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监利的农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近年来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谋生

监利县毛市镇小学生乘车去参加“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

　　那套“夺命书”名叫《夺冠之路》。“一个硬塑料袋，里面装6本语文、数学、品德方面的辅导书，都很薄很薄，垫着一张印着动画人物的厚卡片，一块手表，一张光碟，据说光碟里的内容是大城市的高级教师给小朋友讲的课，听了课以后，怎么怎么好！”帮助商贩售卖这套书的学校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给他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那个卖书人。“那个女人很年轻，化妆挺时髦的，一直笑，说话也很柔很活泼，穿着套装，裙子短短的，一看就是经常要和我们这样的学校打交道的人。”学校的说法是，“一发现这个人，我们立刻就给赶走了。”但其实几位老师都证实，书商进入了至少3个班级的教室推销。“这样的人以前也出现过，还以为是什么领导的关系户。”老师们说。

　　这套书在金星小学门口售卖到第三天，一套也没有卖出去，但是对于洪杰和很多孩子来说，这些书和那个书商的花言巧语，却构成了巨大诱惑。一般到学校来推销课外书的商贩，都比较注重仪表，虽然开着面包车，车后备厢打开就开始摆摊，卖的也净是些廉价纸质的商品，但是那些新奇的说辞，却是这个乡镇缺少的。老板学着那个商贩的腔调说：“名师指导，开发智力……”并且无止境地“表扬每一个孩子，说你真漂亮、聪明，和大城市的孩子们一样”。然而成年人一看便知，又是一个倒卖这些毫无价值的纸制品的小贩。“孩子们听得呆了，他们特别喜欢听那个人夸他们‘聪明’。”爷爷说，洪杰回到家向爷爷奶奶复述那些话时，“都是很新的词，我没办法记住，只觉得孩子非常高兴”。

　　孩子渴望的不仅是一套书。他和相熟的小伙伴任小龙一起向家里要钱买。任小龙说：“我们都特别喜欢那个阿姨。小杰一直说他自己又聪明又漂亮，那个阿姨说了，只要学会了这套书里的知识，就会成绩更好的。小杰去年到今年已经进步了，但是他说没有人表扬他。”洪杰有一块手表，但这并不代表那块表没有吸引力。他尤其和爷爷奶奶强调的是那张光碟，“据说看了后，再也不会听不懂了，作业也全都会了”。那套没有到手的教参，于是成了洪杰的万能灵药。而洪杰出事后，商贩立刻走掉，书也都带走了，只留下了车牌线索，然而这些东西都无法为洪杰的死提供直接的因果链。

　　另一个事实是：洪杰和其他的乡村小学生一样，其实根本就不缺少这样的课外教参书。恰恰相反，教参对于洪杰们甚至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在班主任武声权打开的一间办公室里，那些堆积的崭新的教辅材料使我们惊呆了。连包装纸都没有拆开的一摞摞从地上开始垒得半人高的参考材料，一看就不是来自于正规的教育书籍出版社，包装印着各种指引成功的口号，只是出版单位是没有听过的奇怪名称，没有书号、印数、时间，相同的是都是非常薄，几乎可以两面透字的纸张，随便翻看也能挑出错别字，还有就是大段给留着写答案的一行一行的空白处，这些空白处要占教材整体内容的80%以上，并且字体超大。外皮都是很可爱的卡通画，最薄的大概30页，最厚的50多页，小本定价在6元，大本10元。

　　一本《品德》的教辅材料上有一首小学生水平的关于梦想的新体诗，然后就是留下给学生写感想的空白处。对于这些内容山寨、东拼西凑的教辅材料，学生们没有判断“买或不买”的能力。在这些垃圾的长期淹没中，孩子们没有辨别其价值和功用的能力，因为他们从学校买来的东西和《夺冠之路》并无二致，只是那种包装更花哨。

　　家长们出外谋生，学校也从来没有代替学生们分辨。“这些都是还没有发掉的，到了暑假前就会发给学生。”连作业本、习字本都是指定购买的，一个小薄日记本子卖5元钱，小卖部同等质量的5毛钱。“老师发的，我们都觉得很好。”一个孩子把书包打开给我们看他的这些参考书。可怜的是，他们有限的一学期几十元的杂费都被这些垃圾占用了，没有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有用的课外书，连老师的办公桌上，只有两三本辅导书籍看起来常常使用。

　　对于金星小学，以及所有乡村小学来说，教参都是一个噩梦。武声权说，楼上还有一个教室，装着满满一教室的全新参考书。“只是我没有钥匙。”这么多参考书从哪里来？“主要是两个途径，一半以上来自毛市镇教学管理小组，剩下的来自监利县教育局。”对于被迫销售教参的事，王校长同样有说不出的苦楚：“过去是3种途径，但是学校有发言权，所以学校也可以卖书，这样学校赚一些钱，后来学校的财政收上去了，不让收任何学杂费以外的费用了，学校的财务是教育局派来的了。这样，教育局和教管组就占领了这个市场，他们分别有自己的后勤处，和学校联系卖书的事情，后勤处有自己关系户的印刷厂，全都是盗版和粗制滥造的。我们也知道这些材料一点含金量也没有，学生也做不完。”王校长还说：“有时候有些零售的商贩也来，我们都赶出去。”但是老师们都说：“上面经常派关系户来卖书，哪个书商是打着哪个领导的旗号来的，谁也不敢赶，都是听之任之。”

