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房屋和土地被强拆后，“钉子户”余淑蓉陷入了多起与政府的诉讼。她告政府，又被政府告，再反诉……这个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农民，被政府工作人员看作“文盲加法盲”，却极为棘手。同样棘手的，是余淑蓉的5头奶牛。2010年1月27日，它们被镇政府工作人员从强拆现场牵走。一年多来，余淑蓉一直拒绝领回这5头奶牛。她期望，这些被牵走的奶牛可以帮她更好地维权。

　　作者：孙旭阳

　　同一家法院的同一个审判长，在认定同一块土地的归属时，“审理查明”了两套不同的说法，并以之判决同一个“钉子户”两次败诉。

　　在房屋和土地被强拆后，“钉子户”余淑蓉陷入了多起与政府的诉讼。她告政府，又被政府告，再反诉……这个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农民，被政府工作人员看作“文盲加法盲”，却极为棘手。

　　同样棘手的，是余淑蓉的5头奶牛。2010年1月27日，它们被镇政府工作人员从强拆现场牵走。一年多来，余淑蓉一直拒绝领回这5头奶牛。她期望，这些被牵走的奶牛可以帮她更好地维权。

　　然而，她一直败诉。直到最近，5头奶牛似乎也要像她的小院一样，彻底离她而去。

　　4月12日上午10时，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余淑蓉在10分钟内领取了一份行政裁定书和一份民事判决书。两份文书的结果，都让她很不满意。

　　这天，农妇余淑蓉特意换上了一双小皮鞋，尽量打扮得像一个主城区的人。败诉结果她早已知道，但拿到那两份薄薄的物件，她还是明显地不知所措。在执行庭，她隔着玻璃窗喊里面的一个年轻人，“领导，你们咋判的哟，我都冤死了……”

　　年轻人好像有急事要出去，没怎么理她。

　　她又回到法庭办公楼一层的传达处，拨打行政审判庭一名法官的电话，“我可咋办哟？他们强拆了我的房子，领导你还判我输……”

　　那一端很快挂了电话。

　　重庆市刚下了一场小雨，上空烟雨迷离。余淑蓉站在大院里叹了几口气，开始步行赶往2公里外的重庆师范大学。那里有当地几乎最便宜的复印店，复印一张A4纸只需要8分钱。

　　那天中午，余淑蓉复印了200多页的官司资料。

　　“文盲加法盲”为牛告状

　　那天上午8点半，余淑蓉从歌乐山镇搭上3块钱的面包车，赶往10公里外的沙坪坝区法院。此前，法官多次给她打电话，催她去领判决书和裁定书。她觉得那判决不公平，就不去领。

　　可是，不去领的话，法院照样可以执行呀。4月11日下午，有人劝余淑蓉。她一想，是呀，不去领判决书，就是再出去告状，手里也没个凭据。

　　“我真是个法盲。”她说。余淑蓉年幼家贫，只上到小学2年级，就辍学回家挣工分。她今年已经60岁了，回想起两年的学习生活，唯一能想起的是毛主席语录。除了一到十，个十百千万几个汉字，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丈夫陈泰贵比她强一点，上到了小学毕业，却也没有比余淑蓉多认识几个字。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一个读到初中，两个都是小学毕业，他们识字比父母多，却没兴趣掺和告状的事儿。

　　孩子们还会埋怨余淑蓉。“你能告得过政府？”在他们看来，母亲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除了给这个家庭招灾，没一点益处。去年，二儿媳在歌乐山镇的理发店因房东不再续期而关闭，回来很生了一场气。儿媳听房东说，是镇政府不让续期的，因为余淑蓉家是钉子户。

　　提起这些，余淑蓉的语速就开始加快，口音浓重的方言“密不透风”，到最后，让人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每讲完几句话，她就笑笑，那笑是苦笑，来得快，去得也快，她敛起嘴角，接着讲下一个冤屈。

