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新一期封面：说吧，爱情

　　邂逅、耽美、匹配、角力、保质

　　说吧，爱情

　　◎舒可文

　　为什么流行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爱情的话题相联系？现代小说、流行歌曲、电影故事、情人节游戏、爱情专家们，喋喋不休地提供着爱情花样，关于爱情，人们说的一定比见到的多得多。

　　爱究竟是什么？这种起自柏拉图的提问方式是很西式的，与之相对的中国式提问大概要算元好问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至于答案，大概没有一个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在千百年里代代相传，各自求解，最终也难以形成一个通行有效的标准答案，供人们效仿。

　　即使有，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能从中获得相应的行动能力。因为，爱情，可能根本上就不是一个谈论的对象，而是实践的对象。

　　像所有的实践活动一样，爱的实践也意味着一个评价体系，不仅是对实践对象的评价，也是对自己品性、能力、判断和创造力的评价。

　　与其他实践活动不同的是，爱的实践属于一个庞大的目的，即关于怎样生活的定义，关于人是什么的定义，因此它不会停止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目的，无论是激情、相思、相伴、性，无论是关怀、给予、和睦，都不足以作为结论完成这一定义。

　　柏拉图大概是最系统地谈论爱情的第一位

　　在《会饮篇》里通过7个人对爱神的颂词和辩论，柏拉图给出了关于爱的7种解释。爱使人产生幸福感和美德是最初步和最表面的经验，第二个人提出了凡俗的肉身之爱与灵魂之爱的差别；第三个发言人是个医生，他从科学的语气论证了灵与肉的相辅相成，把爱解释为一种和谐的力量。阿里斯托芬以戏剧家的手法讲了一个神话，所谓两性一体的阴阳人，被宙斯劈为两半后，相互思念，爱就是对另一半的寻找，是对整体的重建。对完整性的需求表明其中充满了生命的渴望和紧迫的激情，也意味着对暂时关系的否定。这是柏拉图借阿里斯托芬之口给爱做出的第一个定义，即爱是一种追求整体的欲望，这个定义流传至广，最有文学的利用效力。被劈成两半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就只好寻找同性了。第五个发言的人着重谈论了爱的至高无上的品质，轮到苏格拉底时，先对他来一番追问，使那位夸夸其谈对爱充满激情的人只好承认，这种颂扬显示了自己对爱的无知状态。

　　《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很特别，一反他在其他篇章中出现的常态，那天他洗了澡，穿戴整齐，还穿了新鞋，而且他很少见地一直以转述一位女祭司的话来参与谈论，这使他对爱的谈论不仅关照到了男女两方，因此包括美、生育，以及美的创造和智慧的产生。而且由于女祭司操持着人与神的中间人的身份，使这个话题能够超越所见所闻所感，从而接近对本质的理解。在对本质的谈论中，爱的对象是非本质的，或者说是偶然的、机遇的，只有爱的行为本身才是有关本质的。最后，一个匆匆来迟的人是苏格拉底的追慕者，他的发言无关紧要，柏拉图以他的出场做结尾，是为了让苏格拉底以行为做出第一种解释，即节制。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保持清醒的理智，才能真正体验到爱的本质。《会饮篇》中的谈话者为某些人成为情感的奴隶而感慨时，柏拉图认为那是心理疾病，完全不涉及爱的本质。因为爱不是表达情感的行为，情感只是与爱相伴随的状态。他的明智在于，情感只有在爱的意志支配下，才能是和谐的，不会变质的。

　　柏拉图在这7种解释中，把与爱相关的经验几乎囊括，缺一不是，虽然每一种里都有被后世不断引用的格言，但又都在谈论中辨析出缺陷。最终他通过层层推进，把爱引向了关于善、关于美的理念。

　　于是，柏拉图式的爱具有了一种理想境界的品质，对后世影响至深。比如，在这个逻辑下，罗素把爱视为所有绝对价值的条件，福柯把两人之间发生的爱作为一种对人所能发生的深刻关系的探索，而弗洛姆以心理学家的角度观察发现，能够“从我的生命中体现对方的生命实质”是爱情的根本条件。对爱的定义推进到这一步，似乎遥相呼应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行为。

　　“柏拉图式的爱”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品质，所谓纯洁的、刨除了肉体交流成分的精神恋爱，其实不属于柏拉图，而是出自新柏拉图主义者巴尔德沙尔·卡斯诺提，它带有很强的中世纪意识形态色彩。