　　“4万”还是“绿代”？无力的教育者

　　在利益链的末端，学校或老师没有反抗的能力，更没有能力保护学生。学校对于书商，有一个看似重要的理由：“村办小学穷，没有钱雇保卫，所以我们的学校等于没有围墙，谁都能进来。”除了经费问题，管理问题就很简单，相当一部分老师的工资，还有国家拨给的经费，都有县教育局和乡镇教管组直接掌控。“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国家支付，代课教师的工资全是先给教管组，再发给老师的。镇上的教管组直接把书钱扣掉了，老师去领工资——你的书卖掉了吗？卖掉拿书钱给你自己发工资。打击书商是不可能的，很多是摊派半摊派，所以老师不得不卖书。”王校长告诉本刊记者。

　　至于公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更是监利县公然的乱账本。“所谓公办教师，大部分也叫‘4万教师’。”武声权说，他今年55岁，当了37年民办教师。1997至2000年国家开始为民办教师转公办，民办教师这个名称从此取缔，本来对于武声权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这却使武声权开始写申诉信。武声权本以为自己最难度过的是学历问题，他用3年时间，函授完成了华中师范大学专科的“小学教师”毕业文凭，“每年考两次试，去武汉”，自己掏了3000多元的学费，因为民办转公办的最大障碍是“大专学历”。他拿出自己当年以2分之差没有转公办的“分数表”，他在所有的考核项目里都是满分或差一分满分，只有“获奖”一栏，他基本没戏，“拿了市县奖的，很多人都是走关系送礼”。金星小学只有一个地方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得奖的却是根本不来上班、初中文化的某位教师。

　　从2000年左右开始，监利县以4万元的标价，公开出卖公办教师的名额。不仅武声权、王校长没有钱购买这个名额，监利县有100多名这种情况的教师因为没有支付4万元而不能改变身份。除了金星小学，我们采访的毛市镇小学和更偏远的姚埠小学都是一样。“卖菜杀猪的也可以买个名额，买了之后吃皇粮，一个月1800元。吃到退休后还有工资。”这股购买风持续了好几年，金星小学20位在职教师，除了4个代课教师、5个转业来或顶班的公办教师，其他人全部是“4万教师”。

　　即使是这些本来应该转公办的代课教师，依然有等级之分。武声权是比较高级的“绿代”，所谓绿卡代课教师。“就是长时间在农村进行教学的，没有转为公办的。”时限从1987年划分，此前执教的就是“绿代”。武声权多次带着签名的信件，找到县委书记去“谈判”，“请看看乡村教师的现状”。“绿代”们从3年前开始，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工资卡，也就是国家财政可以直接划拨工资的卡，不用再从乡镇教管组手里拿钱，并且去年，“绿代”们涨工资了，从拿了7年的500元工资，涨到了600元。与此相对，1993年开始执教的王校长，每个月只有500元，并且必须从乡镇教管组处领工资。“我们通过上级允许，从学校经费里，给无论红卡还是绿卡，每个代课老师又补了500元。”王校长每月工资1000元，就是全部收入。

　　姚埠小学也许是中国师生配备最强的学校了，师生比，一比一。这个有两排平房的院落正在大兴土木。夏元故蹲在学校门口看着里面搅水泥的大车。“我们有十几个老师，十几个学生。你不要觉得我们就一个班上课，六年级和三年级各有3个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很齐全。”这个学校在教育局登记在案的学生有近200人，“其实学生们早没了，但是这十几个老师没地方去，其中有8个都是‘4万教师’，如果撤校，没地方领工资了”。这所学校现在连躯壳都快要没了，这块地被想办私立幼儿园的人看中。“半死不活地弄学校，不如让小孩上幼儿园。”所以才大兴土木，当然这一切也是偷着进行。“学校就弄到村委会找一间屋子就行了，反正也是个壳子。”

　　夏老师是代课教师，也没有4万元转公办，他的家还是木头搭建，是村里最破的。“这所小学不能垮，垮了老师们没地方安置，8个公办教师只有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会到齐，平时的课都是给我们代，他们每个人给我们几十元一个月，算是帮他们上课的钱。”夏老师一点也不避讳这一点，作为和武声权一样教龄超过30年的老民办教师，他只知道“学校必须在，说有200个学生，这样国家按照每年一个学生几百元的补贴给县里，一级一级补下来，领导们都知道这是个空学校。我们虽然拿不了多少钱，多少还能好过一点”。

