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裴树唐文学功底颇为深厚，监狱的领导让他担任起了对其他犯人文化课教学的任务，所教的科目是语文。“我们那个监狱当时生产地毯，我白天负责监督地毯的质量、计算毛料之类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去给大家上文化课。我在里面待了7年，就整整教了7年，从小学5年级一直教到高中2年级。”

　　“上完了课，他们都去看电视，我没有。我继续写申诉，但是我渐渐发现每次抄一封发出去这样太慢，就开始想办法。后来一个朋友来看望我，我就让他带一份出去，帮我复印很多份，然后再让我的家人发出去。”

　　为了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裴树唐在狱中还写起了血书。“每次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指咬开，”裴树唐伸出了自己的右手食指，“不知写了多少次，咬了好，好了咬，再咬再好……现在这个手指的指尖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那些血书中的一部分现在还在卷宗里，虽然血腥，但所述句句属实。”

　　监狱认为裴树唐的表现很好，曾经数十次对其进行表扬和物质嘉奖。“监狱在7年里曾经有6次要给我减刑，但我都没同意。我跟监狱的领导说：‘我本就没有罪，需要什么减刑？’领导们跟我说：‘我们给你减刑又不影响你申诉。我们减刑是因为你在监狱里面表现好，跟其他的无关’。但我就是不同意，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我不能接受。”

　　“虽然当时身在监狱，但我也知道，家人们为了我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人家的白眼，儿子女儿不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因为她们经常会追着他们喊‘强奸犯’，让她们暗自哭泣……我一定要讨回公道，不光是为了我。”

　　7年之后，裴树唐离开了监狱。他变卖了可以变卖的家产，替人打工拉车，给餐馆洗碗，颠沛流离，四处借债，继续申诉。终于，2000年，案件的“被害人”刘建萍找到他，双膝跪倒……案件自此出现了转机。

　　今年7月27日，裴树唐在一个茶馆里见到了很多相识已久但却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大家正在演出娱乐，他们都很清楚裴树唐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热烈鼓掌希望裴树唐登台。但裴树唐婉言谢绝了。

　　“等到我真正洗清冤屈的那一天再登台吧。毕竟案子还没有判。我相信法院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

　　一场噩梦

　　“他们一直把我逼了七八天……汤馆长还说，只要我告，就可把我和曹武安的工作调到文化馆。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又怕他们散布(谣言)，就违心抄写他们事先写好的告发材料，被他们逼着去了公安局。”

　　“我一听到警车响，或见到公安人员，就怕得要命，梦里都哭醒过多少次，我痛苦得自杀过好几次，可都被救了过来……”刘建萍说，这就是她多年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1986年8月5日下午，酷爱歌唱艺术的刘建萍到武威市文化馆参加了一个关于文艺演出的会议。她会后在原武威地区秦剧团音乐老师严中全的伴奏下练唱。严中全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说：“刘建萍练唱时我就发现，她是个好苗子，只是方言比较重，我当时就让裴树唐老师给她纠正辅导一下”。

　　这一辅导就到了当晚7时。刘建萍的未婚夫曹武安来了，心生怀疑，但他很快弄清是自己误会了，第二天还专门到文化馆去道歉。刘建萍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不想，8月6日下午，与裴树唐宿怨甚深的武威市文化馆馆长汤希道又把刘建萍和曹武安叫去“问情况”，其间还把曹武安单独叫走聊了半天。晚上，曹武安告诉刘建萍：“文化馆的领导说裴树唐不是个好东西，你就是被强奸了！”曹武安还又打又骂，扬言要告诉刘的父母和单位上所有的人，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刘被强奸了，让她永远嫁不出去。

　　刘建萍说：“后来，文化馆的领导又找了我，让我告(裴树唐)，说我被强奸了。不知道(他们)对曹武安说了啥，曹武安对我打骂威逼得更加厉害了，我当时告诉他们说：‘没有这事，我不告！’他们一直把我逼了七八天，天天到我家找我。汤馆长还说，只要我告，就可把我和曹武安的工作调到文化馆。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又怕他们散布(谣言)，就违心抄写他们事先写好的告发材料，被他们逼着去了公安局。”

　　刘建萍对公安局里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到公安局后，一切都是汤馆长等人在报案，尽管我一直都在哭，一句话也没讲，可他们硬逼我按上手印报了假案……”

　　一个决定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这桩假案的真相，迟早都会被查清揭穿的，一旦真相大白，我必将是第一个难逃法网的罪人。我好悔呀，到那时我将如何面对(裴)老师，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家人呢？”

