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日前披露，美国军方为了在冷战期间制造更致命的生化武器，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竟然收集意外感染炭疽热的军方工作人员的尸体或是血液以作研究之用。

　　根据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的细菌以及科学研究专业刊物的记载，长期的、以动物为实验对象的实验结果表明，当把炭疽菌注射入动物体内时，炭疽菌会变得更致命。

　　一份机密进攻性武器方案揭出骇人内幕

　　前军方科学家透露，用来制造生化武器的炭疽热病菌被人拿来拿去，而参与实验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了炭疽菌。但是，因为参与实验的关键科学家相继死去，而有关这方面的记录或被列为机密被封存起来、或相互矛盾、或根本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现在很难去推测当时的详细情形。

　　利用意外感染炭疽热的受害者来提高国家生化武器的威力这一耸人听闻的做法，在一份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武器方案中有所提及。这份进攻性生化武器方案在二战时开始启动，终结于1969年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致力于研制奇异的武器，例如天花、瘟疫等，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在炭疽邮件导致5人死亡、邮政系统瘫痪的今天，这份年代久远的方案的潜在破坏力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现年76岁的比尔.沃尔特于1951年参加这一武器方案的工作。沃尔特说：“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致命疾病，我们都会去采集样本。”沃尔特曾参与炭疽热武器的整个生产过程，从培植炭疽菌到将病菌注入炮弹中；他在该方案中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研究炭疽热以及其他致命病菌生化武器实验室的“首席调查员”。

　　沃尔特认为最初的炭疽热武器使用的炭疽热病菌就是从3名意外感染炭疽热的工作人员身上提取出来的。这3名工作人员中有2名死于炭疽热。他的话得到84岁的詹姆斯.史密斯的证实。詹姆斯.史密斯也曾是该方案的工作人员。

　　现已退休的沃尔特说：“从人的身上提取出来的炭疽热病菌威力会更大。所以我们提取了波义耳和威拉德肺部的炭疽热孢子，最后我们又从伯纳德的手指上提取了些。”

　　工作人员相继感染炭疽热，或死或病

　　1951年，46岁的微生物学家波义耳在工作中吸入炭疽热孢子，几天后死亡。而经过验尸发现，波义耳的死亡原因是在脑部出现了类似炭疽的病菌。

　　7年后，53岁的电工威拉德被派往“闷热”地带工作，因为那里的动物都被饲食了这种致命的细菌，所以最后他也感染上炭疽热并死亡。

　　伯纳德是第三名炭疽热受害者，他是一名车间工人，他在有生物危害的环境里上夜班，他的工作是用一把厨刀将离心分离机里面的炭疽热刮掉，在整个过程中他只能靠墙上一根管子呼吸到空气。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天，他的手指因炭疽热感染而肿得像根香肠，他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

　　“伯纳德的病状是相当容易被察觉的，”沃尔特说，当炭疽热扩展时，“它长得像一个小逗号，完美的圆形。”75岁的波朗德是一个车间经理，他说伯纳德受炭疽热感染的手指被隔离，并被命名为“BVK-1”。

　　而在这个秘密行动中，伯纳德想不起曾被告知他得过这种病。他也不记得自己到底是哪根手指被感染了，但他确实记得他的妻子伊夫琳在他治疗的时候只能从隔离玻璃外面看着他。现年77岁的伯纳德因钓鱼技术而享有极高的声望，他还为杂志写文章，曾是《太阳报》的专栏作家。

　　波义耳和威拉德两人的死亡是制造生化武器的重要佐证，但远远不够，80岁的生物化学家琼斯记得在电工威拉德死后，他的主管拉尔夫博士对他下过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琼斯说：“拉尔夫博士要我取威拉德的干血样，我们能够培育炭疽菌，它是致命的。”他下定决心要在动物身上试验这种细菌。

　　琼斯说他不能确定威拉德感染的炭疽热是否可应用于新式武器。他说，如果动物试验表明它比现有的控制措施还要厉害的话，那可能确实可以实现。但是正如任何其他秘密项目一样，这次生化武器行动只涉及一个“需要知道”的基本问题，对于武器的发展并非其范围内的事。

　　从受害者身上提取炭疽菌

　　但是，有关从波义耳身上提取炭疽菌的证据却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于1951年加入该武器方案、曾担任该方案生产开发部负责人的帕特里克透露，他们通过波义耳身上提取的炭疽热病菌增强了原有炭疽热武器的威力。

　　另一方面，在波义耳死亡18年后，军方的一份医学报告称，在发病期间，活的炭疽菌“不能在血液、唾液、咽喉或者皮肤上培植，也不能通过剖尸而从组织和液体中获取。”

　　缺乏存活的细菌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医生表示，已经注射静脉抗生素的人感染了吸入性炭疽菌后，即使会由于细菌产生的霉素而致死，这些细菌也很快就会被杀死。但是如果这份医学报告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波义耳患病期间及其死后都是无法获取病菌的，制造这种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被排除了。

　　较为可能的情况是，在波义耳死后，立即从他体内提取出来的血液中含有炭疽菌。或者炭疽菌孢子并没有被抗生素杀死，从而可以在波义耳死后从他的肺里找到。

　　20世纪80年代曾在军方反生化中心负责炭疽菌疫苗测试的戴维.胡塞尔认为，在一个物种体内不断循环的细菌，其对这个物种的致命性会不断增强。胡塞尔说：“如果你让一种细菌不断在兔子体内循环，它会杀死这只兔子，但是它不能杀死一头牛。对于人体来说，你可能在某一次能控制它的毒性，但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对波义耳一家可是一个重要消息。但是波义耳的儿媳纳塔里却表示，她丈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一事情。肯尼思.维拉德听到这种说法后也表示：“我感到很震惊。他们应该早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应该知道的更多。”但是这个项目的所有事情都是秘密的，包括死亡情况。因为美国的生化武器制造者清楚他们的对手——前苏联也在进行同样的研究。

　　沃尔特说：“我们经常接到我们对手进展情况的情报。我们的进度差不多，每星期能制造7千克干炭疽。”

　　如果美国从一些意外事件中获益的话，苏联也会设法补救。在1972年签订禁止此类活动的条约后，苏联的生化计划仍然在秘密进行。

　　据1992年叛逃到美国的前苏联科学家肯.阿利别克称，在1988年时曾经有一名科学家在向豚鼠注射马尔堡病毒时不慎扎中自己，结果两个星期后就死了。

　　阿利别克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生物危害的书中写道：“没人会争论下一步的事情。旧的事情一完立即会下来新的命令。”(编译：晓显、清角、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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