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宗福：我扒了官场的裤子
谁扒了官场的裤子？
我像官场的卧底，扒了官场的裤子，让人家都不高兴，就好像一个得过“非典”的病人——被完全孤立了。过去那种前呼后拥的风光日子永远不再有了。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记者/贺莉丹
“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
新民周刊：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亲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真实情况。
新民周刊：你一直强调在写亲身经历，《官路》出版时你虽然用了“普扬”的化名，但这本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让大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这样你昔日的同僚与领导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你心里有没有过衡量？
姜宗福：肯定有过衡量。我说过，我像官场的卧底。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无形之中就把你自己孤立了。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孤立了。我好像是曾经得过一次“非典”的病人一样——人家就这么看我。也不会有哪个官场上的领导，跟我很深入地交流；原来的同僚，看到我就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很礼貌地点个头这样的。
新民周刊：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人向你表达过不满或不高兴之类的么？
姜宗福：那倒没有。如果当初是真名真姓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找我理论理论。但现在，谁敢跳出来对号入座呢？他不敢跳出来了。
新民周刊：这种对于你的疏离，是在你出书之后产生的，还是一直如此？
姜宗福：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常沉默，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这个事情，也没有哪个过去的同僚主动打电话问问，不像我炮轰房价、炮轰张艺谋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说你出名了之类的。接着，有很多人偷偷地打听书里写什么，担心把自己卷进去。第三个阶段，当然有些人就不希望这本书出版了，我在微博里有句话，虽情非得己，但总算见了阳光。很耐人寻味。
新民周刊：你的写作过程，还算顺利么？
姜宗福：不是很顺利。我去年5月6日离开临湘以后，大概七八月份就住院了，痛风结节，动手术切除，动了11个地方，也很痛苦。我住院将近一个月，是在医院里用电脑写出这本书的。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不让我写，我老婆觉得很恐惧啊！到现在为止，她还是觉得很恐惧，她就是怕别人报复嘛！因为你揭露了好多官场里不该揭露的东西，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被别人打一棒子，不省人事，你也搞不清楚，就完了。这个危险，也可能存在。但我跟她的想法不一样，毕竟是法制社会。另外，我的书里也没有具体写哪个领导贪污腐败什么的，我主要是写一种官场生态，当初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不知道你书里面究竟写什么，以为你曝了一个腐败大案，把他卷进去。
新民周刊：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结过吗？
姜宗福：当然是有恐惧的。但我这个人向来做事胆子很大。我认定了要做一件事情，不会去考虑什么的。有人认为我是为了泄愤，是心理不平衡，还有人觉得我是要整一本畅销书出来赚点钱，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心血来潮。早在4年以前，我就跟《女报》副总编辑樊舟聊过想写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在临湘市做市长助理了，我跟他讲，真实的官场和我们了解的官场，太不一样了。
官场“潜规则”，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
新民周刊：你暴露了领导签字很有讲究这些“潜规则”，你后来想过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吗？
姜宗福：签字的技巧是从中国的古代就传下来的，只是现在的人把它用得有点登峰造极了，包括人家找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等等(都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不会去签字、发短信，不会亲自去打电话，那就要通过秘书的方式，推得干干净净，叫作不留痕迹……像这样，都是公开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当时在书里写出来，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这就反映了官场和民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始终觉得官场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而且这都是一种生存本能。
