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姜宗福。来源：红网

　　姜宗福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相较于网络对其人其书的热捧，在现实生活中，出书以后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体缄默。

　　记者/贺莉丹

　　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卸任后，将自己的为官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官路》并出版，引发关注。

　　这个飘雪的隆冬，在极其严寒湿冷的湖南省岳阳市，姜宗福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这个传说中敢于发声的前任官员，个头不高，镜片下的那双眼睛锐利有神，套着一件最普通的深色棉质夹克衫，一口“塑料普通话”(湖南当地对于带口音的普通话的俗称)，湘音浓重，言谈间，他常常是眉峰紧蹙，神情看上去颇为严肃，但谈及畅快处，则放声大笑。

　　姜宗福自认，在写《官路》的过程中，他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原生态”。

　　最耐人寻味的是，相较于网络对其人其书的热捧，在现实生活中，出书以后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体缄默。

　　著书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官路》自序的开场白，姜宗福来了这么一句。

　　事实上，在去年8月间，《官路》就以《我的官样年华》为题现诸网络，在圈内引发热议。姜宗福及其《我的官样年华》，甚至被评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姜宗福曾担任副市长的临湘市，为岳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约50万，有“湘北门户”之称。这位前临湘市副市长坦言，他所亲身经历的官场，与普通人心目中官员应有的“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印象，有着太大差异。他总结，自己在这里挂职5年的经历是，每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他总结了“官场四种煎熬”。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这位特立独行的前副市长，不吝于公布自己的资产情况：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月工资仅剩2600元，是“房奴”，贷款15万元，还期20年，每月要还房贷904.8元，女儿补课费1000元，妻子下了岗，最近才找到一份工作。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他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当副市长的时候，当然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他任职之处尽管离岳阳的家不过40分钟车程，但为了节省油费，不得不周一上班、周五回家，夫妻两地分居，“‘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亦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市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

　　他更是大胆地揭了官场的“潜规则”——“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 ；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这位前副市长感喟，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他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卸任

　　纵观姜宗福的官场经历，颇像翻滚过山车。而他作别政界，也被认为是事前没有征兆的，连姜宗福本人回忆这段时，都说，“做梦都没想到，很快”。

　　去年5月6日，正在开全国防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调令。岳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与姜宗福谈话，决定将其由临湘市副市长职位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任院长助理一职。

　　当然，这次同属平级(同为副处级)调动，让舆论认为是“明升暗降”，哗然一片，“姜宗福的‘被边缘’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有人忿忿不平。

　　这或许是有迹可循的。此前，姜宗福在当地干过几件 “大事”，机缘巧合，他也自认是，“无形之中，出了名”。

　　其一是，2010年1月22日，他在红网论坛实名发表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超大规模投资，表现手法老套，一哄而上的印象派山水实景演出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可没”。

　　其二是，3个月以后的4月18日，他再次实名发帖，批评高房价，抨击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在姜看来，对于房价的大幅上涨，经济学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明明知道税收是最好的杠杆，为何不建议政府动用这一武器，而总是鼓吹调金(银行准备金率)、调息？”他也炮轰很多经济学家，“受利益驱使，在影响国家政策”。

　　“个性官员”、“炮手市长”、“官场凤姐”——他于是得到这般称谓。

　　这种与官场文化不太吻合的个性，专门挑政府的刺儿的作派，让网友追捧。就这样，他意外地，“红”了。

　　然后这并非是姜宗福建言的首例。早在2008年，湖南省掀起解放思想讨论热潮之际，他就发帖《我们应该“解放 ”一个什么样的湖南？》，直接建言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的张春贤。

　　“把政绩从GDP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GHD(国民和谐总值)，建立一个高幸福值的和谐湖南”，姜宗福提出。这篇文章，让人耳目一新，也在湖南省全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拐点

　　2005年，姜宗福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当时，因三峡截流后，游客多在湖北宜昌中转，岳阳的旅游业遭遇极大冲击，时任岳阳市旅游局质量监督所所长的姜宗福在红网发帖《易书记，和您说说心里话》，分析了岳阳旅游业衰落之因及复苏之策，意外地得到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的赏识。

　　甫上任的易炼红阅毕，便将该文以“领导参阅”的形式分发给下属各地市领导。因而在当年10月，姜宗福被点名，调入临湘市政府挂职市长助理。

　　日后，姜宗福在解释这段非同寻常的调任经历时，总是说，他与易书记在此前“素不相识”，甚至“没有单独去过他办公室，没有单独汇报过思想，没有一起吃过饭”。

　　在此之前的1992年，从湖北省一所普通学校毕业的姜宗福被分配至岳阳君山公园。仅仅一年以后，他转了型，应聘到了《岳阳法制报》，当一名普通的记者，他也自称是这个报社“招惹官司最多的记者”。

　　1997年，因全国报刊整顿，姜宗福所在的报纸刊号被取消，他随后被调至岳阳市园林系统。2002年，姜宗福在国家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次年，回到岳阳后，他旋即被调入岳阳市旅游局任质量监督所所长，开始钻研旅游策划的他，脱颖而出，名列“湖南旅游策划界三驾马车”之列。在岳阳市旅游局度过的这两年，以后也被他总结为迄今的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

　　应该说，履新临湘以后，姜宗福的锐意改革的想法，得到了施展的平台。在临湘市任市长助理期间，姜宗福分管教育，当时临湘的学校乱收费相当严重，他于是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公布在岳阳的《长江信息报》上，开创当地先河。

