平再次电话询问，一句简短的介绍“您好，我是白平”之后，对方便挂断了电话。此后多次拨打该号码，得到的回应均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白平再次将包含该书200多处谬误的邮件发至该邮箱，依然未得到对方的任何回应。

　　对方的“傲慢”让白平觉得自己被“涮”了，当他与学校法学院一位同事闲聊谈及此事时，那位同事鼓励白平去法院起诉阎崇年，称其行为已属“广告欺骗”。白平随即将自己这段经历公诸于自己的博客中，网民关注度急剧升高，其中就有一位热心的北京律师，就是现任白平“悬赏门”案件的代理律师王德怡。不久，白平便收到了王律师发来的一份邮件，邮件详细列出白平博文中标点符号运用的不够规范之处，并附一份国家常用标点符号使用规范。白平十分欣赏王律师这种严谨的态度，反过来白也向其咨询了一些法律问题。王德怡快速给予了答复，并将相关规定文件和材料一并寄来供白参阅。王德怡的认真严谨与白平有共同之处，在无法得到阎崇年回应的情况下，白平决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学界的尊严。

　　白平身陷褒贬争议

　　事件发生后，白平身处褒贬争议之中。有人称他是为了出名；有人说他是“吃饱了撑的”；还有人说他贪财，“想要奖金，想钱想疯了”。白平对此回应说，“名人出名是为利，作家出名为卖书，我出名图什么？出名带来的，我已经看到了，每天的答记者问，陌生人不断的学术咨询……我给自己带来了一堆的麻烦，这么做图什么？”

　　谈起“悬赏门”系炒作，白平称：“是谁在炒作？我写的书都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不是小说，不是艳史，是需要自己花钱才能出的书，所以我不为卖书出名。其实谁也不想让媒体参与进来的。”对于贪恋“奖金”的说法，白平更是在“课堂上”公开表示，若将来胜诉得到奖金，除去律师的诉讼费，其余的都将用于他的学术科研项目，补偿那些默默做研究的学生们。白平说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文人该做的事，行使了一位公民正当的获得正确知识的权利。《康熙顺天府志》作为一本在中华书局校对13次、阎崇年本人又请专家校对两次的书，仍然有如此多的错误，实在是不能容忍。

　　白平的诉讼姿态

　　白平认为，阎崇年在宣布“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的时候，就已经给愿意挑错人一个承诺，并且在宣布这一诺言的时候也藉此获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合同行为。

　　因此，他的行为只是维护了公众获得正确知识的权利，不应受到质疑和责难。对于和解，白平和他的律师都认为他们始终是善意的，和解的大门随时向阎崇年敞开。但条件有两个：一是阎崇年要兑现当初的承诺；二是阎崇年和出版单位要公开向读者和公众致歉。

　　本案开庭审理前，白平的律师——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王德怡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王德怡说：“我所已向阎崇年先生发送过《律师函》，回执显示函件于4月20日被签收。但事发至今，阎崇年先生一直忙于秦皇岛、烟台、成都、北京、上海等地的讲学、签售及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其中原因，我们分析是因为阎先生很早就签了合同，不去要付违约金。阎崇年先生目前处理问题的态度是极不负责任的，其方式也是极不恰当的。公开的承诺必须履行，公众人物应当对其公开发表的言论和承诺负责，否则虚假宣传、沽名钓誉等不法商业行为将畅行无阻，整个社会将无诚信可言。我们希望阎崇年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此次事件。”

　　据王德怡律师透露，这起民事诉讼最近变更了请求。在5月24日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里写道：经调查核实，原告陆续发现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中存在更多错误，故原告将原《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奖励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变更为“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奖励人民币陆拾贰万元”。

　　王德怡律师告诉记者，原告白平现已向法院提交三项调查取证申请：1.要求阎崇年向法庭提供其持有的清人张吉午《康熙顺天府志》的复印件或抄本，以供法庭审理时比对；2.由于本案事关社会公共利益，故请求法院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调查阎崇年《康熙顺天府志》一书使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基本情况；3.由于阎校本《康熙顺天府志》对同类语句的处理存在大量前后不一的现象，有合理理由推断阎崇年可能没有亲自校注，而是将任务分包给他人完成，因此请求法院向中华书局提出进行调查，要求中华书局派员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和质证。但白平的代理律师王德怡同时表示，这三项调查取证申请不一定会被法庭批准。