　　为什么要告状？“为了公平公正。”从四五年前起，余淑蓉就开始留意电视上的新闻。上面的领导人经常说到她的心坎上。

　　“都说要保护拆迁户权利，为啥子歌乐山镇就不执行呢？”余淑蓉口中有名有姓的“坏干部”，局限于歌乐山镇政府的大院里。

　　这让她很容易跟镇干部吵起来。副镇长胡春田就被她吵过多次，“她到处上访告镇领导贪污，偷卖了她们村的地。可是我们就一个镇政府，哪有资格和胆量卖地？我跟她解释了无数次，就是不听。”

　　胡春田得出结论，“她就是一个法盲，盲到不能再盲。”

　　文盲加法盲，没有减弱余淑蓉告状的决心。2010年1月27日，她的家被强拆后，就租住歌乐山镇邮局旁边，一条狭窄只可容身的小巷里。那套房子只有50来平方米，住了三代六口人。月租350元，占到了丈夫陈泰贵退休工资的1/3。

　　陈家房屋被强拆时，余淑蓉的5头奶牛也被政府牵走。这让她告别了土地，又告别了家畜。她已不再是个农民，又还没有转为市民，法院的文书上称她“无固定职业”。

　　她身份证上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欧家湾组69号”，后边往往会附注一个括弧，里面有两个字，“已拆”。

　　等待拍卖的奶牛

　　4月12日上午10时，沙坪坝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工作人员一见到余淑蓉，就急忙催着她签收《(2011)沙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裁定书》。她在电话中一直拒领该裁定书，让法庭对她印象深刻。

　　这份裁定书作于2011年4月8日，案由是余淑蓉状告重庆市国土局，要求确认国土局出让余淑蓉合法拥有的土地给房产商，是违法行为。这是余淑蓉与政府有关部门打的三场官司之一，和另外两起一样，这起官司也以败诉告终。

　　沙坪坝法院认为，国土部门在出让余淑蓉家所在地块前，该地块已经被重庆市政府征用，由集体所有转为了国有，“被告如何处置该土地和原告没有任何关联”。

　　余淑蓉领取的另一份民事裁定书，作于3月15日，案由是歌乐山镇政府在2010年1月27日强拆余家时，“为避免意外”，将余家的5头奶牛饲养至今，构成“无因管理”，镇政府要求余淑蓉立即将奶牛领回自行处置，并支付2010年3月20日至8月26日，一共159天的饲养误工费和医药费共计19685.60元。

　　沙坪坝区法院采信镇政府5头奶牛日产33公斤牛奶的证明，要求镇政府按照每公斤牛奶5元的价格，支付余淑蓉从2010年1月27日到10月7日，一共41910元的牛奶款。与误工费医药费相抵后，镇政府需给付余淑蓉22224.40元。

　　余淑蓉则必须在该判决生效3日内领回5头奶牛，逾期，镇政府可拍卖奶牛，提存价款。

　　该判决书余淑蓉一直拒领，但在3月22日的执行笔录上，她告诉沙坪坝区法院，除非政府帮她修好房屋和牛圈，否则她不会领牛。

　　并且，她也不会去法院抽选评估机构。

　　余淑蓉本以为不配合法院，就可以拖延些时日，让她有机会向识字懂法的人求助。“我啥子都不懂，咋敢接受他们的判决？”

　　不过她失算了。4月12日，沙坪坝区法院执行庭工作人员告诉余淑蓉，该判决已经生效。第二天，歌乐山政府副镇长胡春田也证实，镇政府正在给5头奶牛找评估机构，评估后将进行拍卖。

　　眼见即将失去5头奶牛，余淑蓉有点慌了。“一头奶牛值一万多，政府最多只给我卖5000元，我得找他们要牛。”

　　余淑蓉原本想的是，政府非法拆了她的房屋，又把奶牛牵走，她不能说牵就牵回来，一定要让政府给个说法。“政府越催我牵，我就越不牵，你不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耗到底。”这次她突然改变念头，除了法院判决，还因为在去年，村里就风传，说镇政府已经把她的5头奶牛以两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姓宋的牛奶经纪。

