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的保姆

　　独自抚养一个智障儿子的平线，在京城一家机关大院做保姆时，因为“无知”而使雇主葬身火海。这个历尽坎坷的中年女子，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大的“坎”：在因“过失致人死亡”被判刑的同时，她还被判向死者的女儿赔偿16万多元。

　　平线的经历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其中却蕴藏着保姆这个行业的共同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女孩选择了走上工厂的流水线，保姆业成了农村中年贫困女子的天下——而因为贫困，她们在现代化的城市家庭里诚惶诚恐、失误连连。因为她们的“不专业”，保姆这个本应充满人情味的职业，却始终无法弥合主人和保姆之间的感情断裂带。

　　事实上，随着农村劳动力成长速度的降低，一直难望“菲佣”项背的中国保姆业，尚未兴盛便在衰落。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0月上半月期)

　　保姆平线，过失致死主人案

　　通讯员/王丽英 本刊记者/孙欣

　　“命呀！”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个中年女子，面色萎黄，深陷的眼窝如同一口毫无生气的枯井。

　　这个名叫平线的女子，被熟悉她的人公认为“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不幸充斥着她人生的各个阶段：未满周岁失去父亲、长子因病成为“傻子”、十年前离婚、去广州打工被骗得身无分文……而这一切还不是她的人生中最难以迈过去的“坎”。

　　那个最难迈的“坎”，正横在她的面前。2009年一个冬日，在一户京城人家当保姆的她，因过失把雇主活活烧死。如今，她不仅要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罚，还被死者家属索赔24万元。

　　无知酿祸，保姆过失烧死雇主

　　2009年11月11日，一个弥漫着阵阵寒意的普通日子。傍晚六点时分，地处北京东部农展馆南里的一栋居民楼里，第八层的一面窗户内，灯光明亮。

　　窗口内的楼房里，50岁的保姆平线刚刚与雇主的女儿“五姐”一起吃过晚饭。卧室里，95岁的郝老太已经沉沉睡去。晚饭前，老人的五女儿，也就是平线的“五姐”，给她吃了一片止痛片。老人的下肢早已萎缩瘫痪，双脚溃烂，但是，由于她的年岁大了，医院都不收治，只能在家中护理。老人的患病处，每天都要换药，之后用周林频谱仪烤脚消炎。家人之所以这么做，据说是因为这个仪器能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但是，每次一用上周林频谱仪，老人都会疼得大叫，根本烤不了多久。这一次，孝顺的五女儿提前给她吃了止痛药。

　　大概是药片起了作用，老人很快就睡去了。她的睡姿安安静静的，似乎从不被人打扰，也不再担心受到任何侵扰。

　　吃过饭，“五姐”照例问平线还有什么事没有，平线说没有，她才放心离开。

　　“五姐”在家中排行第五，她还有四个姐姐。大姐在外地，每年只有几个月时间回来，其余几个姐妹每天晚上和周末轮流过来伺候老母亲。其余时间，她们就把老人交给保姆伺候。平线是她们请来的第N个保姆了。比起前几个来，这个来自河南叶县的保姆还算能干。上岗没几天，她就把满屋子的边边角角收拾得干干净净，令整个房间一点异味也没有。老太太的身体，每天也被她擦洗得干净利落。老人不能动，她就抱着老太太上轮椅、上厕所、上床，她的腰因此扭过一回。她还懂得节俭，洗菜的水留下冲厕所，洗衣服的水再用来拖地。因为郝老太也是河南人，能跟她吃到一起去，她做什么菜老人都说好吃，因此，老人和她的几个女儿对她比对任何保姆都满意。