　　此外，王德怡律师还告诉本刊记者，“悬赏广告”的“悬”并非“悬殊”之意，而是“悬挂、公开”之意；“赏”指的是支付报酬；此处的“广告”也并非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商业广告，而是指“广而告之”的公开声明。王律师表示：“悬赏行为的特点有二：一是针对不特定公众而发出，二是以公开方式。在学理上，悬赏广告行为可分为对人型悬赏和对世型悬赏两类。阎崇年的行为属于对世悬赏。理论界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争议一直未停止，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立法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我国司法实践已明确采取单方行为说。”

　　阎崇年校本“错误”分析

　　王德怡律师表示，《康熙顺天府志》有590页，45万字，涉及三万个断句，采用竖排排列，能从这45万个繁体字中找出错误来，没有相当水准、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做不到的。但是错误被挑出来后，再对所挑错误“是否有道理”进行评价，中学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准就可以正确判断。其中有些错误非常低级，连小学生都可以判断，如将“流寇”误作为“流冠”； 将“吾家世受国恩”误作为“吾家世受国思”； 将“人”误作“入” ；双引号只有前半边，没有后半边等等。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有其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在行文、断句方面必须遵循一定的章法，但文字和标点出现错误，是可以通过相关途径予以认定的，这里面并不涉及学术上的争议。部分错误如下：

　　原文：漫言惟士有恒，不复致盧其仰事俯畜。(545页)按：“致盧”不通，“盧”当作“慮”。

　　计错1处：文字有误。

　　原文：而舍尔灵龟，观我朵颐者比比皆是。(545页)按：标点当为：“而‘舍尔灵龟，观我朵颐’者比比皆是。”其中“舍尔灵龟，观我朵颐”是引用《易经》之语。

　　计错1处：标点有误。

　　原文：其亦古司农养必先教之意耶！按：“农”，当作“徒”。

　　计错1处：文字失校。

　　原文：故在上者兴学训迪之。(550页)按：“迪”，原书作“廸”。

　　计错1处：文字有讹错。

　　原文：才薄将能石鼓何！(558页)按：“能”，当作“奈”。

　　计错1处：文字有讹错。

　　《康熙顺天府志》原书各卷下列有目录，整理者一概移于全书之前，未加说明。

　　计错1处：改动原书面貌，未加说明。

　　原文：日照山山紫翠生，雨余秋色更分明。蜃楼出雾东树出，高城寒抱太河流，西风浩荡开秋色，落日苍茫引暮愁。奈可登高复送远，将人对酒不能酬。(573页)

　　按：这首诗原本是这样的：“日照山山紫翠生，雨余秋色更分明。蜃楼出雾东浮海，雉堞连云北绕城。旧识邮亭犹问路，渐多僧寺不知名。十年几度登临约，未尽平生吏隐情。”整理者弄丢了原诗后半部分，把另一首诗的后半部分续上了——牛头马尾。另，“太河”当作“大河”，“ 奈可”当作“奈何”。

　　计错3处：错简，错字两处。

　　阎崇年的答辩

　　6月2日上午9时许，备受关注的“阎崇年悬赏门”案件在北京市亚运村法庭开庭审理。众多记者翘首以待的阎崇年先生没有亲自到庭，其律师称，他近期身体不适，“毕竟是个70多岁的老人了”。

　　据了解，5月30日，白平从太原抵达北京后，便与王德怡律师取得联系，二人前往国家图书馆调阅了清人张吉午《康熙顺天府志》一书微缩本，就已挑出的错误逐字进行比对。经过整理，白平在阎校本《康熙顺天府志》一书中新发现错误70处，故白平再次向法庭增加诉讼请求，将奖励要求由42万元、62万元变更为现在的69万元。

　　在答辩状中，阎崇年表示，答辩人从来就是本着严谨求学的精神校勘《康熙顺天府志》的。即使有众多学者把关，答辩人仍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认为《康熙顺天府志》一书难免存在错误，并在此书后记中期盼读者指正。答辩人自知才疏学浅，不可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布悬赏广告，向天下挑战，因此，答辩人根本没有发布悬赏广告的任何动机。

