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人成立民间组织20年在华植树1800万棵
20年间，他经历过同伴离去、最初的植树全军覆没的锥心之痛，也经历过筹措资金时求告无门，被当地人误会和不理解。20年间，他以无法想象的艰辛和汗水，为黄土高原带来了1800万棵成活树，也为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对环境与科学种树的理性思考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山西大同报道
2011年4月8日，在开往大同的火车上，一个小伙子看着窗外一片黄土上生长的茂密松树林，不禁赞道：“这片树真不错，得种了有好几年了吧？”一旁的年长者回答：“起码有20年了。”小伙子张了一下嘴，不再说话。20年，正好相当于他自己的年龄。
20年，对很多人、很多事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对于现年63岁的日本“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长高见邦雄来说，20年，有着特殊的意义。
1971年，高见第一次来到中国。
1991年，高见开始筹划来中国做绿化协作活动。
2011年，高见的绿化协作到了重大转折期。
这其间的间隔，都是巧合的20年。
同时，他也非常明白，让种植的松树培育到可以间伐、带来效益需要20年；树木结果后开始自然更新也需要20年。
黄土高原的最初探路：全军覆没
“经历了多次失败，还是坚持下来了。”高见邦雄对《小康》记者说，语气波澜不惊，好像在讲述一个再平淡不过的事实。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整个过程到底有多艰辛。
这个来自日本鸟取县的老人出身农村，1966年考入东京大学，曾一度是左派学运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在1970年从学校肄业后，就一直在日本积极组织一些民间活动。
1971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他辗转香港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真理，特别到当时中国农业的旗帜——大寨去参观考察。或许，他与中国的缘，就在那个时候深深结下了。
其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且日趋严重。“但是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高见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探讨和改善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方式，在加强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作用。“环境不分国界，中国的环境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邻国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高见的话并非没有根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西部地区经常受到“泥雨”侵袭，风沙天气日渐频繁。对于气候变坏的原因，日本国内舆论认为，除了本国国内的生态环境恶化之外，由大气流带来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91年，高见开始频繁来访中国，并于该年11月，来到北京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请求他们：“我们想协助中国进行绿化，请给我们介绍个合适的地方。”不久后他就接到通知，为他们选择的地方，是隶属山西大同市的浑源县。
绿色地球网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92年1月，包括高见在内的五个成员来到大同市浑源县调查。从北京站乘坐夜班火车前，高见在心里给自己下了警告：“要注意，前方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控制自己。”
他们乘坐夜里11点从北京站出发的火车，翌日清晨7点前抵达了大同站，在市内的饭店吃完早餐，便坐汽车赶赴浑源。抵达浑源后，高见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冰天冻地，还有煤烟呛得眼睛睁不开。
“大同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降雨非常少，气温又低。”高见向《小康》记者描述，北京一般的降雨量是800毫米，但是大同的降雨量只有北京的一半，年降雨只有400毫米。有些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50毫米。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900到1500米之间，干旱风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同，人均每年水资源量为430立方米，市区是221立方米，列为中国“十大缺水城市”之一。在这里，“种树比养娃还难”的局面让不少人将植树视为畏途。
高见丝毫没有因这里的自然环境而退缩。最开始，他和其他的创建伙伴有的是对绿化的热情。
调查团在出发去当地之前，成立了绿化合作项目的筹备会。高见向调查团成员提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暂定标准，按当时的汇率折合260万日元。他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作为购买树苗的经费提供给西留乡的龙首山和恒山南面的造林项目。
1993年秋天，绿化项目的树苗几乎全军覆没。
高见说在中国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耕地。
最后，这两个项目点的植树行动彻底失败。
