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杰的父亲

洪杰的爷爷7年前因操作收割机失误而失去一只胳膊后，一家人便陷入贫困

金星小学的学生们不少都是留守儿童

死者儿童的奶奶十分后悔当时忘记给材料钱

　　家：艰难的维系

　　很多人更愿意从家庭角度理解洪杰的死。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份来自金星小学的声明，最后一句写道：“其家人称，该生因为受影视剧影响，平时就有危险的举动。”学校想以此解释，为什么9岁的三年级学生洪杰，在5月25日早上7点半到8点之间，用一根塑料绳将自己挂在家门口的柿子树上，并踢倒了脚下的板凳。洪杰的父亲李发拼命摇着头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孩子是淘气，但是只看动画片，哪有什么危险举动？”

　　洪杰的爷爷李少成，是发现孙子自缢的人，他原本发现的只是一个翻倒的板凳，去捡起时抬头才看见了孙子。李少成身材极为瘦小，一只袖管从大臂以下都空荡荡的。“我就是去给他拿钱的，他说要38元钱，有2元吃饭，36元买书，前一天我们本来不答应他。但是他一直说，有了那套书，他就全都懂了，会变得非常聪明成绩非常好。”爷爷奶奶都有些不忍心，便去给孙子拿钱。洪杰3个月大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了。“他爸妈一直在外面做生意，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孩子很小就给祖父母带。”父亲李发是家里的独子，有一姐一妹，即使贫困，洪杰也是被当做单传孙子宠爱的。“那天早上，我们四五点就去地里干活了，我7点半回来他还在家吃泡方面便，我怕他迟到，让他快去上学，他却皱着眉头，一句话不说，就那么皱眉头戳在床边。”爷爷说。

　　爷爷觉得孙子是真的对书上心了。“平时学校里只有学期末才收资料费，他的参考资料挺多的，也不怎么写啊。但是别的孩子有的，我们肯定得给他买，至于这套书是谁让买的，我也没问。”爷爷以为是学校的要求，就说：“好，你等一下，我去地里向你奶奶要钱。”家里的钱都是奶奶管，而爷爷不知道的是，奶奶早在前一晚就把40元钱压在了枕头下面：“准备给他，不给不行啊，虽然我也有点舍不得。”

　　李少成家里有4亩地，种着一点水稻和蔬菜，基本全靠奶奶一个人照顾。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什么收入，菜卖到街上可以换一点糊口钱。早在7年前因为劳动不慎，李少成将自己的右臂卷入了稻谷收割机，胳膊粉碎，从此后这家人陷入了贫困的境地。李发作为家里的唯一儿子，一直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孩子和父母。他和姐妹都在广东，每年过年只能给家里一点点钱，因为自己也仅能糊口。这家人的逻辑是，我们穷是我们的错，怎么好意思去向人说呢。他们甚至不知道国家对残疾人本来就有规定给付的扶助款，只觉得自己的贫困“是丢人的”。2008年他们“被判”了一个残疾人证，这家人也不觉得有任何用。这几日有民政部门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来允诺给李少成低保，让他们放弃接触媒体的时候，李发气得将他们拿来的1000元扔了出去。

　　唯一得到过的关心是，“2009年村干部给过我150元钱，说是扶贫的钱。但是他的账上，我已经欠了好几年的‘公粮税费’，有270元，那天我又添了120元，他就算把以前的钱都收走了”。这种公粮税费已经从2004年始国家就废止了，虽然此前李家因为贫困拖欠过几年。然而爷爷对这个倒没有委屈，他认为“2004年以前欠国家的也得还上，这是要写在档案里的，这是应该的”。他的房子是村子里最破烂的，一院比人头还低的围墙，里面种着些油菜、辣椒和毛豆。

　　李发内心依然充满愧疚，出事当天晚上他从广东，孩子的母亲从北京，各自以最快速度奔回洪杰身边，也只是看了一眼，半夜两点钟下葬了。甚至没花掉什么丧葬费，太小的孩子，买副薄板，在村子里那大片沿着公路的高大墓碑的旁边，多了一座小小的不立碑的新坟。

　　洪杰4岁左右，父母离婚了。“我和妻子是自由恋爱，感情好的时候好，吵起来也不可开交，离婚是两个人都一时冲动。”实际上5年过去，谁也没有再婚。去年洪杰对父亲说，希望父母还能在一起。李发说，这使他下了从未有过的决心，儿子从未要求过什么，甚至不和父亲太多说话，只是在每年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这一个月“亲子时间”里，跟着父亲去县里的肯德基时才开心起来。洪杰和母亲在一起的照片里他卖力地爬高上梯，做各种鬼脸，一点也看不出初进大城市的孩子的拘谨。孩子更爱母亲、奶奶和姑姑，李发总是扮演一个板着脸让他好好学习好好听父母话的角色。