　　对于引起诉讼的所谓悬赏广告，答辩人称，自己从来没有委托任何媒体发表过悬赏广告。所谓挑错给酬金只是答辩人与记者刘婷在聊天时的约定，对象只限于北京晨报记者刘婷一人，并不针对广大读者。2009年9月9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的四位记者来答辩人家中喝茶聊天，谈起了《康熙顺天府志》。谈及《康》初次校注完成后，答辩人发现还存在许多错误，请中华书局组织专家校勘了12遍，然后又专门请两位专家协助校注。当时，《北京晨报》记者刘婷开玩笑说，也要帮助答辩人挑错，答辩人表示欢迎。刘婷问答辩人，如果她本人挑出错误，答辩人如何谢她，答辩人说可以请她吃饭。刘婷开玩笑说吃饭太简单，应该给现金作为报酬。答辩人问刘婷要多少酬金，她开玩笑说，至少也得给1000元吧。答辩人认为刘婷作为记者可能根本没有时间读该书，就答应了她的个人请求。

　　四位记者后各自发稿，答辩人发现其他3家报道没有问题，但《北京晨报》不应把刘婷个人与答辩人的约定登到报纸上，这样容易造成大家的误解。答辩人原想提出更正，但考虑到不要影响到刘婷记者本人，另也没有读者提出异议，便没有要求报纸予以更正。

　　答辩人万万想不到，时隔半年，任炳先生竟然未与答辩人进行任何联系和确认，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京城学界正气——赞阎崇年先生的勇敢之举》，歪曲答辩人发表“公开声明”，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白平先生竟然被任炳先生的文章误导，没有核实所谓的“公开声明”的出处和真伪，就对答辩人提起诉讼，进而使答辩人陷入不必要的诉讼纠纷中。

　　白平的反驳及主张

　　针对阎崇年的答辩意见，王德怡律师提交了反驳意见。王德怡律师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分析可以得出，阎崇年悬赏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康熙顺天府志》一书发布悬赏广告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大师形象，从而实现其商业利益；其名背后是利，成为当今中国“学术明星”之首后，凡与其身份有关的产品如课程、字画和出版物都会成倍升值。《北京晨报》消息发布后，阎崇年如果认为记者“疏误”其意，应当要求《北京晨报》澄清；《北京日报》再次转述此消息后，阎仍未提出异议；白平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后，阎仍拒绝回应。其一系列行为足以使公众对其发出悬赏广告的真实性产生强烈信赖，其发布悬赏广告的事实真实可信。

　　据透露，中华书局在对王德怡律师的回函中，已告知其于4月5日作出暂停阎校本《康熙顺天府志》发货的决定，并征询学术界和阎崇年的意见，就此书进行检查，该局书面承诺通过律师向白平先生转达检查结果。2010年5月18日，中华书局却突然告知不会向白平一方提供检查结论。由于图书是大众消费品，公众应当对检查结论有知情权，因此原告白平一方向法院提出一项新的调查取证申请，要求中华书局向法庭提供该书的检查结论。

　　白平先生“挑错”不仅仅是这一回，熟悉 《百家讲坛》的观众对白平并不陌生。前些年，白平就在自己的博客中，对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于丹、钱文忠、纪连海、王立群、马瑞芳等诸多名家都有过专门的“挑刺”文章。有的博文甚至措辞尖锐，用白平自己的话来说：“不是 ‘微词’，是‘大放厥词’了。”

　　早在1980年，白平就已经第一次成功地挑了一本书的错。当时还在读大三的白平，读《元曲选》时发现了书中几处问题，便一一整理成文寄给出版方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多位专家反复论证后认为，白平所发现的问题除少数断句仍可商榷外，绝大多数都言之有理，决定在该书再版时予以更正。中华书局的编辑在回信中，对白平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敬意。这次“挑错”成功，给了白平无穷的信心与动力。大四期间，白平指出知名教授王力主编的大学教材《古代汉语》一书中的几处问题，再次得到出版方中华书局的肯定。然而这一次“挑错”，不知是不是因为“悬赏广告”的关系，中华书局和阎崇年本人都未对白平本人作出任何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