从那时开始，高见邦雄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大同，与当地的农民和技术员在一起，从事植物的实验、育种、推广及相关工作。他身背装有数月用品的行囊排队买火车票，为节省费用，饭店住多人间，去便宜的饭馆吃饭，甚至有时自己跟自己较劲，频创一天花钱最少纪录。
援助希望小学：建立经济林
1993年的秋天，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见前往上寨镇下寨北村，当地破旧的小学校舍让高见为之震动，他马上想到了通过为小学校建设果树园得到收益来支援教育的主意。
只是那个时期，绿色地球网络正处于资金拮据状态。“第一年勉强支撑过去了，但是第二年，集资未能如愿，有的人打退堂鼓了。”由此他愈加意识到，做一项事业开始往往很容易，但维持下去会很困难。
当他开始向刚成立的日本环境事业团的地球环境基金部申请赞助时，对方提出了疑问：“建果树园种杏树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呢？”高见以他1992年和1993年在中国农村的体验和感受，回答说：“该地区的问题在于环境的破坏和贫困有着恶性循环的关系，农村不能自立，环境也不会得到改善。”
在他不断游说之下，资金下来了，可是另一个阻碍又接踵而至，这个援助计划遭到了中国一些村子“长老们”的反对。“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
这么多年至今，对高见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那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在这一点上，只要想想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多么沉重的灾难，就不难理解了。”高见说，这是他从事工作的最大障碍。有人当面骂他日本鬼子，有人质疑他的行踪，甚至还有人放狗咬他。只是，高见没有退缩，他反而一步一步地更加靠近当地人。“现在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头见到我就说‘那个姓高的孩子又来了’。”
1994年春天，绿色网络植树团抵达大同后，马上接到通知，希望他们去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果树园的开工仪式。高见立刻赶过去，他看到一些留着胡子的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地观看着。后来才知道，这是县里青年们努力的结果。果树园开工时，为了说服村里人，他们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星期。
村里最后得出结论：“时代变了，作为和平与友好的象征，接受果树园。”并说：“很难有机会一次得到那么多钱，如果是分给各家吃掉喝掉，这钱就糟蹋了。我们要把钱用在有利于将来的事情上。”村里把高见他们准备的劳务费统一管理起来，计划用它翻盖小学校舍。当年9月，贴着瓷砖的漂亮校舍盖好了，“速度非常快，孩子们再也不会挨冻了。”高见感慨。
自此之后，生长在贫苦农家，很了解农民的高见调整了他的环保战略，找到了促进环保与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素质的结合点，以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他也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建造防护林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是以长期利益为目的的项目，等待结果出来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种植果树，对农民来说，是中期利益的项目，如果顺利，四五年就会看到成果，而小学校和供水设备的建设是短期利益项目。他开始认识到，把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只是事情远远不像他所想的那般进展顺利。
1994年春天，高见从并不充裕的资金中拿出大半部分集中投入到大同县徐瞳乡，在1200亩地上种了6万棵杏树。
1996年夏天，高见再次来到徐疃乡，在去乡政府的路上，高见让车停下，然后走进杏树地里，一瞬间他完全懵了——6万棵杏树转眼间就全军覆没了。在心痛之余，高见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啃食树苗的野兔，影响嫩苗形成冬芽的蚜虫，还有掺进来的假树苗和对现状泄气的当地工作人员。
之后有一次，日本NHK电视台在绿色地球网络的配合下，作为系列节目《神秘的地球》之一，开始制作《黄土高原——寻找失去的森林文化》。节目编导说也想采访失败的教训。“打上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徐疃乡，我在现场的地头，对着镜头，述说着失败的经验。看到残留在地里没做田间管理而苦苦挣扎的杏树，不禁一阵悲伤，说着说着，悲凉之情涌上心头，我失声大哭。”而此时，摄影师把镜头无情地对准他的脸，紧追不舍。
尽管回忆徐疃乡的失败对高见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经历了那次失败之后，他成熟了许多，开始正视困难，从根本上考虑如何运作。“如果在那里一帆风顺的话，也许会把徐疃乡作为样板，现在还在做着同一件事情。”
确实，正视失败是非常重要的，如高见所说，在那之后的成果都是在那次失败后产生的。
失败后的成功：5500公顷绿化面积，1800万棵树
从1995年春天开始，绿色地球网络在大同市北部的大同县、阳高县开始了油松、樟子松的造林项目。项目规模大小不等，当筹集资金较多时，一个绿化点的面积就能达到100公顷以上，资金少时面积就在20公顷左右。7年之间，绿色地球网络在两个县建立的规模在150到300公顷的绿化项目就有4个。之后，高见又开始在新荣区、左云县、浑源县、灵丘县等地开展了同样的项目。
1999年7月，高见去浑源县吴城乡查看果树，4年前的春天，绿色地球网络曾为这个乡振兴村的小学建设附属果园，在5.3公顷的土地上栽种了4500棵杏树。而该乡在以后的几年中又开辟了400公顷的果树园，栽种了30万棵杏树。让高见大感欣慰的是，杏树获得了大丰收，全乡的杏树收入达到了100万元以上，收入高的农户达到一万元，数目相当可观。
