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沙桥附近的码头，就是警方认定的抛尸处

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裴贵的奶奶80多岁了还在坚持干活

杨在新的妻子黄仲琰

　　裴贵的家人最先请律师，他们经人介绍请了梁成武律师。“一审的律师费8000块钱。”杨焕美说，“梁律师会见过裴贵以后，跟我们说裴贵很老实，还说这个案子什么证据都没有，让我们不要太担心。我们平时也很少跟律师联系，就等着开庭。”其他家属也陆续请了律师，裴金德的律师是罗思方，黄子富的律师是杨忠汉，杨炳棋的律师是杨在新。杨炳棋的父亲杨润芳说：“我们家是最后请律师的，我什么都搞不懂，杨在新律师是黄子富的律师杨忠汉介绍过来的，他们是亲叔侄。”这4名律师来自南宁的4家律所，但都长年在北海执业。

　　杨在新签下委托合同是2010年9月6日，距离第一次开庭只剩20天。就是这短短的20天，杨在新却找到了3名愿意出庭的证人——宋启玲、潘凤和和杨炳燕。按照她们的陈述，当天晚上，她们先跟裴金德一起唱歌，在吃消夜的时候又前后脚地离开，3个人看到黄焕海对裴金德的挑衅，也看到卸江村的3个人追赶裴金德，后来又看到炮台村的人过来，堵住了那3个年轻人，但打架的时候，裴金德并不在现场，他打电话给宋启玲，要她去夜市街找他，宋启玲找到他之后，又给杨炳燕和潘凤和打电话，让她们一起去幸福街旅馆开房过夜。当晚在幸福街旅馆开房的有6个人，两间房，裴金德和宋启玲一间，其余4个人一间。

　　杨在新之所以获得这3个证人的线索，是因为杨炳燕是他的当事人杨炳棋的姐姐。杨润芳说：“出事以后，我就问过我女儿，她说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也赶去北海，跟派出所的警察说了，请他们过来调查清楚，但是警察很不耐烦，很大声地说：‘什么冤枉！’”对于这3名证人，杨在新是和侄儿杨忠汉一起去取证的，前后找过她们两次，不仅做了笔录签字按手印，而且录像存证，第一次是在杨润芳家的二楼，第二次是在合浦的一个饭店里。

　　2010年9月26日这个案子在合浦第一次开庭，公诉人念完起诉书之后，4名被告里做过有罪供述的3个人全部翻供，4名律师都替他们的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指出了口供中的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警方提供的证据里，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的，只有北部湾西路的第一次打架，至于码头杀人抛尸部分，口供错漏百出。而且除了口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物证，连凶器是什么都没有查清楚。等到3名证人到庭，依次陈述了自己当晚所见，整个庭审情势完全逆转。“证人出庭之后，问完话，那天的庭审就结束了，说第二天下午继续开庭。”杨润芳回忆，“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去了，但是没有开庭，因为我儿子杨炳棋情绪很激动，他大哭，喊冤。法院的人说，他情绪太不稳定，这个样子就没有办法开庭了。”第三次开庭在一个月之后，没有当庭宣判，律师们依旧坚持无罪辩护。

　　三次开庭之后，两方亲属的心情完全不同。死者黄焕海这边，对于庭审中的一切实在太过愕然，黄祖瑞不能理解律师们的职业立场，开庭之后围住其中一个律师。“我就想问他，做人有没有良心。”而4名被告这边，亲属们心怀期待。“法庭上都说得那么清楚了，不是他们做的。”唯一抬不起头来的，是裴金德的家人，就算与杀人无关，一个有妻有子的人在外面勾搭小姑娘，怎么都是丑闻，村里人面上不说，背地里还是看笑话的。裴金德的妻子默默地到北海打工挣钱去了，纵然满腹委屈，她也必须面对现实，她不止是妻子，也是4个孩子的母亲。

　　双方都在等待，不过他们等来的都不是判决，而是警方新一轮的调查。“就在2011年初，过年前几天的腊月二十九，宋启玲被抓了。”杨焕美回忆，“我们知道消息，就给梁律师打了电话。他说，公安局已经错了一次，现在又再错了一次，让我们不要担心。”结果梁成武错了，宋启玲被抓之后，很快就轮到了他们这4名律师，北海市检察院以书面方式，要求北海市公安局启动对4名律师涉嫌伪证罪的追溯程序。

　　律师的命运

　　觉察到异常的是杨在新律师。宋启玲被抓之后，他就将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邮寄给了北京的杨金柱。他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集。杨在新对杨金柱的信任和倚重，全部来自于网络上的观察。杨金柱没有辜负这种信任，2011年6月，杨在新从家中被警察带走之后，他就迅速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引发了律师界的集体关注。一个故意伤害案里，4名被告的4名律师和3名证人全部涉嫌伪证罪被抓，前所未有。

　　6名外地律师组成律师团6月26日到达北海，决定给4名律师和3名证人提供法律帮助。他们到达北海之后，才意识到形势的微妙，来自北京的朱明勇律师说：“4名广西律师的情况不一样，罗思方和梁成武律师是监视居住，但他们的家属我们到了以后完全联系不上。我们只能拿到杨忠汉和杨在新律师家属的委托手续，到北海看守所申请会见的时候，法制科的人很谨慎，怀疑我们的律师身份，又怀疑合同真假，还要我们留下律所的电话，都是些从没听说过的问题。”

