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使得虎妈名利双收
一个成功的教育商业案例？
我们需要理解一本流行书稿——现代流行工业的一个重要环节——背后的商业逻辑。
事实上，在书稿出版之前。很多出版社进行投标。最终，企鹅出版社以更高的稿费和版税以及其他条件获得出版权。
作为一个耶鲁教授，虎妈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通俗小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版？又为什么那么多图书公司抢着出版这本书？
最近几年，美国各地风起云涌般掀起了对国内教育危机的讨论。尤其是当去年底美国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竞赛上失利后，更是加剧了这种社会心理。这一项目中，美国高中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在65个经济地区的排位分别是31、23和17。而中国上海的学生在3个类别中均名列前茅，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测试。“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声响巨大的警钟。”测试结果12月公布时，教育部长阿恩·邓肯就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什么时候对美国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平庸的表现满足过？那是我们的目标吗？我们的目标是领导世界教育。”美国教育专家小切斯特·芬恩则在他的博客Flypaper上写道：“美国(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2010年的珍珠港日(12月7日)遭到中国袭击。”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所说，这一测试结果让美国人开始面对“危急时刻”。
其次，美国经济危机以来，一直陷入脆弱心理，对于中国崛起十分紧张。一惊一乍的美国人对中国有一种敌对的情绪，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很容易受到侵犯。《时代》周刊在关于虎妈的文章中写道，“2010年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有气无力的2.6%，但许多经济学家依然预计失业率将徘徊在9%。部分原因就是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了像巴西、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的房价不断降低，退休和教育基金大幅缩水。即使想要改变我们根基于现有消费方式之上的生活方式，在付完每月的账单后我们也没有多少钱能存下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对美贸易顺差2524亿美元。中国政府把这些财富都输送回国，建设高铁，开办工厂。”从这段话中很明显可以看出，美国人对中国抱有鲜明的敌意和提防态度。
所以，每当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发生，美国人就会放大情绪。而微妙的社会、政治心理总是野心家的温床。所以，一直有各种公司、智囊机构，甚至声名显赫的个人，利用这种微妙的社会情绪做文章，做大与中国有关的舆论。比如中国威胁论等的推进，背后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商业机会。
虎妈和企鹅出版社未必是有意把握这个时机，但至少他们遇上了这个时机。除了很快获得社会关注，这本书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并被推荐为“时代好书”，
虎妈对于图书的商业运作，显然是熟悉的。此前她曾出版过两本相当畅销的书籍：一本为《大国兴亡录》(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ance and Why They Fall)，该书出有中文版；另外一本为《火焰上的世界》(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这本书出版于2003年，之后入选《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经济学人》以及《卫报》评为2003年的优秀书籍，目前已翻译成多国文字。
这两本书都使得虎妈名利双收。而在第二本书中，虎妈揭露自己姑姑在种族冲突中被杀一事，当时也引起不少学术争议。
虎妈的犹太人丈夫杰德·鲁本菲尔德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兼作家，曾写过好评连连的《谋杀的解析》。
仅仅从书稿的写作方式来说，《虎妈战歌》完全就是一本畅销书。二元对立的描写，将“中国妈妈”、“美国妈妈”完全刻板化，既淋漓尽致，也难免由此引起争议——中国妈妈和美国妈妈都觉得书稿并不客观。
而书稿出版之后的各种论辩会的推出，频繁曝光，就更加与商业运作手法如出一辙。
好吧，原来大洋彼岸的中国，也卷入了商业链条的环节。中信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这本书，完整的书名为《我在美国当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1月中旬上市发行，目前印数已达10万册，在卓越网和当当网的亲子教育类书籍中，销量均居榜首。
至于在学术上，不同的教授对虎妈的成就也有很多不同看法。但不管如何，她已经成为耶鲁大学小约翰·M·达夫(John M. Duff Jr。)法学教授，她被授予这项尊显的教授头衔时，耶鲁大学为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其时，“蔡氏家族”的成员齐聚于校园，尽享荣光。
中国很大，美国也很大