同年，绿色地球网络决定在上寨镇南庄村村外建设植物园，那里离碍寺山天然林不远，地形相似，紧靠108国道，交通方便。他们购买了86公顷土地的100年使用权，大部分是山地。
“现在植物园里最大的树胸高直径已经达到25公分了。树高12到13米。比其他地方的树要长得快得多。”高见拿手臂夸张地比划道。高见希望这个植物园能够起到示范作用，让关心生态环境的人来关注，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涵。“只要努力，就能把原本的秃山变得非常繁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并非盲目大量种树，而是恢复它原有的面貌。”
到目前为止，绿色地球网络在大同总共绿化面积为5500公顷，种树1800万棵，成活率在70%以上。看着各个植树造林点绿色成片，高见禁不住百感交集。
20年前，一起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五个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其他4人都认为在大同植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最终放弃了，只有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虽然种树才是主旨，但真正耗费精力的却是筹措资金，那需要投入百分之七十的精力。高见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同做绿化，另外的三分之二时间，就是在日本到处筹集资金。
“有人甩手不干，资金筹措处处受挫，想起来像是一场恶梦。”20年间，到处奔走化缘，但大部分却没有结果。高见曾经几次想放弃，也经常回家发牢骚，那时，一直默默支持他活动的夫人对他说，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痛苦，可以不干呀。“那时她如果对我说，你要好好干，我肯定就放弃了。她太了解我了，知道如果想让我向东走，就说往西去。于是我就会朝东去。”
现在，不算日本的事务所员工工资，仅仅每年投入到大同的费用就要三四百万元人民币。高见仍然为筹钱而辛苦。“即便资金比过去多了，但是中国物价涨得厉害，人工费也涨得厉害，所以，每年新增的面积要比过去少了。”
让高见感到头疼的不止是这个，前不久发生的日本大地震也让绿化活动受到重创。“我纠结了很久，这次到底来不来。”日本灾害很严重，也需要他们的帮助，但是想到在大同的绿化活动已经坚持了20年，并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期，高见最终还是坚持来了大同。“我们过去绿化点的土地现在政府有别的用途，收走了一些，我们必须开辟一些土地，做一些重建，交接工作，这些东西必须处理。”
下一个20年
他的坚持，不仅让日本人觉得他奇怪，中国人也对他表示不解：“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搞绿化，而且一搞就是20年？”
这个偶尔冷幽默的老人自嘲道：“聪明人早就跑了，但是我太傻，腿又比较短，逃得太慢，所以只好留下来接着干。”
“如果没有高见，以后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着花白胡子的老人西峯亮三说道，老人是今年4月9日绿色地球网络自费来大同的代表团中最年长的一位，已经75岁。这是他第二次来大同绿化，第一次是7年前，那时，一直对日本植树环境抱有忧虑的西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了广播中高见的话，当即就决定参加这个组织。由于地震，今年来大同种树的代表团人数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但也来了30人。
“与其说绿化，不如说是在人生的感悟中获得了很大的感动。我们到中国的希望小学跟孩子们一起种树，我看到孩子们的表情特别天真烂漫，眼神特别单纯，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我的少年时代，跟我小时候是一样一样的。”谈起来大同绿化的最大收获，西峯很激动：“孩子们那么热情地欢迎我们，让我挖坑、种树更有劲了。”
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鹤田惇对老人的话深表同感，此次大同行，这位在京都大学修读森林科学系的90后已经和当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舍不得离开了。“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沙漠化的情况。”鹤田说，“还有比我更热情的人。”他指了指一旁戴着眼镜、身材小巧的80后女生太宰初夏说，“她去年曾一个人来到大同做考察研究，买不到火车票，就一路搭车，把地名写在纸上问路过来的。”
2011年4月10日，代表团一大早就赶往大同市天镇县三十里铺乡，参加了乡小学“希望果园”的建园劳动——种杏树。当代表团的团员们一个个拿着铁锹挖完坑，把杏树苗埋在土里后，当地小学的学生们就拎着水桶一拥而上，把水浇在上面。
“我有种感觉，如果不是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切的热爱，这个团体是如何能坚持到今天的呢？”三十里铺乡的刘乡长看着眼前的景象，发出来自内心的疑问。
对此，一直站在一旁默默观望整个活动的高见还是重复着他经常说的那句话：“我没有什么中国情结，我只是太傻了。我的老师跟我说，如果你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
正说着，他头上老旧的帽子被吹歪了，下一刻，他疲惫的双眼就充满了笑意，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是一群拿着水桶给树苗浇水的农村孩子们。
或许，这个自称是个傻瓜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在等待下一个20年——这些孩子和树苗都已长大的下一个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