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儿：我并非大家说的那么严厉无情
“我并非大家说的那么严厉无情”
——专访“虎妈”蔡美儿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美国波士顿
争议、误解与刻板印象
人物周刊：书稿出版之前，有没有预料到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争议和批评？
蔡美儿：没有！绝对没有！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家庭回忆录。在我写作的时候，我父亲就说：你又不是名人，没有人会读你的回忆录的。书稿出版之后，我的email地址也还在网上公开，很多人因此给我写信。真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反响和争议。
当然，这个争议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误解，很多人只读了《华尔街日报》上面的那个书稿摘要，以为我在提倡中国的教育方式，但实际上，如果你读了完整的书稿，你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在书的封页上就写明了：这里讲述的是我个人的内心过程和转变。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理解这本书引起的关注，或者说它的成功？
蔡美儿：Timing(时机)！我觉得是Timing。
美国人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还是无比焦虑，有一种情绪在那里。另外，更直接的是，前段时间的“PISA”学生知识竞赛，中国上海的孩子获得第一，彻底打败了美国的孩子。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排名好像是31位。
人物周刊：你说它是一本回忆录，而不是育儿经？
蔡美儿：它绝对不是一本育儿书。我最大的困难是，大家看完《华尔街日报》的书稿摘要，就觉得我强调中国母亲更出众，并且说我的书就是要向全世界推广这种模式。NO, 这个书的内容其实要比一个育儿书远远复杂得多。
它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教育历程以及我个人的变化，最终我有很多的妥协，并不是大家说的那么残酷和严厉无情。在我看来，这本书可能以某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切入了全球讨论，这并不是我原来希望的。
人物周刊：《华尔街日报》上的那篇摘要并不是你写的？
蔡美儿：不是。不过在发表前我看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有不少人是根据这个摘要对你提出批评的？比如说，有人说你在夸大一种东方、西方的刻板印象。
蔡美儿：我绝对没有夸大刻板印象。我有很多理由，首先，我在书中强调我的定义是很宽泛，一些韩国、印度，甚至美国人，在我看来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我是学法律的，所以对于定义是很敏感的。其次，我最终是向我女儿妥协的，从这个角度说，我是软化某种刻板印象的。我有很多理由。
但我的确是用一种讽刺、或者有趣的方式来写作。这是我希望呈现的一种表述方式。
人物周刊：你用了多长时间写这本书？
蔡美儿：这本书的前2/3，只用了两个月。后面1/3，用的时间稍微多一点。
聚光灯下的家庭
人物周刊：你的家人呢，在聚光灯下，生活受到什么影响？可以想象你的两个女儿在学校里会遇到同学们的异样眼光。
蔡美儿：真是如此！ 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书稿摘要的头10天，我们的生活简直糟透了。 太多的误解。
我收到很多中国人的来信，他们批评我，“我们并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考试都得A，也没有要求他们每天拉两个小时的小提琴”，“你说的并不是中国现在的教育方式”，等等。不过后来这种批评少了，他们读了我的书，觉得我要表达的内容其实是更为复杂的。
我的信箱，开始收到的读者来信60%以上都是批评的，现在90%以上都是表示理解和支持。
人物周刊：你说很多中国人给你写信，他们是美籍华人，还是在中国看到你的中文书稿之后给你写信的读者？
蔡美儿：两方面都有。开始更多是美籍华人，或者更宽泛地说，是美籍亚洲人。后来因为中文版出来，也有一些中国的读者关注。
中国的出版社采用了另外一种表述方式，那个标题叫做“耶鲁教授的育儿经”。这跟美国很不同，不过我也能理解。哈佛、耶鲁这样的称呼，可能还是与某种成功联系在一起。
人物周刊：刚刚说到你家人的回应，你的女儿跟你说了什么，她们喜欢这本书吗，她们现在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蔡美儿：我真是很幸运。我的家庭、我在耶鲁大学的学生，都特别支持我。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一些美国人的确有不同看法，他们会用一些很严重的话，“你这是虐待儿童啊”，“你太残忍了”，很多这样的说法。
但我跟女儿们的关系特别紧密。她们跟我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家庭很冲突，但其实不是，咱们很幸福啊，你应该多写我们好的一些内容，”但我就想，“难道我要写我们每天一起吃饭，然后上床睡觉么。”我的大女儿最近在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为我辩护，很有趣，你应该去看看。
她们也常常在网上检索相关的报道和别人的看法，然后转发给我看，挺多好玩的东西。
人物周刊：说说其他家庭成员吧？你父母对你要求那么严苛，你跟他们现在关系好么？还有你丈夫，你在书中并不经常提到他。
蔡美儿：我和家人的关系特别好。很多假期都在陪父母。这是中国教育模式成功之处，他们那么严格，但我们还是爱他们。(笑)也是因为如此，我和丈夫商量，最终决定用相近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只是后来我们遇到了反叛者(指她的小女儿)。
我和我婆婆的关系也很好。她是一个艺术批评家。她跟我完全不同，但有特别多优点。我的丈夫，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西方家庭，他们家的教育观念是：“只要享受生活，怎么样都好。”但其实他非常希望小时候有人要求自己学钢琴，学第二门外语。我得说，他和我的婆婆，在我们的家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书中描写得不算多。
人物周刊：作为第一代的移民，你父母给你的教育，和你给孩子们的教育有何不同？
蔡美儿：第一代移民生活很苦。我的父亲工作特别努力，生活又简朴，一双皮鞋穿了很多年才舍得换。所以他们用很严格的方式要求我们，我们也觉得很自然。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我们这一代，通常都会去比较好的学校受教育，经济条件也好一些，因为上一代人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很多。我们教育的观念也不同，我希望女儿学小提琴和钢琴，并不是希望他们凭这个挣钱或者去名校。