　　据说，卖的时间是2010年8月6日。之前，镇政府曾书面通知余淑蓉在8月6日之前领牛，否则将由政府处置。多名村民都自称看到了5头牛被赶上卡车的场面。

　　村民朱兴奎就是其中之一。朱说，宋经纪在买了余淑蓉的奶牛后，又到他家，想收购他的4头奶牛，以余淑蓉5头奶牛只卖两万为例，跟他压价。

　　其实，一年多来，余淑蓉很想念那5头黑白相间的奶牛：3头母牛，两头仔牛。几头牛每天要吃几百斤青草，这让余淑蓉从早上5点忙到晚上10点，翻山越岭去割草。

　　牛很通人性。余淑蓉说，每当她割草回来，走到牛圈外，牛们听到脚步声，就知道她回来了。它们会抬起头，用大眼睛看着她要过来的方向。

　　很多次梦中 ，余淑蓉会突然惊醒，“该割草了”，翻起身，准备去找镰刀，就会突然一闪念，“牛没得了……”

　　1997年11月，余淑蓉借了5000元钱，凑了1.1万元，买了两头正处产奶期的奶牛。当时，欧家湾社村民的地越来越少，人们不得不转行做生意，或者养殖。

　　“我跟养娃娃一样养牛。”余淑蓉说，十几年来，奶牛也成为她家的经济支柱，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孩子结婚的开支，都是从奶牛的乳房里挤出来的。

　　屋被强拆牛被牵走

　　在歌乐山镇副镇长胡春田的文件柜内，放着好几个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该镇最有名的几个钉子户的材料。4月13日下午，胡春田翻出写着“余淑蓉”字样的信封，很快便找到了一份内部资料———《关于余淑蓉户基本情况》。

　　该《情况》上，余淑蓉户家庭成员情况一目了然，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离婚，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外孙。

　　《情况》称，除了大儿子陈勇外，余淑蓉夫妇、二儿子家和女儿家，都是欧家湾农转非的对象。按照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上述三个小家庭分别分得了71.41、99.07和87.82平方米的安置房。但“该户以征地不合法、补偿安置不合理等为由，漫天要价，极不配合拆迁工作”。

　　2009年5月25日，歌乐山镇政府请求区政府强拆；两个月后，沙坪坝区国土分局作出《关于责令余淑蓉交出土地的决定》；未果后，国土分局向法院申请强拆，2009年11月19日，沙坪坝法院决定强拆。

　　标识为“余淑蓉”的信封里，还放有一份强拆的处理预案，显示2010年1月27日强拆时，法院和镇政府除了铲车，还出动了包括镇干部和民兵在内的上百人。预案显示，镇政府在数天前就准备给余淑蓉家的5头奶牛找暂养地。

　　镇政府为5头奶牛预备了一名拆迁人员和5个民兵。

　　强拆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据一名目击者介绍，有一头奶牛不想挪窝，被抽打出了牛圈。

　　副镇长胡春田说，政府一开始就要求余淑蓉牵回奶牛，却遭到拒绝。无奈，“我到处打电话联系，直到夜里10点，才找到一个寄养户，说好挤出的奶归他，一天再给他50块钱误工费。”

　　奶牛很难养，寄养户不想管，镇干部们也感到头疼。每天必须割草喂，喂不好的话容易生病，必须按时挤奶，要不奶牛乳房容易发炎，要是挤的姿势不对，还会发炎。

　　“这完全是法院应该解决的问题，却推给了我们。”胡春田说，镇政府本没有执法权，却被下压了太多的事务和责任。

　　拆迁队刚到家门口的时候，余淑蓉正在山上割草。法院招人喊她回家，“刚没说几句话，就把我铐上了。”

　　胡春田的说法则是，余淑蓉在现场又吵又闹，妨碍法院执行，就被法警带离了现场，去了镇政府。她家占地面积为326.59平方米，其中包括186.59平方米的房屋，在几小时内被腾净。

　　镇政府里，余淑蓉遇到了丈夫陈泰贵。陈在拆迁启动后，获准进屋拿了身份证和存折，之后，也被带离了现场。

　　夫妻俩一直被呆到拆迁结束。他们的家具，被分散放于他们不接受的三套安置房内。5头奶牛，则被寄养在离原来余家小院两三百米的一个待拆房内。

　　余淑蓉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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