新民周刊：你书中提到你朋友教给你“十八条官规”，以及你总结的“官场四种煎熬”，这些是怎么来的？
姜宗福：那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事情。实际上，我的书里、言论里讲的这些“潜规则 ”、官场弊端，官场上是人人尽知，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讲真话不容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真话，你不是个傻子吗？人家就把你当成傻子！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自己吃了讲真话的亏？
姜宗福：那当然！我吃了很多亏，都是因为讲真话！但这个是骨子里面的，改不了，也没想过去改。
前几天，我老婆都在怨我说，其实好多事情，只要你说出来，就可以改变。我就是不说！我老婆那时候调工作，前任的那位培养我的局长，对我非常好，只要我跟他讲，即便是开玩笑地讲，我老婆不会像现在这样赋闲在家里、打打零工。在临湘，我当副市长的时候，我只要跟我书记说一下：我老婆下岗了，能不能重新安排一下？也可能她就调到财政局或什么单位去了。但我就是不开口。我老婆逼过很多次，我就跟她讲：你到外面随便找个公司打打工，也交“三金”，也有退休工资，何必去求人呢？好多时候开个口还是很容易的，也并不掉什么面子，但说穿了，我就是不愿意求人，不愿意屈服。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这是性格决定了的。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你在书中提及，你在当副市长期间，经常孤独地在食堂吃晚饭，那时你的心里会感觉失落么？
姜宗福：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开玩笑说，我是“常委”叻，食堂的“常委”！
肯定有失落感的。一到吃晚饭的时候，人家都有人请，高朋满座。只有像我这样的人，一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女厨师帮你做饭，吃完就走人。实际上不是我没有饭局，是因为我这种性格导致了(这种局面)，别人不愿意喊我，我不喝酒，一天到晚又很较真，又不去唱歌，又不去洗脚，什么都不搞，也玩不来。
新民周刊：你也提到，“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
姜宗福：是啊，这是事实。人家住个党校就能敛一笔财，只要一个副市长、副县长在党校学习，那么你分管的线上的人或跟你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会去看望你，不是白看的，是送红包的。像有的领导，他住党校一个月，那笔收入是不少的。
新民周刊：你说过，要在官场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
姜宗福：是啊，就是跟大家和稀泥嘛，人家来了，你收，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嘛。那大家才高兴呀！比方，一个领导如果进娱乐场所的话，你是下面哪个单位的，陪他去，如果你给这个领导喊一个小姐而你自己不喊一个的话，那个领导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只有他叫一个小姐的时候你也叫一个，这才能融入，他才对你有一种信任感。很简单，在官场混，也就这样。
新民周刊：你理解的官场上那套常规的东西，是什么？
姜宗福：就是戴着个面具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成了一种职业了，现在官员缺乏理想。这种职业最可怕的是，现在开始“世袭”了，“官二代”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个副市长，是鸡肋”
新民周刊：有人评价你从记者到官员的转型挺失败的，你赞同么？
姜宗福：不能叫失败，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性格的必然。如果我要选择继续做官，我改变就是了。不该说的我不说，该说的好话我一样地说，又不是很难。但我觉得，说假话没意思。
新民周刊：在临湘当一个副市长，权限到底有多大呢？
姜宗福：权限很小，跟外界想象的不一样，一个副市长的权力，基本上是协调矛盾，没什么权。这个副市长，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我当这个副市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就1万块钱。是有专车接送，但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都要你自己弄。别人不知道，以为好风光。
但为什么人家都要去当这个副市长呢？因为它是个台阶，你要当市委书记、市长，不经过副市长这个台阶，上不去的。毕竟做副市长，有一个光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当局长时，财富已经完成原始积累了，再到副市长这个职位过渡一下，清闲两年，又到了更高的位置上了。
我就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先革副县(市)长的命，不要设置副县(市)长这个岗位了，政府这边就设一个市长、常务副市长就可以了，因为副市长这个岗位有两个不好的地方：其一，设立了这么多岗位，让下面层级的领导看到有位子可以去争权夺利；其二，多了一道中间环节，起不到任何作用，是政治资源的浪费。