中国民众注定要参与这场舆论，从大众传媒到新兴媒体。在这个输出最多留学人口的大国，许多人对于现有教育方式不满，他们一直相信，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知识发源地，美国的教育制度应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虎妈出现后，有人惊呼，“哦，不，中国的教育有自己的优势！美国名校的研究生项目中多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美国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我们一直想学习的方向错了！”然而，也有不同观点，“不对啊，美国还是最有创造力的国家！”“虽然中国学生在PISA竞赛中获得高分，但高分并不等于人生成功，更不等于幸福！”
这种景象，就像几年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便有许多人抨击或者捍卫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或信心爆棚，或用心良苦。但实际上，跟市场制度一样，美国的教育制度(甚至知识生产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美国教育。而参与PISA竞赛的中国学生，其实并不是一个随机抽样的代表，他们只是来自上海的5000名学生，与其他地区的学生并不相同。
从地域构成以及制度构成来说，美国很大，中国，也很大。
美国公共教育出现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州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对公共教育系统的投入也日益捉襟见肘。在因财政赤字濒临破产的加利福尼亚州，过去两年已削减了全州公立高校170亿美元教育经费，并计划继续削减25亿美元。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削减教育经费的举动。加州政府甚至为了转嫁危机，批准加州的大学提高学费，平均涨幅超过30%。其他许多州也难逃这一现象的波及，大量小学和中学在内的公立学校，不得不减少课时，甚至改一周5天上课为一周4天。还有更多教授被裁员。
2010年3月4日，在全美“公共教育行动日”这一天，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等三十多个州的数以万计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同步发起罢课、集会、静坐、游行等示威行动，抗议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削减和学费上涨。
美国人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总统最近一段时间多次发表讲话，指出“在美国增长最迅速的领域，3/4的工作机会需要超过高中文凭以上的教育。而他们今天在教育上战胜我们，明天就能在经济上战胜我们”。他增加了对公共教育领域的投入，从2010年的46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97亿美元。并且提出了十年计划——10年后，美国人口中大学生比例重新回到世界第一。不过，这一点可怜的财政支持增长，仍然被认为只是杯水车薪。
当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时，个人的努力就变得重要起来了。在美国，亚洲学生往往是最用功的，这既与亚洲人的教育观念有关，但也与美国长期实行的平权法案有关。在这一政策之下，亚洲学生反而受到录取比例的限制，只有特别优秀者才能进入顶级名校。他们是“代表人数超过比例(over represented)”的一个群体。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亚洲学生到美国之后仍然埋头苦读，而且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特长班，学乐器要学两种，所有这些都增加他们进入名校的可能性，”一位长期旅美的学者说，“相比之下，非洲裔学生，较为容易进入名校。”
当然，索菲亚和露露并不面临这一难题，因为美国的私立名校一直有Legacy Admission制度(校友子女录取)，就是说，他们将来想上母亲曾经学习的哈佛，或者父母任教的耶鲁，甚至姥爷任教的伯克利，都能有很高的机会。根据《给富人的平权行动》一书的数据，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41.7%校友的孩子，是非校友孩子的4.5倍。
虎妈的丈夫，杰德·鲁本菲尔德，是个犹太人。这个族群也是美国知识生产社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自己也是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还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一位资历最浅的教授，美儿形容他“像金童一样”。
反过来看中国的教育，也是如此。在中国，如果一个普通中学生拥有北京或上海户口，那么他考取名牌大学的可能性会数倍于山东或河南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和上海的教育资源发达而集中，名牌大学数量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各地的人口，在人口大省，竞争的激烈程度无需赘言。
PISA竞赛中获得高分的上海学生是一个特例，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上海像一块人才磁石，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政府还给了上海大量教育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成绩反映了有着地理代表性的青少年的表现。而中国，考虑到它是一个资源分配如此不公的国家，如果中国同样派出具有代表性的学生队伍，它的名次也会下滑。
真实的中美教育