　　随着平线的到来，老人的女儿们也就放下心来了。在她们看来，尽管这个农村来的保姆难免有一些毛病，但母亲这种状况，能伺候好了不容易。

　　见母亲已入睡，“五姐”轻轻地关了频谱仪，跟平线打了声招呼，就放心地走了。她怎么也想不到，半个小时后，这里竟成了一片火海，而自己的母亲在火海中挣扎着停止了呼吸。

　　原来，“五姐”离开后，平线又把频谱仪打开了。

　　她再次打开频谱仪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意外。照顾老太太快一年的平线，希望老人“快点好起来”。她想给老人多烤一会儿，多消消炎“总会有好处”。这次，她用强档给老人烤了十几分钟。关了仪器后，她摸着频谱仪有些烫手，想到老太太怕冷，睡觉时怀里和脚上都焐个热水袋，这次不如让频谱仪多热乎一会儿。于是，她拿棉被把频谱仪和老太太的脚一起盖上了。

　　在平线的记忆里，她对亲妈都“没这么好过”。

　　看老太太睡得很香，她破天荒地下楼溜达去了。

　　一个多小时后，回到小区的平线吃惊地发现消防车停在楼下，围观人群望着一处浓烟滚滚的窗口指指点点。那面窗口所在的位置，正是主人家的方位。平线的“腿都软了”，但她挣扎着爬上了楼。她知道“老妈肯定不在了”，可是“还想看看她”。看到老人烧焦的躯体后，平线当场瘫软在地。

　　三名警察见状，立刻把她搀扶出家门。在那样的慌乱中，她还挣扎着，从自己包里拿出仅有的200多元钱，放在屋里“留给老妈”。

　　“她跟我妈妈差不多大，一来我就喊她老妈的。”曾经，平线是那样想融入这个只有一位老人的家，融入老人的孤独生活。

　　命运弄人，不幸连连的人生

　　2009年1月，“踏实肯干”的平线经前雇主介绍，走进了郝老太的家门。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郝老太的丈夫生前是某部委的领导。他早年过世，留下遗孀和五个女儿。如今，女儿们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她们虽然会每天轮流来照看老母亲，可是独自守着一套四居室的郝老太还是饮尽孤独。

　　平线的职责，就是照顾这个95岁的老人。老人下肢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我刚一进门的时候，那个味道呀，熏人！我来了不到一星期就没味道了。那时候，我可有劲呢，一个人就能把她抱上床去，抱上轮椅。就是洗澡不行，得等周末姐姐们过来，三个人给她洗澡，她太重了。”平线向记者回忆道。

　　体重远小于郝老太的平线散发出的巨大能量，让姐姐们惊喜。不到半年时间，她们就给她涨了两次工资。

　　郝老太不好伺候，清醒的时候对平线很好，跟她聊天，把好吃的留给她。可是，“孤独病”一犯，她就张口骂人。“她骂我要害死她，把我的饭碗扫到地上，撵我走，还说你非要害死我才走，是吧？她这话怎么就灵验了呢？我该早走的！”说到这里，平线的眼窝里涌出了泪水。

　　虽然平线大部分时间都能忍，但她也动过走的念头。一次，她被老太太骂得狠了，便跟老人的女儿请了假，跑到附近一个基督教堂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她想辞职。姐姐们像往常一样挽留她：“我妈她老糊涂了，别跟她一样。你走了，老太太挨不过夏天！”

　　平线的心软了，她选择留下来继续照顾老人。

　　老人的女儿们曾对平线说，遇到她这样的保姆不容易，要不把家里的傻儿子带过来一块儿住，我们帮他找工作，每月能赚1000元，把你的工资再加到1700元，你就踏踏实实一直把老太太伺候终老吧。

　　“我真不是为了钱留下来的，就是因为她们对我的好！”对缺乏温暖、向往家庭的平线来说，最渴望的就是“人家对我好”。

　　平线的家乡，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在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她就失去了父亲。从记事开始，平线就是一群同母异父的弟妹们的“大姐”。她不抢吃，不抢穿，就抢着干活。她记得，放学后书包一放就找活干，生怕“人家唠叨”。