按照我的想法，成立一个政府管理委员会，县(市)长和常务副县(市)长是主任和副主任，局长就是这个政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一旦政府有大的行政决策，整个政府委员会开会，讨论以后，由市长提交方案到人大和政协，人大和政协通过以后，最后由常委会拍板。就是实行一种“组阁制”，各个局长由市长点名组阁，层层下去，就打破了一种官员的终身制。但你如果不干了以后，国家要给一笔退休金给你。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改革的代价在哪里？我们国家要花30年来消化目前这批臃肿的干部。
新民周刊：比如，你在担任像临湘这样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招商引资中，在面对那些开发商的时候，你会有心理优势吗？
姜宗福：绝对是有心理劣势！招商引资很困难。现在开发商是大爷，每一个开发商到那个县城里面去，都是警车开道，生怕留不下来，你只要能跟他签下来，那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新民周刊：你在临湘从政包括担任临湘市副市长的时候，心理上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
姜宗福：我的感觉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起伏。首先，在做市长助理的时候，那时候感觉自己就是副市长，我是带着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去那个地方搞改革，去研究一些很前沿的问题，包括农民问题，也做了一些努力，那时心比天高，踌躇满志，可是说天很蓝，阳光很灿烂，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好好干，将来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我最开心的阶段应该就是做市长助理的时候，那时刚来，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知道会受伤害，有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
但经过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受伤害，第二个阶段是很消沉的，第一年当副市长，倒过来，反而觉得自己是市长助理了，因为搞教育体制改革时，你涉及到人家太多的利益了，人家就不希望你在这条线上面干下去，希望换一个融入的人来做，人家铺天盖地告状，那时我就被架空了，基本上没了分工，天天就是协管，协助另外的副市长管。
第三个阶段很复杂，在事业上面觉得有成就感，但感觉前途很迷茫，那时已经明确我分管旅游，我把全部精力放到旅游上面，把临湘旅游真正地从无到有、到在岳阳地区比较强，发展起来。但在政治前途上，越来越郁闷。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就是因为说真话已经得罪了不少人了；另外，因为搞改革，也直接得罪了一群人；第三，人家也很戒备我，因为怕我一换届要占位子，我们属于“空降系”；再加上，我跟组织部领导、岳阳的领导都不沟通，不来往。我心里也知道，在这个官场走下去，可能很难了。
新民周刊：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姜宗福：我在临湘的这5年，我最失意的时候，就是读书。就是在第二个阶段，我被悬空的时候，我极度空虚，想做事却无事可做，你协管，手不能伸得太长吧。那个时候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你说一个副市长，天天晃来晃去，就是关在房里，自己看书，找目标……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每天晚上我的办公室灯火通明，秘书科都知道。那时文学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每当我最失落的时候，就想到了文学。在我得意的时候，反而没想到。
“我现在是变成了一粒沙子”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网络对你的关注？
姜宗福：我不太关注网络怎么看我。因为网络这个东西，褒贬不一，没必要去在意它。在喜欢发帖的人中，我最另类的是，一般我发表观点以后，我不回应，发了就发了，从来不会跟别人去争什么东西，去扩大事态，去针锋相对等等。我觉得真没必要。
新民周刊：网络走红，给你带来了一些好处吗？
姜宗福：说实在的，网络走红以后，还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好处，我的知名度提高了，老板出钱请我下海。有个老总找了我一个多月，当时出百万年薪让我去当房地产公司老总，我没去。我真实的内心想法是，因为我当时是批评房地产商“绑架 ”政府的，如果我回过头来为了这百万年薪去投靠一个房地产商，那我就没有尊严了，人家就会说你把自己卖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好多事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你得到了金钱，你失去得更多，你可能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了。
新民周刊：对于尊严，你怎么看？