在蔡美儿的书中，她频繁提到她眼中的西方式教育。在她眼中，中国父母和西方父母主要有三方面不同：第一，西方父母非常在意孩子的自尊，如果孩子做事失败，他们只会不断安慰，肯定他在这过程中表现出的长处，而中国父母则要求孩子绝对优秀，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只是不够努力，而且，他们相信孩子足够坚强。第二，中国父母认为孩子就是他们的一切，但西方人却不这样认为，蔡美儿的丈夫杰德就曾对她说过，“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亏欠”，这让蔡美儿直称西方人的亲子关系是“可怕的”。最后，中国父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做对孩子最好，但西方父母却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把孩子看做有头脑的人类的一员”。
但是，真实的中国和美国教育到底是怎样的呢？
也许美儿说的在部分中国家长和美国家长身上都有体现，一对在中国生活了8年有余的美国老夫妻Dick和Dee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育儿之道，他们一再强调，自己是“最普通的美国式家长”，在他们年轻时，也曾因为吸食香烟等坏习惯与父母争执，继而在19岁就自己出外打工养活自己。而他们的3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人生。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确代表了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观。
他们会逼迫自己的孩子每门功课都拿到优秀么？——“不，不会。孩子们总有一些科目是擅长的，而我们会鼓励他们在这些科目上面取得好成绩。还有一些科目，只要他们尽了力就可以了。”
你们怎么确定他们已经尽力了呢？所有的孩子都会有惰性。——“是的，他们也许都会倾向于看电视或者玩游戏，但那也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教育文化是让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就喜欢上学习，他们自己会把学习当做一件有乐趣的事情，而不是用枯燥的反复练习来让他们讨厌学习。”
你们会强迫他们学习一种乐器或是学习某些科目么？——当然不会，他们会自己选择。我们的儿子学习非常优秀，他拿到了MBA，但那是因为他自己希望。他们在高中时代还吹萨克斯、组乐队，或者是练习其他乐器，但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兴趣。我儿子喜欢打篮球而非玩橄榄球，他更擅长橄榄球，但我们绝不会强迫他。事实上，我们的小女儿在大学只上了一学期就选择辍学，去社会经历她所想经历的，我们很高兴看到在兜兜转转一大圈后，她自己选择回到学校继续学业，这是她的选择。
你们怎么确定孩子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哪怕这些选择在你们看来十分愚蠢。——孩子们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当他们还小时，你就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让他们能够选择一些东西。当然这是有范围的，你不可能让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决定自己的人生，但随着年岁的增长，给他们的选择自由度应该同时扩大。总的来说，孩子们拥有犯错的权利。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Dick和Dee一再向我们强调，在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中，判断成功的标准并非是单一的，学习成绩好并不能说明一切，对每一个普通人，成功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并不一定都要成为“Number 1”。而且，每个人，包括孩子和成人，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强迫别人做什么事，或者是替别人选择什么。
当然，中美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的人口太多，工作机会太少，这客观上令中国的教育问题更加突出。深圳一所私立小学的校长陈芳茉接受了本刊专访，她长期在我国基础教育第一线工作。在她看来，像虎妈这样要求孩子奋争第一的情况在国内还是很普遍的，不过，“虎妈运用的方式即使和国内一些有文化且愿意花心思教育孩子的父母相比，也算是比较极端的。中国独生子女因为421家庭结构，教育往往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介入，可能并不会真正感受到像虎妈一样彻底的教育。”言下之意，即使在蔡美儿眼中“虎妈”最多的中国，她也是一个极端案例。
在陈芳茉看来，美国人对中国教育的担心大可不必，仅以启蒙性教育为例，长期接触这方面的她就坦诚，问题还有很多，“中国目前的启蒙性教育缺少应有的理论和方式，例如很多幼儿园都让孩子们超前学习汉语拼音、英语、加减法等本应一年级掌握的内容。但这会造成很多问题，例如家长都要求幼儿园教孩子们写字，但孩子们的手力气很小，握笔姿势都不对。等到上小学再纠正就很难。孩子们的书法因此都遭到了耽误。但幼儿园也非常无奈，如果不学，家长会认为他们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意见很大。”
而在小学的教育过程中，她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孩子创造力的流失，“我们的小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创造力越来越弱。小孩子有很多很好奇很独特的天性，在没有接受成人强加的教育之前，还能听到一些很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和答案，但在我们的课堂上，年纪越大，这种答案就越少。细致观察的话，我们的教育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小孩子的思维方面。”