　　24岁那年，平线嫁给了一个同村人。不久大儿子出生，因为贫穷，孩子病了没钱治病，“脑子坏了，眼也斜了”，“10张一块钱他还认识，给他一张10块的就不认识了”。

　　平线的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内疚。她想多挣点钱，来补偿儿子。但是，平线所在的村庄，每家只有半亩地，收成连“吃都不够”。平线和丈夫做了点小买卖，生意稍有起色，家却散了。

　　提起离婚的事，平线只说是“家庭琐事”。

　　因为平线执意要离婚，这个乖巧的女儿最后还是让母亲失望了。在农村，离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在离婚的时候，傻儿子被判给了平线。小儿子跟了丈夫，从此与平线成为“路人”。

　　傻儿子喜欢整天在村里到处乱跑，时不时地捡些瓶子、废品回来，堆在院子里，“那些东西堆得没地方站人”。告诉他不要去捡，告诉他不要乱跑，傻儿子不听。苦于在家没什么生计可做，又看不住儿子，更因为离婚后的平线“再也不想看见那个人(前夫)”，于是，当年30多岁的平线，开始外出打工。

　　无奈的职业，她做得断断续续

　　离开村子之初，平线在河南的平顶山做小买卖。后来，为了躲避带儿子去找她的前夫，平线到了离家很远的广州。到广州后，她在老乡的帮助下，摆了个卖菜的小摊。

　　那时，只要在街上看到小孩，平线就止不住流泪。可是，为了攒钱给傻儿子成家，她一天天忍下来。随着辛苦钱“一毛一分地攒下来”，希望也渐渐在平线心中扎根了。

　　一天，听说一家公司能给高额利息，平线把省吃俭用攒下的3000元全存到那个公司。谁知，利息还没拿到，公司老板卷钱跑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卖菜的平线“眼前一黑”晕倒在地。后来，“什么都没了”的平线躲在出租屋里，不吃不喝整整躺了一个星期。在老乡、朋友和房东的轮流劝说下，撇不下傻儿子的平线最终挺了过来。

　　不久，平线离开广州这个伤心地，只身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

　　由于太需要住处和食物了，平线选择了去当保姆。“在我们农村的人看来，保姆是个低贱活，伺候人的活。谁回去都不敢说自己是当保姆的，我回去只说打工。”

　　因“低贱”二字始终压在平线的心头，后来，只要存下一点钱，她就会辞去保姆，去公司当清洁工、电梯工，为的是“喘口气”。缓上几个月，她才会再去当保姆。

　　尽管保姆不是自己喜欢的职业，但平线做得很认真。据她曾经的雇主白先生一家说，平线干得不错，对老人有耐心，在他家一直干到老人去世。正因为这样，他才在平线出事后毫不犹豫给她办了取保候审。在接受警察询问时，郝老太的三女儿也承认，平线“老实、脾气好”。

　　“拿人家的工资，我不能让人家说我，我得干得谁也挑不出毛病。”平线对记者说。她的第一个雇主是一位住在郊区的老人，大冬天的家里没有热水，而平线不舍得烧热水洗衣服，就用冰凉的水把老人三个女儿的羽绒服用手洗了一遍。她记得“洗衣粉怎么也冲不干净，洗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平线的指关节出了问题，因此而变形。平线不好意思让煤气站送煤气罐到家，她总是自己骑个三轮车去换。辛勤的劳动换来雇主一家的尊重，“三个姐姐每次回家”，都会对她说“小平辛苦了”。

　　平线喜欢被雇主尊重的感觉，可是敏感的她听到雇主一句话说得“不合适”或者在过年过节时，都会感觉自己“寄人篱下”，常常因此偷偷哭到半夜。有一年春节，平线没回家，因为头疼，还得做二十多人的饭，她“累怕了”。春节过后，平线坚决地辞职回家了。可是回去没几天，看着捡垃圾的傻儿子，想到“那个人”也在村里，她就又呆不下去了，再次回到北京。

　　因为这样反反复复，平线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8个月。

　　在郝老太家，平线是预备呆下去的。姐姐们要给她的儿子找份工作的承诺，让她充满憧憬。可是，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毁了，包括姐姐们对她的情意。