　　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今天在流行文化中谈论的“爱情”，更多对应的是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观念，即罗曼蒂克之爱。罗曼蒂克之爱最早起源于中世纪骑士与贵妇之间的“雅爱”，是一种发乎情、未必止乎礼的关系，既不以婚姻为目标，也不是以性为目标，而是为了开发对情感的激情体验。直到浪漫主义运动赋予了人能够随自己的意志塑造事物的权利，人在爱情中寄予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吉登斯在考察“亲密关系的变迁”中发现：罗曼蒂克之爱的本质就是给个人生活带入一个叙事的观念，启发人把自己的生活讲成一个故事。这种爱情观念与自由观念以及现代小说同时兴起，它也创造了自由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纽带。

　　爱情观的这个变化发生自文艺复兴。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特性在于追求正义，因为“人生来是政治动物……在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而城邦以正义为原则。中世纪更极端地把人间的一切情感和价值奉献给了一个公共上帝。15世纪皮科以《论人的尊严》发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宣言”，把人异于动物的特质归于自由，人是自己的主人。以自由定义人基本上就定义了现代人。私人经验或私人知识因为自由而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还原性。康德在对“人有何德何能成为主体”的追问中，证明人有理性能力，因此能够建立足够的知识，其中针对个人作为道德或者行为的主体，也是因为人有理性，所以有能力为行为的正当性负责。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被主体性之外的任何东西所支配，无论是利益、环境还是欲望，他就不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也就不是独立自由的人。

　　当人获得了这样一种超越社会关系、超越共同体、超越自然人性的全新身份后，人获得了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任何他人的独立性。然而，现代文化的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导致了两个结果，人变成了精神上无社会差别的群众，同时也变成了无社会牵连的孤独存在。

　　这种结果其实是基于后来的现实所做的反向推论，现实的作用是现代的工业化生成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把人从家庭、村庄、社区等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原子化”个人。由原子化个人组成的大众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在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身份和位置，它的起点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着生活的推进，长期的行为不端地对这个身份和位置做出诠释和丰富，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的身份在人被原子化的时候就被过滤掉了，而且在大众群体中，对他人独特性的体会并做出回应，不再是责无旁贷的生活内容，如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人》中揭示的无奈，心灵的鸿沟不是因为巨大的差异，而是因为渺小的相似。

　　为了克服孤独感，寻求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日常的项目，饭局、爬梯、闺密、老同学聚会，以及利用新技术开发的QQ、微博，无不与此有关。爱情作为一种更富激情、被赋予长久期待的关系成了一种极品救命稻草。

　　但是，爱情故事并没有因此而更多地发生，弗洛姆把现代社会奉行的资本主义模式视为祸首之一。资本主义模式建立了一种世界观，一切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也在市场交换中获得等级评价，生活被全方位地在市场中完成，读书、工作，创造精神都已从个人过渡到企业管理机构，分工的细密使人在生活和劳动中的独立空间越来越少。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容易被预测和评估的人，趣味要足够标准化，善于抗压而又不感到被控制，没有指挥也能做被期待的事。这种不屈服于权威、不服从原则和良心感，而被激发出独立自由感的人被制造出来，这样的人会全力盘算、计较、评估收益，把自己作为一种投资来体现生命力。但弗洛姆的临床发现，人把自己作为投资加入再大的群体，他依然是个孤独的人，在情爱中也同样不能化解他的孤独。在康德哲学中获得了主体性的个人，在被规范化的机械生活中又丢失了自我，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是缺乏内在动力的，关于爱的行为终于简化为像寻找猎物一样寻找着爱的对象。

　　根据这种现象，弗洛伊德认定，追求爱情是一种生物需要的求生本能，所以爱情只是为了满足自爱的一种间接方法。他试图证明，人之所以把爱的对象理想化，源于当婴儿把自爱从自身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时出现的幻想，以至于会提出过高要求。但是，弗洛伊德对爱情的否定性研究，与他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有关，是对严苛规范的矫枉。而“一战”后弗洛伊德的迅速走红，呼应的社会气氛是，资本主义模式在节节胜利中推崇的人的竞争本情。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构造力量，使现象具有了观念的合法性。时过境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备受质疑。

　　作为新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根据社会对人的塑造力量，得出的结论是，在以资本主义为结构的现代生活中，不利于人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人格，形成一种创造的倾向，因此难以形成爱的能力，爱情也难以发生，只能在爱情小说、流行歌曲、电影故事甚至八卦中，在频繁地更新换代中，抽象地品味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爱情。