姜宗福：我特别看重这个尊严，我走到哪个地方，都注重这个尊严。因为在官场上面，官员是最没有尊严的。你们看到的，是老百姓的一种错觉，是表面上的尊严，但内心是最没有尊严的，因为他要不断地往上爬，要往上爬，就要卑躬屈膝。
我这辈子就是把尊严看得太重了，我不愿做任何伤自尊的事情。做不出来。因为我从小是由极度自卑变成了极度自信，我过去很自卑，不是像别人那种自暴自弃的自卑，就是孤立自己，你们看我不起，等着瞧，我就谁都不理。包括我读高中，我基本上与同学都不来往，都是自己默默努力。我念高中时，(上世纪)80年代，我爱上了文学，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了，不知天高地厚，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这个目标，默默地拼命地写、搞创作，书都不读，所以到现在英语很烂。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那种极度封闭，自卑。
新民周刊：在一些公共事务上，你希望做意见领袖吗？
姜宗福：我希望发表我的意见，并不一定要去做意见领袖，参与也可以。但我要保证我每一次提出来的意见是原创的，不是去附和别人的。
新民周刊：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在网络与现实生活中你遭遇了明显的反差，对此你怎么看待？
姜宗福：我习惯了这种反差。我炮轰房地产商、炮轰张艺谋，并不是追求特别红，我又不是一个娱乐明星，不靠这种娱乐新闻去赚钱，发帖子又没有稿费。就是我看到不舒服的事情，我就要有感而发，我就要写东西，我批评的意识太浓了！其实这又好，又不好。好在，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以后，心里很痛快；不好是，人家眼里容不得沙子，我现在实际上是变成了一粒沙子，有时候无形中得罪很多人。比如，那天下很大的雪，明明街道要结冰了，我们岳阳环卫处还在按部就班，洒水、冲洗街道，我当时就很不高兴，就在微博里写，这无形之中就伤害人家了，环卫局长就是我同学。
所以，批评这个东西，是双刃剑，很容易伤害别人。
“我基本上官路断了”
新民周刊：你现在做的这个院长助理，是一个怎样的职位？
姜宗福：是个闲职。过去院长助理这个职位是不要通过组织部研究的，只需要院里备案，因为我们院是副厅级单位。但我这个院长助理，是通过岳阳市委组织部下文件确认的，我还属于岳阳市委组织部管的干部。就是这种很尴尬的职位。
我现在在学院里很传奇的。当时我们院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四顾茅庐，要我兼这个经管系的主任。经管系有个旅游专业，他也知道，我是搞改革出来的人，还是有点办法。我就把这个担子接过来了。当时民院的职业教育这一块很薄弱，而且招生数量急剧下跌，我接管的经管系2010年招了97个学生，而此前是297个，一下子跌了200人，那么800人规模的一个系，可能玩3年就玩不下去了。我认为，我们高职院校缺少的是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不改革不行，那样不仅我的经管系办不下去，整个我们全国的高职都会面临很大问题。现在我也担心我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
我刚到学院，学院对我的看法也很复杂，有一种是，学生、老师都想求变，希望有个人站出来去改革，我现在就是站出来的这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觉得，步子迈得过大，他们也受不了，觉得你的商业化意识过浓。年终考评的结果，全院的选票中，选我优秀的50%，称职的50%。
新民周刊：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么？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上面，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新民周刊：现在想想，你有什么遗憾吗？
姜宗福：遗憾就是政治理想没有实现，未来也不可能有了。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姜宗福：我觉得现在的状态蛮好。绝大多数时候我对自己这种生活状态是很满意的，我现在有一种成就感，特别是2 010年下半年，一个是我的汉字研究方面的散文、随笔被《花城》重磅推出，这对一个搞学术的人来说，是最看重的。第二个就是对于《瓷道》的研究，我认为已经填补了一个空白。然后在高校的改革方面，有点小小的收获，我在民院有江湖地位。至于说我《官路》的出版，这不算成果，说穿了，《官路》的走红，得益于这个题材和我的这段经历，但它可能在我的整个人生历程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无非是把知名度提高了，不能算成果。
但有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就是看到比我不如的、我认为很糟糕的官员还在升官的时候，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小小的落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权力，你如果用好了，就是实现理想的一种平台；你用得不好，就会害了自己一生。我觉得我失去了做事的一个平台。你说不留恋，那是撒谎。偶尔失落，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毕竟过去前呼后拥，那种风光，到哪里人家都全部给你安排好了，你一坐下，人家就把烟给你放到嘴边。那种日子，永远不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