　　出事后，看守所里的平线几次想给姐姐们道歉，但姐姐们警告她不要给她们打电话。在关于这件事的民事赔偿案开庭时，平线想拉住姐姐们说声抱歉，她们看都不看她，就一把把她甩开了。“是我错了呀，姐姐们怎么骂我、打我都行。”出事后，平线至今想不起郝老太的模样，可是会无数次想象“火怎样从她的脚上一点点烧上去”。

　　在警方的记录里，平线积极配合调查，认罪态度良好。公诉人在法庭上也着重提到她虽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可是，平线不想放过自己。在看守所，她常常缩成一团躲在角落里“只是哭”，直坐到一条腿完全麻木，无法行走。

　　怀着赎罪的心情，对姐姐们在庭上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表示接受，包括对方提出的20多万元赔偿。她说：“只要以后有活干，我就还，挣一分还一分，挣一毛还一毛。”

　　独自等待，在绝境中挣扎

　　2010年8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平线过失致人死亡案。

　　庭审还未开始，平线就已泣不成声，法官不得不一再提醒她控制情绪。随后，对于法官的询问，平线都带着哭腔小声回答。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她全部承认。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取保候审的平线度过她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迅速消瘦的平线说话有气无力，火灾发生后，她就睡不好觉，经常头晕头疼。她说，以前在郝老太家也睡不好，晚上还得听着老太太有什么动静和召唤，看看有什么需要。现在，失眠的状况越发严重了。

　　想着自己就要坐牢了，平线回了一趟老家，她想再看看傻儿子和老母亲。

　　对发生的事情，她没敢跟母亲说，但是跟傻儿子讲了。平线打算，要是判了缓刑，不用坐牢，她就把儿子带到北京来，母子俩一起捡破烂。许是感觉到未来路上的艰险，傻儿子跟她走到车站后，改了主意。

　　她又一个人回到北京，没着没落地“漂着”。一次，她渴急了去讨水喝，意外遇到一个老乡，好心的姑娘收留了她，带她到自己的住处。但她不想麻烦别人，白天她四处捡废品，晚上到公园里去睡。她在惩罚自己，每次在公园的长椅上被蚊子咬得睡不着，每次一天只吃一个馒头饿得难受时，她心里就能舒服点。

　　记者一拨拨地来采访平线，她总是耐心地接待，一遍遍撕裂自己的伤口。“只要你们觉得对社会有用，我就说，我这样的人还能有点用处不容易！”

　　2010年9月7日，平线给法官打去电话，询问判决时间。她希望早点下判决，“再悬下去我要受不了了”，“要去坐监狱，我还有个地方睡觉、吃饭”。记者提到检察官希望她被判缓刑的意思，她听后半天没出声，然后说：“我现在不敢去给人家当保姆了，人家知道了我的事也不会要。”这些日子，她尝试去餐馆、宾馆做些清洁的零工，不到一天，老板就会客气地对她说：“要不你明天去别的地方试试？”她觉得自己的“脑子坏了，总出神，干不了活了”。

　　“不行就回家吧，还有儿子呢。”她听到这样的劝说后，很坚决地摇头：“我回去是他们的累赘，因为那个人(前夫)，我也绝对不回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

　　平线的前夫一直没有再婚，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也没有娶妻。这次回家，平线吃惊地发现，村里新房林立，只有她家的房子破败不堪。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平线愁眉苦脸地看着地面，像在自言自语：“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表示要跟红十字会联系，死后把全身“有用”的地方都捐了。“如果我死了，姐姐们也能松口气了，不然，(她们)还以为我在哪里逍遥呢。”

　　郝老太的女儿们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据说，这件事在郝老太生前居住的部委大院里传得沸沸扬扬，给她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困扰。

　　补记：2010年9月14日，一审判决下达。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平线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在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法院判决平线赔偿郝女士的子女经济损失共计164912元。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0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