　　李发已经决定，把之前的生意收拾完，自己进厂子好好工作一年，和前妻谈好复婚的问题，再一起开店。这似乎是一个并不遥远的希望，因为洪杰的母亲对孩子非常好，每年回来两次，给洪杰买的衣服鞋子都是最时髦的款式，连踏板车都买了两辆，一辆有更新式的音乐和车头灯。洪杰的衣服多到奶奶甚至对洗衣服这件事有了微词，“哪个农村孩子有这些东西？我以前还对他妈妈说别买了，我洗都洗不过来了”。于是洪杰经常穿得漂亮但肮脏，他每年暑假都和母亲在一起，不是母亲回来待几个星期，就是带他去外地。去年在北京的一系列照片，都是他在天安门广场耍猴拳的。

　　留守儿童的空虚生活

　　现在，洪杰的所有衣服、玩具和书本全都烧掉了。玩具、五大包衣服、课本书包，全都付之一炬，他上吊的那棵细细的、比他还要小两岁的柿子树，也被砍掉了，枯枝败叶地躺在门口。

　　这里的习俗是，对于夭折的孩子，要把欠他的都补回去。谁家孩子也不敢来这里，甚至不敢和他家人说话，“怕被带走”。村里的老人把洪杰家的悲惨归于穷。洪杰在班里可以算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他的班主任武声权老师也曾经是李发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除了一个父母双亡的，他就是条件最不好的了。”可是同学们都玩得挺好，尤其是男生，“要一起上学喊着去，一起打弹珠的”。

　　那些散落在自家菜地间的四五颗蓝色、黄色、透明的玻璃弹珠，一再提醒这个孩子曾经欢悦地存在过。洪杰的姑姑们都强调，“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把孩子给祖父母带”。因为毛市镇其实经济条件算监利县很好的乡镇，“这里从90年代初开始，有人出去做馒头和包子，就慢慢带乡亲出去了，发展快20年，我们已经是‘面点之乡’了，所有的年轻人十几岁就开始学面点手艺，到外地去开早点、面点铺子。虽然都是小本生意，好的一年也能挣十几万元，差的几万元也有”。当地看不到成年人，几乎全是老人和孩子，“这种小本生意就是夫妻店，孩子肯定不能带在身边，带着也没有学上，还不如给老人养”。小生意改变了乡村的营生模式，也改变了亲子关系。

　　孩子们大都有不错款式的衣服和玩具，几乎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两次，一次是春节，一次是暑假。一到6月底，他们就纷纷奔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围绕在早点摊或面点铺旁玩耍。“9月开学的时候，如果少几个人来报道，就说明他们在当地找到读书的地方了。”跟着父母在外地念书是孩子们的梦想，但是大中城市找学校都很难。“我妹妹的孩子每年都去杭州，有一年在那里上过一个打工子弟小学，可是那学校不到一年就因为手续不全关掉了，孩子又回来了。妹妹是个小商贩，也没有什么人脉，让孩子在城里上学太难了。”王校长告诉本刊记者。

　　“金星小学有七成以上是留守儿童，祖父母大多是文盲，而父母又只能打打电话。”金星小学做留守儿童的关爱试点已经5年了，对于孩子们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大家都没有来自父母的关注，因此洪杰也就不显得非常特殊。淘气似乎是所有人对洪杰的评价，连家人也说，孩子喜欢看电视，也整天在外面玩，并不内向，有时候也和同学打架。“他也知道父母的情况。”然而父母不在，洪杰毕竟有些难以达成的心愿。“他老是问我借东西，我就不爱理他了。”和他同班的一个女孩告诉本刊记者，“他也觉得女生小气，只和男生玩。”

　　同样是在外面做面点生意的人，各家境况全然不同，有人赚得家里盖起了三层小楼，而李发却似乎并不交好运。“之前河南搞关林旅游区开发，我就去做了两年，一开始还不错，后来投入大了，却发现客人越来越少。”政府改变投资开发方向，李发告诉本刊记者，他决定重新寻找地点，可是河南、河北、新疆、广东、湖南，他跑了很多地方，似乎没有哪个地方合适。

　　问了李发好几次，他一年能给父母多少钱抚养孩子，他说好的时候一年给几千元，然而自己也朝不保夕，生意又赔了，已经好几年没给父母儿子大数目的钱了。爷爷奶奶在仅有的口粮里，只有尽力保证洪杰的吃饭问题，一个月花100来块钱，给孩子吃。孩子有时中午回来家里没人，就泡方便面，那些不到1元钱的方便面，是洪杰要经常吃的食物。再有就是早餐钱，1.5元，在乡里可以买一碗面，没有任何荤腥。有时奶奶给5元，包括午餐和早餐费，而洪杰却只花2元，剩下的还给奶奶，“孩子并不是任性，有时候他的懂事像个大人”。

　　无论李发还是爷爷奶奶，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就是不让洪杰挨饿，妈妈负责穿衣玩具。“他和妈妈亲，一个月能打一两次电话，都说好长时间，妈妈也经常让镇上的舅舅买东西送到家里来。”但是谁也没有真正注意到，洪杰被关注和得到表扬的渴望。“他就是看电视，和小朋友玩。”家人对孩子从不要求学习成绩，洪杰去年到今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中下变成中上了，语文考了76分，80分以上全班才6个人。”武声权老师说。不过家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具体分数，只说“我们都对他以严厉为主的，但这几年孩子大了，不打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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