中美这两种真正的普通基础教育的差别，其实在蔡美儿和她的丈夫杰德身上都有体现。蔡美儿一向力求卓越，她希望成为耶鲁终身教授的原因是不想在华尔街工作，同时满足自己的事业心，所以她应聘耶鲁法学院第一次失败了，直到数年之后才获得成功。而且，在选择法律前，她还曾尝试过经济学和应用数学，尝试的前提仅仅是“为了让父亲开心”，她自己都承认，之所以学生时代在哈佛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自己“近乎发狂的努力”，她并不明白真正喜爱的是什么。而她的丈夫杰德，却十分热爱法律，“令她自己相形见绌”，所以杰德才能成为资历最浅的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
蔡美儿和杰德的差别，正是中美学习文化中差别最大的部分，将学习看做使命，还是将学习当做一种乐趣。学习到底是让自己更完善的一种方法，还是通向成功的一种路径。也许美儿和杰德都成功了，但这种成功的含金量，却明显不同。
西方式的家长把孩子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在外人看来愚蠢的错误都当做是生命旅程的一部分，到最后都会成为有益的积淀。而中国式的父母则把孩子们生命中的结果看得最重要。在这一点上，陈芳茉和Dick夫妇达成了共识，她说：“教育到最后要和社会的整个价值观符合。西方文化里尊重每个人的存在意义，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必须要尊重每一个小孩，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像一棵树一样，有其客观不能违背的东西。”中国的父母无论自己的孩子是一颗怎样的树，都期望他能长到最高。西方的父母则享受每一颗树的不同。
过程和结果，也许是中西方教育哲学中最不同的部分之一。
批评、回应及其他
正如大多数人所言，虎妈的教育方法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显得极端。因此，当《虎妈战歌》一书出版后，虎妈受到的首先是蜂拥而至的批评，其次才是一些家长给她写来的表示理解的信件。面对巨大压力的她开始在各处表示，《华尔街日报》摘录的那段话，是书中特别极端的部分，其实书中更多是讲述自己从孩子成长以来如何逐步妥协和反思的故事；她并不是坏母亲，之所以对孩子严苛，是希望她们能更加强健并接近成功；她并不是在代言中国母亲，更不是说中国美国的教育观念哪一种更好，要强调的是，教育方式是可以多元化的；她甚至也说，对于曾经使用“饭桶”这样说法，感到后悔和遗憾。
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她讲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读者怎样给她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这些说法，听起来与美国式的教育观念更相通，一改虎妈的“尖酸刻薄”。但有人却因此批评她，“这是修补自我形象”，有的更说，“见风使舵”。
然而对于虎妈来说，也许外界的争论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终究还是自己家人的看法。这本书出版后，不可避免地，舆论风暴席卷了她的整个家庭。
索菲亚和露露与母亲的关系一度十分僵硬，在露露成长中，她和母亲曾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为了一粒鱼子酱，美儿称露露“像一个野蛮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叛逆的大人物，那你就完全是个凡夫俗子。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与一个无所事事的美国青春期少年相比，你只会更加平庸、更加普通、更加低等。你会无聊乏味”！而露露的回应是厉声发泄，“你是个令人恐怖的妈妈，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除了你自己，你谁都不关心。你为我而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你自己！”然后，她当众摔了一个玻璃杯。
在这之后，美儿放弃了许多她之前曾固执的想法，她准许露露放弃首席小提琴手的位子，转而学习起她真正感兴趣的网球。尽管她自己十分痛苦，但她仍然选择了尊重露露的选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美儿也一直在不断修正，这本书的每一页，都经过了她的丈夫和女儿们认真的审读。一些部分在让两个女儿都满意前，她不得不重写了差不多20遍。
当这本书令蔡美儿成为众矢之的时，两个女儿却出面为母亲做了辩护。大女儿索菲亚在《纽约邮报》上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为什么我爱我严苛的中国妈妈》。信中她说，“你被批评了很多次，但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理解你的幽默。他们认为我和露露被置于你严酷的压迫之下，那是他们没有看到真实的我们家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们快乐地一起吃汉堡包和炒饭，没有看到我们6个人——包括2条狗在内——挤在一张床上争论到底要从Netflix上下什么电影看。现在我18岁了，我要离开‘虎窝’了，但我很高兴是你和爸爸养育了我。”
书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性的热潮，在中国也一样。在哈佛讲座的结尾，蔡美儿提起这本书目前已经有了中文版，“中国出版社采用的标题叫做‘耶鲁教授的育儿经’”，说到这美国的观众开始笑，“我开始觉得奇怪，后来我逐渐明白，这也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吧，而且，哈佛、耶鲁这样的头衔，还是暗示了某些内容，比如说成功。”
讲座后的签名售书环节，人很多，排成长队过去。她仔细给每一个人签名，“你希望写什么特别的东西上去吗，还是就写：‘虎妈，Amy Chua’？”按照要求写好之后，再很配合地与读者拍照留念。这大概已经是书稿营销环节的末端了，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从前期的媒体关注、各种“争议”——不管是批评或赞扬，再到最后签一个让读者满意的名字，都是流行工业的言下之意，最终它们会共同推动书稿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