　　这谎言的另一个结局是，大量摊派下来的教参材料被当做废纸，直接让废品站每斤0.5元钱收购。夏老师说：“我们这里送来的教参，镇上每个学生十来本，那就是2000多本。论斤称能卖不少钱。”正因为姚埠小学地处偏僻，才能够有此便利，“毛市镇小学和金星小学，想卖也不敢卖——离镇上干部们太近了”。

　　对峙：儿童“劫”

　　洪杰死亡第二天，网上有传言是学校收儿童节的120元服装费，逼死了孩子。很快金星小学就辟谣说：“洪杰的班级有10个孩子参加演出，9女1男，没有洪杰，只有演出的学生要缴纳演出服装的费用。而且学生出事后，学校决定取消娱乐活动。”老师只选择可以缴纳演出服费用的孩子表演，不会强求。“洪杰的事很快没人再提，我们还是有幸和两所小学一起度过了‘六一’儿童节。”“收取服装费的是毛市小学。”毛市小学每年“六一”都要购置漂亮的演出服，那里的学生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120元这样大手笔的收费，对于金星小学是不太可能的。两个学校其实都没有升学压力，只有初中到高中才“比考大学还难”，而保证每个孩子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反倒使这些小学失去升学压力，而后在其他方面屡出奇招。

　　毛市小学是镇办公立学校，收的主要是镇上或条件较好的孩子。金星小学是村办学校，属于村民自筹资金建立的，收附近农村的孩子，在过去费用就相对低廉。虽然两个学校相隔连1000米都不到，还是很容易看出不同。穿着类似海军制服的，还有放学后就在奶茶店和街道旁玩耍的孩子，大多是毛市镇小学的。“六一”这天他们要早上5点钟起床集合开始大演练。而穿着不甚讲究、放学后就回自家院落附近的，是金星的孩子。两个学校的地理划分首先决定了，金星在街道尽头紧挨农村，毛市在镇政府旁边。“在街上玩的是毛市小学的，他们不和我们玩，他们觉得我们是农村人。”孩子们说。

　　金星小学从2003年开始，逐渐集中了附近五六个村子的学生，小学人数从100多人一下子扩充到四五百人。金星的演出要在12点半左右才正式开始。上午他们还有课，并且要求孩子们中午在学校休息。演出在一个新修建的食堂举行。这食堂今年春节后才竣工，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不过总算是一个场地，金星小学是一个很小的三层楼，每层两个教室。墙壁和走廊肮脏不堪，好像从来没有彻底清扫过。孩子们倒很遵守纪律，他们穿着各种以塑料蕾丝和亮片、水钻组合的演出服，挂着长长的塑料项链，头发系成五六个小辫子，在流行歌曲的伴随下，在舞台上没有表情地做一些机械的动作，不过他们转过脸去背对观众的时候，还有人偷偷笑了出来。炎热的充满了土味和汗味的大食堂，台底下给领导们坐的一排桌子基本是空的。王校长跑前跑后地张罗，不时用手机给孩子们拍张照。

　　最奇特的一幕发生在演出进行到一半时，那些5点开始演练的毛市学生来了。正是食堂里全神贯注时，突然外面就响起了一连串鞭炮声，而且一串连一串。同时，先是一支舞龙队旗帜飞扬着杀入金星教学楼的空地，舞龙队的小孩子浑身裹着黄色绸布的衣服，画着小花脸，紧随其后的是声音巨大的抹白脸的戴高帽子的军乐队、腰鼓队和摇晃塑料花束的更小的孩子。基本整齐的步子，一点笑容没有的表情，红脸蛋红嘴唇，还有大旗上“毛市小学”几个大字。长长的几百人的队伍，时进时停，把金星的空地占得满满当当。一时间这个惊人的队伍使食堂里的孩子们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往外流去探看，主持人在舞台上喊：“坐住！同学们不要乱动！”

　　当我询问时，一个老师说：“就是兄弟单位之间的互访，热闹嘛。”但我问金星会去毛市吗？他皱紧眉头说：“去什么！”坐在台下的老师们个个表情紧张，所有人如临大敌，向外奔去。有经验的王校长把准备好的几个快赶上枕头大的鞭炮盒子抱到游行队伍前面，然后在轰鸣的鞭炮中，毛市小学整个队伍不疾不徐地穿过金星，还在校门口停留了很长时间，也燃放了更大数量的鞭炮。

　　“就是来看热闹的，抢生源。”金星小学门口，一位毛市小学的带队老师明确告诉本刊记者，“国家严格管理学校收费，已经不可能有‘收取报名费’的空间了，学费和书本费全免，不过免的书本只有语、数、品德、音乐、美术等几科。学校只能在早餐、服装等一些周边费用上想办法。而参考资料这一块，学校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上面派的资料又必须买，就这样骗来骗去的。”这位老师突然感叹：“原来荆州的教育也是很厉害的，高考排在黄冈后面。我们镇上清华、北大多少年没有了，我邻居孩子也考上过武汉大学，现在这些孩子上完初中就打工去了，这个地方都好几年没出大学生了。”■摄影/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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