　　情况还在不断变化。朱明勇申请会见杨忠汉是6月28日下午，未果。当晚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杨忠汉的取保候审。“大概是21点，”朱明勇回忆，“我接到杨忠汉妻子的电话，她不断地道谢，说警察放人了，让她马上去接人。”另一个就是杨在新被批准逮捕。这局面让杨在新的妻子黄仲琰心神不宁，她第二天就去找了杨忠汉。“我一到他家，他老婆就要我把手机电池拆掉，杨忠汉只说，对不起了，我救不了他，就什么都不说了。我真的很气，这个案子，是他介绍给我丈夫的，取证也是他们一起去的，他现在说的是些什么话？”第三天她再去找杨忠汉，就找不到人了。

　　杨在新的家在合浦县华侨学校里，他以前是学校里的政治老师，自学法律后1993年开始做律师，可是职业生涯并不顺利，2003年还遇到一次大麻烦，因为嫖娼被收容6个月，杨在新坚信那是一场陷害，以各种方式为自己辩驳申冤，但是没有结果，好在妻子始终信任他。这场职业危机之后，他的案源迅速减少，“接的都是不挣钱的案子，周边外地的案子他也接，自己开车过去，律师费只有一两千块”。这个故意伤害案，是侄儿杨忠汉介绍给他的，律师费6000元，在杨在新的案源里，已经算不错的了。坐在堆满杂物的家里，黄仲琰苦笑：“我说家里没有钱，根本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觉得，做律师这么多年，肯定有家底，可我家就是这个样子。”

　　被告家属这边，感受到最直接压力的是杨炳芳，他说：“警察来村里找过我，跟我说，本来也是要抓我的，但是我的情况特殊，已经有一儿一女被抓了，所以法外开恩，让我把杨在新律师的情况说清楚，我都照实说的，我从没看见杨律师教证人作伪证，我只听到他好几次都说，要实话实说，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来自山东的律师王兴会见了证人宋启玲一次，他说：“有两名警察陪同我会见的，我问她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她说不记得了，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伪证罪，量刑是什么样子，会判多少年，她就哭了起来，然后警察就制止了我，说我是恐吓证人，可以随时中止我的会见。我听见宋启玲哭着用方言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听不懂是什么。”

　　一切依旧是僵局。命运悬而未决的，除了命案的双方，现在又多了律师和证人这一方。就像一个连环套的游戏，牵扯的人越来越多。黄焕海的父亲搞不懂现在的状况，至于凶手，他找不到其他的怀疑对象，“肯定就是那晚的打架，没有其他的了”。“疑罪从无”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他想的是：“我儿子已经去世一年半了，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没有结果，我们全村的人都不会答应，如果法律不能给我们公道，我们就不再靠法律，就自己去找这个公道。”■

　　漩涡中的306条

　　1997年修订《刑法》时，围绕是否在新《刑法》中增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问题，实务界、理论界产生了很大争议。在此之前，立法机关刚刚全面修订了《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一大亮点，是将刑事诉讼模式从“法官职权式”，调整为“控辩对抗式”。法官不再负责勘察现场、纠问被告，改由辩护人、公诉人直接对抗，通过质证、辩论，查清主要事实。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都得到了增强。

　　要求增设这一新罪的，主要是公安、检察部门。他们的理由是，1979年《刑法》中的伪证罪，针对的主要是证人，如果律师指使被告人、被害人作伪证，就无法按犯罪处理。所以，应当设置专门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行为的罪名。按照最初的方案，即使律师因受蒙蔽或工作失误，出示了伪造、虚假的证据，也可以构成此罪。

　　对公检部门的提议，律师界、学术界都表示了强烈反对。田文昌等著名律师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违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包庇罪”条文来完成，没必要单设一个针对刑辩律师的罪名。另外，如果连工作失误都可能入罪，刑事诉讼必将成为广大律师的“执业禁区”。后一种观点，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

　　最后形成的《刑法》第306条第1款，完全采纳了公安、检察部门的提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这一条的第2款又做出了一个特别规定，变相吸收了律师界和法院的建议，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这就意味着，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刑辩律师可以免受追诉：辩护人对证据不真实的情况并不知情，没有参与伪造证据；证据虚假的原因是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造成；辩护人因工作失误而使用了虚假证据。

　　新《刑法》生效后，每年都有律师因触犯第306条而被追诉。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不够彻底，遗留下许多机制性问题。首先，尽管刑事庭审改成了对抗式，但由于证人出庭率极低，绝大多数庭审都以公诉人宣读证言、出示证据为主，律师的调查举证，只能借助庭下会见被告、证人进行。会见之后，一旦被告“翻供”、证人“改口”，都会被侦查、检察部门直接推定为受律师教唆，而律师除了提供会见时的视频、音频，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违规之举。另一方面，按照目前的权力配置模式，检察机关既参与公诉，又负责诉讼监督，兼具“运动员”和“监督员”两个身份。当在律师协助下，被告、证人的言论不利于公诉方时，检察机关往往会单方面启动对律师制裁程序。

　　近几年，尽管律师界、学术界一直呼吁废除《刑法》第306条，但立法机关并没有做出过回应。2011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工作已经启动，新法如果能在加大证人出庭力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上有所作为，或许能在一定程序上遏制《刑法》第306条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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