　　那么多的尝试后，还要打这个赌吗？

　　在《会饮篇》或《诗经》里，爱情总是首先来自自然情感，谈论并不塑造它，而是描述它。爱的能力从未被讨论，似乎这种能力在父母、兄弟、姊妹、发小、邻居、师长等一整套丰富的人际关系中能够自然地成熟起来。有了这种能力，诠释就变得多余。

　　现代生活大面积地割断了这些有机的人际关联，爱的能力生成以及与人相爱都变成了一种艰苦的个人探索、个人创造。而现代生活的规范化又大面积地在玩乐、休闲、健身、旅游等方面全方位地塑造着一些生活模式，在这种温柔、体贴的市场力量诱导下，人的自主程度降低着，甚至在爱情中，人也会以市场中提供的模式来衡量自己以及对象，选择一种模式悄悄地代替了艰苦的探索。但终究这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虚假爱情，它迟早会显示出其虚假的品质，不再为这种关系中的双方激发情感，增加生命活力，“婚姻是爱情坟墓”的经验之说就从这儿来。即便如此，婚礼还是每天都在举办。因为，弗洛姆发现，在这种关系中，人似乎也能暂时忘记他是一个具有希望和失望、悲伤和恐惧的孤独的人。

　　温暖的港湾是一种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期待着对方发出的关怀、体贴，而自己是这一关系的享受着，不承担创造。罗素列举了一种更强化的模式，一个人吮吸对方的生命，毫无回报，他从一个一个牺牲品榨取生命，颇为得意；他的一个个情人则日渐苍白，意志消沉，而他的自我日渐强盛，成了一个监狱，再难与任何人分享生活表现为控制与服从的一种共生性结合，双方都是不完满的个性，需要对方来使自己得到承认或得到保护；让对方体会到爱是什么、欢乐是什么，比体验到被爱更有创造性，一个所谓无私地强烈地爱着对方，时刻让对方感受到这种无私的侍奉，在弗洛姆分析中，这种爱的双方都会感觉得不到他所期待的反馈，是因为其中深深隐藏着的是自我中心，对方虽然不能清晰地分析，但他会潜移默化地讨厌这种生活。

　　遵从公约式的协作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模式，生日时送一束花，纪念日时送个领带、项链，爱情顾问们都是这么指导的。但弗洛姆问，这种协作与公司雇员履行职责的区别有多大？显然这种协作在爱情中是不够的。排他性给予爱情的空间无法充盈和激活；以爱情的排他性来掩饰自私也是很常见的。爱情的排他性，来自源于自然倾向的身体结合，还有两人共享的全部私人事务，这种意义上的排他性与对其他人的普遍关怀和珍视不仅不冲突，而且能促进两个人从相爱中体现这种普遍关怀和珍视。爱情与对人类其他人的爱，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并不是普遍人性之外的独特情感，只是因为情爱的双方共享着不能普遍共享的私人事务，并且在长期的共享中创造着生活，也因此使爱情中的人能够更深刻地发展和创造爱的深度和丰富的面貌，而具有了独一无二的面貌，所以情人之爱不是能在所有人中体现和体验得到的。但如果两个人好成一个人似的，对其他人却表现出冷漠、疏远，弗洛姆发现，这样的两个人或早或晚终会慢慢疏远，以致冲突频起，因为这是一种以两个人为形态的自私、自我中心。

　　自私常常在使用中与自爱混淆。自爱是对自身生活、成长、自由的肯定，弗洛姆发现通常是那些能爱别人的人，才有自爱的态度，因为对自身的了解并不能脱离对他人的尊敬、了解和爱。

　　相反，自私的人对自身缺乏关心，他懒于对自己生活的创造，只能在别人的生活中捡来一些现成的模式，规划自己得到满足，但这种规划常常不能兑现得恰如心意，所以他对自己常怀灰心，郁郁寡欢，即使兑现了，因为所得到的东西是对别人的创造力的肯定，所以他还是不能在其中体验到对自身生命、自己生活的肯定。

　　这么多的否定性创伤被现代研究者所揭露，对爱情的种种怀疑也都事出有因。而任何关于爱情的现成答案或对或错，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只要我们还在谈论爱情，就证明在这个世界的可知范围内，闪耀着它的“理念”，就值得以尽可能的生活实践来见证它，像所有的创造实践一样，对其专注的深度和时间长度，决定着实践的完成程度。这是一个值得打的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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