　　“凡是发现乱收费的，就把校长撤职”，这种高压举措，最初让他“以为这个事情办得很漂亮”。但是，历经一次对当地最贫困的王桥小学的考察，他有了很大的震动。

　　姜宗福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看到一个很年轻的小学老师坐着吃中饭，碗里就几根青菜，“脸上很木讷，很可怜的”，他于是走上去跟这位小学老师攀谈起来。对方并不知晓他的身份，介绍说，自己刚结婚，小孩才几个月，老婆没事做，一个月才500多块钱，养家都很困难。当问起学校怎么没给老师们发点福利时，这个年轻的老师就开骂了：过去还好一点，一个月还多发个几十块钱，但是最近市里面调了个姜市长来，不准学校里面办食堂，不准收学生的钱，搞得这几十块钱都冒得 (没有)了！“骂得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倒是不怪他！”姜宗福把校长喊过来，他掏了500块钱，给学校5个老师每人“补助”100元。

　　事后，他在询问另外一个学校的校长之际知道了，当时尽管国家给学生的义务教育经费不少，到了县里后，“县里没有全部给学校和教育局，大部分都被挪用了，只保证了教师的基本工资，就是所谓‘裸体工资’，其他的都靠学校自己去挣，很多学校就养猪啊，乱收费啊……乱收费的原因在政府，你扣了他的钱，你该给他的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所以很多学校一开学的时候，连买粉笔的钱都没有了”。

　　“后来国家不把这笔津贴直接打到教师的账户上去，教育乱收费到现在也整不下来！”他开始思索许多单纯表象之下的深层症结，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两年后，姜宗福始任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他刚到临湘时，临湘一年的门票收入只有20万元，他后来相继策划了“银沙滩空中婚”、“十三村文化庙会”、“崔健银沙滩摇滚音乐节”等多项旅游节目。到他卸任时，当地门票收入已近千万。这至今让他深感欣慰。

　　他的改革，就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一度被80多封告状信包围，其中包括举报他“包养情妇”等等，虽然后来，岳阳市纪委、组织部的调查结论是“举报不属实”。因而，在面对一个强大体制沉疴时，他常常会深感势单力薄。

　　作为分管的副市长之一，他在决策的时候不喜欢“走过场”。临湘有一片独特的银沙滩资源，作为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姜宗福极力反对卖掉这片留给子孙的资源，为此，他曾经和时任的主管工业、主张卖沙以创造更大财政收入的一位副市长发生过激烈的言语冲突，“当时卖沙子是用集装箱往外运哪，还好卖得不多，因为储量太大了”，“那我是坚决反对。我在临湘最大的功劳就是把银沙滩这片资源保住了”。

　　寒门

　　在42岁的姜宗福看来，自己身上的这种批判性，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

　　他出身寒门，兄弟姊妹七人。“我从小就是在那种很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他的父母当年成分不好，又都是孤儿，加之当年下放到农村以后，前面一连生了4个女儿，“在当时是很受欺负的，在农村，人家一打，就打上门来了”。

　　他难忘的是，在他儿时，他的父母常常起早贪黑种蔬菜，每天早上4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他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父母归来。

　　而他身上的这种天生的“反骨 ”，似乎在少年时代，就有所彰显。念初中时，学校规定，除学费外每个学生还要交 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当时，他的父母落实了政策，在镇上开了个小诊所。开学一周之后，他的父母还没有凑到钱，学校的教导主任于是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姐弟三人赶出教室。他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感觉“很受伤害，就很叛逆 ”，于是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看到了，便立马通知这个“捣蛋鬼”的父母，将他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那个时候也没想到什么当官，反正就是希望自己哪天能改变这种现实，大家读书能够不交集资费”，他而今回忆。直到后来，一个好心人觉得，这个小孩子叛逆精神蛮强、将来说不定有出息，主动帮他联系学校，他才因祸得福，转了校。

　　也是在多年以后，姜宗福才将自己身上这种叛逆情结与“公民意识”四个字对上了号。

　　让岳阳闻名的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忧乐文化”也常常被姜宗福挂在嘴上。15年之前，他甚至写了一本《我想当总理》的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2009年年底，姜宗福写了一份“工作检讨”，实名公诸网络，总结了他5年来的挂职经历，并反思当地旅游发展。感慨良多，不无遗憾。

　　他并不掩饰自己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文人情怀，即使遇到弯的时候，也不肯转，“本身我自己也是这种文人情怀太重的人，在官场上也确实不适应”。尽管在旁人看来，这是有点落伍的“天真”。

　　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桀骜不驯，也并未获得太多认同。有个上司曾给了他一个评价，“能力很强，个性更强”。包括妻子，都认为他爱“多管闲事”。在网上发帖中，他提到自己每月都要还房贷，这让还在念初三的女儿感到，老爸的做法“很没面子”。

　　卸任后，他的失落不是没有，却不会轻易对外人道。他坦言，自己是“官场异类”，也深知，自己的“官路断了”。满腔抱负，壮志未酬，徒有“郁闷”。跟记者谈及此处时，他的眼眶不由地变得湿润起来。

　　在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姜宗福的虚职是院长助理，实职是经管系书记兼主任。他依然常将“改革”两个字挂在嘴边， “我很要强，只要给我一块地，我就想去种东西”。一个稍微值得安慰的地方也许是，在学校比当副市长期间的月工资高些了，他自嘲，“生活改善了，一年所有的收入是4.8万元，比原来日子好过多了”。

　　“我现在的爱好，一个是批评，然后就是写书。未来做学问是肯定的”，他正在写两本书，《颠覆说文解字》和《瓷道》。做这些事情，让他获得尘世生活中的幸福感。

　　最终会在哪里安身立命？他边走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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