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观察:反扒队员捉贼常常动粗
去年秋季,记者在天津市繁华的步行街“蹦豆张”门前,曾亲眼目睹了一幕反扒队员力擒小偷的场景。
当时正值午后,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接踵地行走穿梭。突然,人群中窜出两个中年男人,向一名身材瘦小的男人一扑而上,三下两下,就将他的双手反剪背后;其中一名男子从后兜中掏出对讲机类的家什,对着上面说了几句什么。不一会儿,就有另外一伙人也押着另一男子过来与他们会合。
起初记者以为是警察便衣执法,后来发现这两伙人押着手中的“战利品”向路旁的自行车走去。记者跟过去一看,这自行车后边还有绳子,到来之后,便衣者又从身后掏出手铐,将他们固定在自行车上,然后就推着自行车,嘴里叨唠着在某派出所聚合后走了。
见记者很是好奇,当地一名陪同记者采访的律师说,这是民间执法者在抓小偷。这天是周末,所以来这里吃饭和旅游的人很多,小偷一般都选择此时下手;反扒队员也瞅准了这个时机埋伏在人群中,一旦有人行窃,他们便及时冲上,人赃俱获。
记者发现,他们除了没有枪之外,警察配备的警棍、电棍、手铐等他们都一应俱全。更让记者疑惑的是,由于遭遇小偷竭力反抗挣脱,他们常会拳脚相加制服嫌犯,很多路人本来就恨透了盗贼,每每见到有小偷被擒,常常是众人皆上,小偷被打得口鼻流血之景常会出现。以暴制暴、以违法制犯法。
是防身工具还是伤人凶器?
案例归类显示,现在的小偷作案早就摒弃了传统的“单兵作战”,冠以“团队联手”的新手段。他们往往有接应、有望风、有阻挡、有动手,简而言之,得手后的迅速转移和传递,使得“抓贼必须人赃俱获”的说法,往往很难实现;一旦被人发现,立马有人跟上解救,特别是几乎身上必备的凶器——刀具,往往就成了协助脱逃的有利武器;正是后者,使得反扒队员也只能采取“群体效应”的做法,几人一组进行擒拿;要想成功制服窃贼并把他们扭送公安机关,能否战胜窃贼手中的凶器,就成了关键。此前,他们都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地抓捕,后来在连续出现队员被伤事件后,他们也往往身上带有“家伙”,不管是刀具还是木棍、弹簧锁,一句话,只要能和对方抵挡、周旋一阵子的家什,他们都会带上。
由此而来的就是,凭什么来界定,小偷身带管制刀具就是“凶器”,队员带上同样的东西,性质就改变为合法、改变为防身武器呢?毕竟他们并不具有公安人员的正式执法者身份;他们没有任何区别于普通公民的授权、证明、“特赦令”和“豁免权”,一旦稍有差池,他们的行为也就和罪犯无异。
据大连市中山区检察院的公诉书称,他们之所以把这7名反扒队员认定为故意伤害,取决于他们当时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态度:首先,他们7个人一同上去“制服”抢劫犯;其次,在把当事人打倒在地昏迷后,仍不停止。
公诉人认为:“不要说他们在根本没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动手伤人;就是对待真的嫌犯,也不能在人已经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甚至昏厥后还继续施暴的。”
以暴力制犯罪,以违法制犯法;是否已经意味着最初自己正义的行为性质,已经在所谓执法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将他们的行为披上了违法甚至犯罪的影子?
“自生自灭”还是依法“收编”?
反扒群体的存在,缘于我国警力的不足。民间反扒,是目前警力“超负荷”的有效补充。
著名新闻评论员李坚却另有一番看法。他认为,即使是考虑到警力不足的现状,政府也不该鼓励由市民组成的反扒组织过于介入到反扒行动之中……他说:民间反扒队员通常不具备执法资格及专业素质,这些人参与到具体执法行为中来,不懂得如何规范行政、规范执法,难免就会做出损害公民权益的事情来。
另外,类似反扒这样的执法行为还具有一定危险性,专业执法人员执法时有权使用警械,并采取相关手段避免自身及周围群众受到伤害。反扒志愿者由于没有使用警械的权利,如果他们在反扒行动中自身受伤或伤及他人,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
因此他坚持以为,类似“反扒志愿者”这样的“准执法队伍”,还是不组建为好。
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被称为美国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
北京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笑宇认为,国内许多城市出现民间反扒群体,说明还是有一定社会需求的。这些群体中的成员都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质疑声”,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机制,如果可能的话,有关部门可以对这些民间力量因势利导,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培训,合力会比想象的要大。
据悉,宁波已对民间反扒开出奖金,抓到的贼娃子被处以拘留的,每个奖200元;劳教的,每个300元。由此,民间反扒也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抓捕后的打击处理率达到54.6%,甚至出现了职业反扒人——专逮小偷,靠奖励维持生活。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也写了致社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反扒网友的行为表示敬意,并希望他们多与警方联系,确保自身安全。武汉政法委副书记崔正军,则公开向媒体表示:支持民间反扒志愿者。
