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承载青春梦想
又是一年高考时。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经跨越40个年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高考镌刻着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的印记，也记录下那些年关于青春、汗水、理想的故事。
没人再怀疑“知识改变命运”。恢复了40年的高考，不管经历怎样的改革，始终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虽然高考成功并不等于人生赢家，但这场历练对于年轻人来说依然重要。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高考如何变革，中国人对知识的尊崇、对梦想的追求从未改变。
央企高管、扶贫干部刘满堂
考上大学
让我愧疚近十年
■专访人物
刘满堂：男，1956年9月生，北京延庆人，大学学历，曾任审计署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司级），2011年任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高考经历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后被山西财经学院（现山西财经大学）录取。
■他的近况
2015年9月8日，刘满堂主动申请，经中组部批准，从北京来到陕西驻旬阳县李家台村任第一书记，目前仍在该村扶贫。
高中毕业三年后参加高考
边放电影边复习
华商报：听说您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生？
刘满堂：我是北京延庆人，1956年9月生，是恢复高考第一届考生，即七七级。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延庆沙梁子公社菜木沟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过生产队保管员、民兵排长、理论辅导员、党支部副书记，之后调公社担任电影放映员两年。
华商报：当时是如何备考的，压力大吗？
刘满堂：我当时一边为村民放电影，一边复习，没什么压力，但我对参加高考有信心。没有压力基于两点：一是自己有一定功底，回村劳动也没有放弃看书学习，虽然学的不系统，但多少有帮助；二是自己对高考的重要性、严酷性认识不足，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在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基本保持在班上前三名。当时，推迟三年参加高考，我没有任何抱怨，因为在当时，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需要有两年农村劳动经历，这是硬条件。
当年高考冬季举行
本地考生只录了他一个
华商报：高考期间，哪些人或事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满堂：高考期间有两位老师让我终生难忘。1977年高考前夕，我原定考理科，复习的是数理化。临考20天前，我偶然遇到了高中语文老师周书培。周老师说，高中期间你们理化课程没学完，你语文基础不错，考文科比较保险。听了周老师的话，我立即调转复习方向，高考结果证明老师的建议完全正确。另一位老师许笛是一名知青，曾在我们村插队。高考复习期间，她已返城在北京101中学当老师。她把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复习题寄给我，对我考前复习起到了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两位老师的指导、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华商报：1977年高考是什么时候举行的？有几科？试题难吗？
刘满堂：1977年高考考四门。我清楚记得，当年高考是12月10日举行的，当天是周六。上午9时至11时考政治，下午1时30分至3时30分文科考史地（合卷，历史、地理各50分），理科考理化（合卷，各50分），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
试题不是很难，但对于已经十年来没有高考经验可借鉴的考生来说无疑增加了备考的难度。我所在的考场负责四个公社考生考试，本地考生（不含城市上山下乡知青考生）只录取了我一个。与我同时参加高考的清华附中知青有12人，其中11人当年录取，1人1978年高考录取，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学校教育与城市学校教育的巨大差距。
华商报：当年大学新生入学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毕业？
刘满堂：我们是1978年3月报到的，1982年2月毕业。
华商报：当年听说过有人作弊吗？在您看来，当年的考生有什么特点？
刘满堂：当时学生思想都比较单纯，没听说有作弊和冒名顶替的。当年的考生突出特点有两个，一是考生年龄差距大，从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到应届生最多相差十多岁；二是多数考生社会阅历丰富，有工作生活经验，政治上相对成熟，所以，毕业后参加工作适应得比较快。
华商报：当年报考志愿有啥讲究？您当时报的是哪所院校？
刘满堂：报考志愿好像没什么讲究，我记得是先填志愿后公布分数。当时我也没有填报志愿的经验，北大、清华最有名就想报北大、清华。我姐姐提醒我说，如果没把握就不要报那么高的志愿。我感觉没把握，就改报了其他院校。记得当时师范和财经类院校相对较多，我想这些院校的录取率可能更大一些，就报了两所财经院校和一所师范院校。后来我和来自北京、天津的30位考生被山西财经学院（现山西财经大学）录取，作为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委培生。
离村时感觉像逃兵
多年来一直有“心结”
华商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您是什么反应？
刘满堂：当然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多年上大学的愿望实现了。家人支持，同学也为我高兴。但我却犹豫了，上还是不上？从内心讲上大学是我的梦想，之所以选择上高中而没上师范学校（中专）就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犹豫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影响，当时我父母60多岁了，我担心分配不回北京照顾不了他们；二是受上山下乡教育的影响。
我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尽忠不能尽孝，忠孝难两全，你上学去吧，家里还有你哥哥、姐姐。就这样，我下定了报到上学的决心。即使这样，我内心仍有一种愧疚感。
离家时没搞什么庆祝活动，但有一幕情景让我至今不能忘怀。上学走的那天早上，恰巧全村劳力正集合分派任务准备出工，乡亲们把我送上车，告别那一刻，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内心全是愧疚，因为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逃兵，逃离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这种愧疚感持续了近十年，直到我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认识之后才逐渐消失。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产生了找机会为农民做点事情的想法。
华商报：这就是您主动申请，远赴千里来陕西旬阳李家台村驻村扶贫的根本原因吗？