　　刘建萍一直想把真相说出来，然而阻力重重。

　　“我想把实情说出来，可是汤馆长他们威逼我说，反正报案材料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改口就会判你诬告罪，要判刑坐牢的，千万记住，以后不管谁再问，都只能按材料上写的说，不能改口，要不然就会抓你去坐牢……他们还让曹武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走到哪儿，曹武安就跟到哪儿，根本就没有机会单独行动。”刘建萍说。

　　“曹武安后来还逼我跟他领取了结婚证，名正言顺地把我限制了起来。我痛苦悔恨，可又能给谁去说呢？这以后，不管公安局还是法院要找我的时候，都是文化馆俞鸿康副馆长先到我们家，或者到单位事先通知我，并一再叮咛我一切都必须按材料上说，不能改口。要不然就抓我坐牢、判刑。他们还亲自送我到公安局或法院，并一直在大门外等我出来，问我是不是按照他们教我说的那样说……”

　　活泼开朗的刘建萍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少言寡语，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公安干警的偶尔出现，街坊邻居的轻声交谈，路上行人的无意一瞥，都会使她心惊胆战。刘建萍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这桩假案的真相，迟早都会被查清揭穿的，一旦真相大白，我必将是第一个难逃法网的罪人。我好悔呀，到那时我将如何面对(裴)老师，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家人呢？”她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再次说出真相！

　　1987年3月，在裴树唐案件审理期间，裴的辩护律师尹平发现了案件中的诸多疑点，最后决定找刘建萍核实相关情况。刘建萍当时就告诉尹平：“我感觉内疚啊，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啊……”

　　然而，就在几天后，武威中院参与裴树唐案审理的法官孔祥荣见到了这份足可扭转本案的刘建萍的笔录。他向尹平借走了笔录原件，这份证据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再后来，裴树唐被判了7年。现已84岁高龄的尹平说：“当时个别审判人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去掩盖事情的真相。”

　　一种坚持

　　“(法官)极力向我做工作说‘你现在又推翻案子，把人家的问题平反了，你可最少要坐7年牢哩，你想想划不划得来？’”这次，刘建萍不听这些，她坚持着。

　　为了让刘建萍封口，“布局者”们煞费苦心，安排了一出“戏”。

　　刘建萍回忆：“一天中午，中级法院的孔祥荣来我家中，诡秘而急切地叮嘱我，明日省院来人调查裴案时千万不能改口否定被奸，否则我会被立即抓往兰州坐牢，判刑7年。”其后，文化馆汤希道、俞鸿康二人也于下午登门，对刘轮番哄吓诱骗。丈夫曹武安则酗酒持刀威胁，扬言如不咬定被奸属实，就杀死全家人。刘说：“第二天，他们又对我训斥哄吓，我领会到，如实陈述案情，我不但不能从宽，反而会被立即抓去坐牢。只有重复被奸谎言，才能平安无事。我权衡个人得失后，冲破了心理底线，只能违心(继续说谎)……”为使谎言逼真，并推翻之前的翻证，“布局者”还让刘建萍指控，她是受律师之劝而改口的。对此，刘没有答应。

　　刘建萍说：“这次之后，我终于看清了文化馆的领导和曹武安一伙的卑鄙手段，也看清了这桩假案背后有着太多的污秽……”2000年，刘建萍与曹武安正式离婚。同年，她找到已经出狱的裴树唐，双膝跪下，递上了自己的悔过信。善良的裴老师扶起了她，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怨言。望着已被冤狱岁月和精神压力催老的裴树唐，刘建萍泪如泉涌泣声难止。

　　2005年7月11日，武威中院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对此案进行“复查”。法庭上，刘建萍再次说出真相。刘建萍还记得当时法官的训斥———“真是好话坏话全由奸妇口中出！”她说：“会后，(法官)极力向我做工作说‘你现在又推翻案子，把人家的问题平反了，你可最少要坐7年牢哩，你想想划不划得来？’”这次，刘建萍不听这些，她坚持着。

　　为了帮裴树唐讨回公道，刘建萍后来把自己经营的面馆顶手出去了，她带着所得的3000元跟裴树唐一起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去年2月，最高院指令对本案进行再审。上周三，武威中院正式开庭再审本案。平时一般都是三个人组成合议庭，这次变成了五个，法院表示对本案非常重视。案件将择日宣判。

　　“我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裴老师沉冤得雪。”这是刘建萍连日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