但也没有办法，我的女儿，第三代的移民，她们的生活条件太好了，而且她们看到自己的妈妈参加鸡尾酒晚会啊，就会觉得你怎么能对我要求那么严格。
我在书中也写到，这种移民家庭的模式，一代比一代差，这是我想避免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严格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
蔡美儿：严格的要求，必须和爱相结合。否则你就是很坏的父母。
身份认同
人物周刊：我对你的身份认同感兴趣。一些人说你是“中国妈妈”，因为你的教育方式是中国的，但另外一些人会说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完全是个美国人。那么，你怎么定义自己，是个中国人还是个美国人？
蔡美儿：我觉得一半一半。我其实并不尝试定义自己。我想，在美国人看来，我是地道的中国人，尊重父母，在儿女身上投入特别多；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可能我是美国人，我让我的女儿穿她们喜欢的衣服，给她们很多选择权，带她们参加鸡尾酒晚会。
我还是要强调，我对于中国妈妈、西方父母等概念的定义是相对宽泛的。这些概念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内容。有人反驳我，说中国人的教育现在并不如此。我完全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在美国接受的家庭教育可能比现在很多中国人还要更加符合中国传统。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地方都表示对于中国身份的骄傲，这种感情是从你的家庭来的么？你有没有去过中国？
蔡美儿：我非常骄傲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父母从小不让我们姐妹几个在家中说英文，如果我们说的句子包含一个英文单词，他们就会用筷子打我们一下。
我回去过中国很多次。第一次到中国是1979年。之后还回去了四五次。最近的一次大约是9年前，我带着女儿们一起到中国。今年夏天我们可能还会再回去。
人物周刊：你家人说的是福建话(闽南话)吧，你会说普通话么？
蔡美儿：是的，我和家人说福建话。但我也跟老师学普通话，只是口音不太好(她用中文说这句话)。我的女儿普通话就比我好。我要求她们去学。
人物周刊：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中国妈妈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从地理内涵说，中国这个概念很宽泛，比如核心大城市和许许多多的小城市或者乡镇，根本不是一种教育观念。在大城市里，更多人开始倾向于采取宽松自由的教育理念了，他们甚至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将他们送出国。对此你怎么看？
蔡美儿：是的，我知道，他们的方法可能是传统的反面。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方法会让孩子更加有创造性。在我看来，给孩子更多的选择是好的，但最好是10岁以后，因为在那之前，太多的选择只会让他们学坏。
《我在美国做妈妈》书摘
虎妈 从不允许 女儿涉足的十件事
在外面过夜
参加玩伴聚会
在学校里卖弄琴艺
抱怨不能在学校里演奏
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
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
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
在体育和文艺方面拔尖，其他科目平平
演奏其他乐器而不是钢琴或小提琴
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
刚刚3岁，索菲娅就能够阅读《小妇人》(Little Women)的简写本，能够进行简单的归纳，并用中文写出100个字的短文，还不包括其中的数字。当我看到美国的父母试图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扬，来鼓励孩子完成那些诸如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条或学会挥舞小棒这样极其简单的任务时，我发现中国父母有两件事超越了美国的父母：(1)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梦想；(2)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娅能够吸收美国社会最优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亚洲孩子那样，最后成为机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仅仅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就会去自杀！我盼望她多才多艺、全面发展，有自己醉心的业余爱好和着迷的活动，但不是任何小兴趣(比如“手工劳动”这种努力方向不明确的活动；或者更糟，去练习敲鼓，最后可能染上吸毒的恶习)，而是更有意义、更难掌握、更能发展高深的艺术造诣、提高自身潜能的爱好。
我想进一步阐明的是，幸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并不会刻意把幸福挂在嘴边。中西方父母面对幸福的理解差异常常让我感到忧虑。当我的目光缓缓扫过我家的钢琴、小提琴，看到孩子们纤细、稚嫩的手指因为长期练琴而磨出的老茧，或者是那些留在钢琴上赫然可见的牙印……有时候，我真的会怀疑自己，这么做是否值得。
然而举目四望，我看到的事实却是，无数的西方家庭在崩溃——无数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和女儿并没有出现在父母的身旁，甚至是最起码的口头上的关心都没有。那么，我很难相信，西方父母的养育方式在把孩子们引向幸福人生时能做得更好。
有趣的是，我遇见过许多西方父母，他们常常会摇摇头，失望而沮丧地说：“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你永远都是个失败者。无论你曾经为孩子们做了什么、付出多少，他们长大以后都只会怨恨你。”
而许许多多亚洲孩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承认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承受过父母极为苛刻甚至是严酷的要求，但是他们在描述自己对父母的尊敬、爱戴以及难以表达的感激时，依然情真意切。
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痛苦和怨恨的踪迹。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们被“洗脑”了？或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西方的孩子肯定不比中国的孩子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