2006年12月29日,海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彭晓敏做客海南广播电视台《公仆在线》节目时,现场拍板决定整合社会资源,成立一支反扒志愿者大队。2个月后,海口市交巡警支队通过《海口日报》向社会公开招聘200名义务反扒员,男女不限。当天100余人递交个人资料。此后,海口警方不但给这些志愿者颁发证书明确他们的身份,为规范管理好这支队伍,还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管理规定。首先,他们对志愿者加入的条件进行了规定,义务反扒队员无工资福利待遇,自行承担反扒费用;但警方将对成绩突出者予以适当奖励。其次,请来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护身抓捕训练。从当年2月13日开始,义务反扒员们已在民警和便衣的带领下陆续上岗。
国内首个民间反扒组织获登记 反扒队员有“双保险”
2007年岁末之际,杭州市天水反扒协会被民政部门批准登记,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有合法身份的民间反扒组织。几年前,曾经与记者一同追踪“湖州拍卖案落槌无声”的当地记者孔令泉如此评价:“这一突破给国内处境艰难的民间反扒点亮了希望之灯。”
12月22日,经杭州市民政部门审核登记,“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作为民间反扒组织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个被政府确认合法身份的民间反扒组织。此前国内各地的反扒民间组织,尽管经历了10多年的艰苦之旅,其身份却一直未被政府部门确认。
“反扒协会被民政部门同意成立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反扒员觉得身份合法了。”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的成立,使该协会会长顾灵华喜形于色。
协会的主要成员是三大商场,协会的职责是组织和协调三大商场等的反扒工作以及武林广场及周边的街面反扒,收集和发布扒窃信息,表彰有贡献的反扒成员,开展反扒窃工作经验交流和研讨等。
协会的会长以及副会长均是三大商场的副总经理,三大商场每家出资两万元,天水街道和下城公安分局各拿出两万元,作为协会的启动资金。协会接受下城公安分局和下城区民政局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与国内其他民间反扒组织不同的是,37名天水反扒协会反扒成员大部分由三大商场专职反扒成员组成,少部分是天水街道派出所的反扒队员,分别承担起商场和路面的反扒工作。商场的反扒成员全是商场的正式员工,有劳动合同和各种保险。派出所的反扒队员也是由街道发工资,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保险。
“一旦发生反扒成员被不法分子侵害受伤,就是因公负伤,属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协会会长、百货大楼常务副总经理顾灵华说,协会已与保险公司联系好,为每名反扒成员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做到“双保险”。“绝不能让反扒队员英雄一时,痛苦一世。”
天水反扒协会现在的职能初步确定有防控保安、专业反扒等,前者由天水派出所下属防控保安中队负责,后者由辖区内的杭州大厦、百大集团、银泰百货等三大商场反扒员和派出所直属反扒队组成。
作为辖区派出所,天水派出所自始至终参与、指导和监督反扒协会的运作。“反扒队员本身是商场保安,反扒窃是本职工作,本身工作具有合法性,同时在民警的带领下开展反扒窃工作,是合法的行为。这与一些纯民间志愿反扒组织游离于公安机关的参与和管理之外是有本质区别的。”天水派出所副所长韩荣为说,天水派出所有两名民警专门负责反扒队员管理。
“反扒协会的最大优势是作为一个合法组织,通过制度与公安机关、政府部门紧密联系,在人员培训、专业技术上能得到公安机关的指导,会员信息共享,并且在反扒中能及时得到警方的支持。”顾灵华会长说。
民间反扒“苏州模式”:5年零过错
2010年6月10日,苏州市反扒志愿者大队迎来了五周岁的“生日”。五年前,在《姑苏晚报》和苏州团市委、苏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等单位的共同倡议下,94位有正义感和奉献精神的热心市民走到一起,共同组建了苏州市反扒志愿者大队。
这个民间反扒组织成立后经受住各种考验,交出一份五年“零过错”运行的优秀答卷,并在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摸索出民间反扒的“苏州模式”,不断吸引着其他城市民间反扒组织前来苏州“取经”。
当天下午,在苏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反扒志愿者们用一场特别的演出回顾了五年来走过的历程。舞台上,队员们表演的“一招制敌术”、“擒拿操”及反扒相声、小品,博得了观众一阵阵掌声。
五年来,无论是在正常的工作日,还是在人潮拥挤的节假日,总有反扒志愿者们守护街头巷尾的身影。只要有扒手敢伸出贼手,他们便会突然现身,将扒手抓个人赃俱获。五年来,他们共抓获扒手500多人,协助警方破获各种案件500余起,为市民挽回财产损失50余万元。经过五年发展,这支队伍也发展到了120多人,除了涌现一大批反扒高手外,还成立了女子反扒中队和大学生宣传队,为队伍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
“五年来,不但学到了许多反扒技能,而且还和队友一起抓了那么多扒手,帮助失主找回了赃物,过程虽然很辛苦,但心里觉得很值得。”队员赵惠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悉,为了打击扒窃犯罪,减少市区重点场所扒窃案件的发生,苏州市反扒志愿者大队在家乐福超市、苏州儿童医院等六家单位成立了反扒教育实践基地。
来源:青年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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