刘满堂：是的，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也是一个“心结”。
高考改变人生道路
希望城乡孩子接受同等教育
华商报：当年的大学生身份各异，年龄悬殊，同学们相处如何？允许谈恋爱吗？
刘满堂：同学们相处和谐，特别是支部书记和班长等年龄大的同学，像大哥大姐一样关心年纪小的同学。学校有谈恋爱的，没听说不允许。但我大学期间没谈恋爱，因为担心影响学习，怕影响毕业分配，回不了北京。
华商报：大学期间，你们班有多少同学，毕业后都从事什么职业？
刘满堂：全班64个同学，毕业后分配去向主要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留校、回原籍，从事公务员的最多。
华商报：从个人取得的成就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看，谁是你们班最牛的同学？
刘满堂：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工作得都很出色，职务上级别高的到厅局级，个别的到了副部长级。2011年5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担任总会计师、党组成员，除了由发工资变为拿年薪外没有其他特殊待遇。我认为不能以职务高低来评价个人的贡献和成就。七七级毕业生分配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比如，从山西招考的绝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了山西，分配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的很少。在县里工作到退休，能担任一个正科级职务就很优秀了；在高校评上教授也很优秀；而在北京当个处级干部可能是最低的
华商报：恢复高考40年，您对当前的高考制度有何评价？
刘满堂：我对后来的高考了解不多，感觉在不断地改进完善，越来越贴近社会（市场）需求。今后应当继续坚持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办学方向。
华商报：高考承载着青春和记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高考，您会怎么说？对即将参加高考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忠告？
刘满堂：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也可以说成就了我的人生，因此，我对恢复高考的决策是衷心拥护和感激的。接受大学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主要途径，大学生占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希望有能力上大学的青年学子都上大学、上好大学，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把社会建设得更美好。
最后，衷心希望农村贫困户的农家子弟，能够与城里的孩子享受同等或差不多的教育水平。 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1977
考生570万
录取27万
录取率5%
1978
考生610万
录取40.2万
录取率7%
1979
考生468万
录取28万
录取率6%
1980
考生333万
录取28万
录取率8%
1981
考生259万
录取28万
录取率11%
1982
考生187万
录取32万
录取率17%
1983
考生167万
录取39万
录取率23%
1984
考生164万
录取48万
录取率29%
1985
考生176万
录取62万
录取率35%
1986
考生191万
录取57万
录取率30%
1987
考生228万
录取62万
录取率27%
1988
考生272万
录取67万
录取率25%
1989
考生266万
录取60万
录取率23%
1990
考生283万
录取61万
录取率22%
1991
考生296万
录取62万
录取率21%
1992
考生303万
录取75万
录取率25%
1993
考生286万
录取98万
录取率34%
1994
考生251万
录取90万
录取率36%
1995
考生253万
录取93万
录取率37%
1996
考生241万
录取97万
录取率40%
高考40年关键词
1977年 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12月，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570万青年走进考场，希望通过一次公平的机会改变命运。当时，大家走进考场时是在寒气逼人的冬季。同一批参加高考的，最小有十六七岁、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当时，录取并不公布分数和分数线，只有一个初录名单，经过体检和政审合格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1983年 预选考试
恢复高考初期那几年，高考之前还需要通过预选考试，只有通过预选以后才能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很多学生在预选中就被刷了，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1983年以前，高中还是两年制，当时高二就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当时理科的高考科目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语数满分120，生物满分50，其余满分100。当时考入大学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尤其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考入一所好大学不仅个人可以吃到商品粮，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命运。
1996年 取消包分配
1983年教育部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96年国家取消大学生包分配制度，大学生毕业后需要自主择业，大学毕业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毕业即可拥有“铁饭碗”。
1999年 高校扩招
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1999年实行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大学急剧扩招，升学率持续上升，进入高校不是难事。当时家长、学生和高中所关心的侧重点不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但也专家认为，扩招政策导致教育质量下滑，暴露教育基础设施不足、师资力量滞后、高校负债运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等问题。
2001年 科目改革
1999年教育部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
2001年是高考改革全面深化的一年，在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和形式、网上录取等方面全面推进。高考“3+X”科目设置改革扩展到18个省份。
2004年全国逐步实行高考“统一考试分省命题”。
2010年高考改革提出逐步形成分类考试、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的考试招生制度。
责任编辑：李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