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前驻巴格达记者江亚平

　　遥望中东，看着新的悲剧又要徐徐拉开序幕，不禁令我想起我亲历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往事如烟，那是怎样一段难忘的岁月啊……

　　　　【小题】费尽周折终入“鬼城”

　　1991年2月，海湾上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在经过半年的外交斡旋和讨价还价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终于向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政权泻下了第一批炸弹。当时我正在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记者，突然接到去伊拉克报道海湾战争的紧急任务，也来不及做什么准备，便怀着兴奋的心情与另一位记者朱少华一起匆匆上路了。由于伊拉克已经被联合国制裁和封锁，周围多是敌对国家，所以西边的邻国约旦成了进入伊拉克的唯一陆上通道。而我们也是先到约旦首都安曼去办理签证，再从安曼至巴格达的高速公路奔赴战场。由于当时已是战时状态，从开罗飞往安曼的机票本来只要150美元，这时却猛涨到270美元，理由是海湾上空导弹横飞，很不安全，需要追加战争保险费。

　　我们到达安曼的时候是2月26日。本想急着进入伊拉克报道海湾战争，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们抵达约旦的当天，就传来萨达姆投降的消息！我当时心里怏怏的，心想好戏才刚刚开场怎么就谢幕了呢？

　　到达安曼后首先是办签证。无奈驻安曼的伊拉克使馆官员却摆起了老爷架子，对纷纷聚集于此的各国记者横眉冷目，让心急火燎的老记们又气又恨，暗骂伊拉克该打。由于在联合国通过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伊拉克使馆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还算客气。经过近一周的软磨硬泡，我们终于在3月3日拿到了去伊拉克的签证，而西方记者有的等了一两个月还无任何音迅。

　　虽然赶不上戏的高潮，但看个结尾总比什么都不看强。所以尽管有些失望，我们还是在3月4日按计划出发了。一路艰辛自不待言，而我们在边界又受到阻碍，被迫退回安曼，几天后再同中国大使的车队一起出发，这才安全到达巴格达--一座战后余生的城市。

　　我们凌晨出发，而抵达巴格达时已是傍晚。进入市区时，发现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朦胧中隐约看到一些妇女背着柴草在路边匆匆地行走，显然发电厂、液化气厂和自来水厂等基础设施都毁于美国的重磅炸弹之下。晚上的巴格达毫无生气，偶尔有几处灯光在远出昏暗地闪烁，感觉就像进入童话中的鬼城，心中不免有些发毛。我们刚抵达时，一无所有，生存都有困难。没电我们可以用蜡烛照明，但没有水和煤气就没法过日子了。多亏隔壁的房东从他仅存的几罐煤气中拿了两罐给我们，然后我们又从中国使馆那里要了一些随车从安曼运过来的矿泉水，最后在市场用高价买了些米和菜，这才勉强安顿了下来。

　　我们到伊拉克时，虽然战争刚刚宣布结束，但硝烟还未完全散尽。这不仅是指伊拉克在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就把对付美国的军队用来对付北部发动叛乱的库尔德族人，局势依然紧张，战争留下的痕迹处处可见。譬如，作为石油储藏量世界第二的伊拉克，加油站里却买不到汽油，主要是因为炼油厂被炸了。

　　街上每天都能看到排长队的车等在加油站边上，等着限量供应的汽油。再譬如，我们到街上采访拍照时，随时都有军人或警察监视。想拍伊拉克老百姓排队等待加油的场面，就有警察过来干涉，说除了新闻部官员指定的地点外，哪里都不能拍。违反规定者，轻则没收胶卷，重则驱逐出境。我们都在暗地里骂伊拉克官员，这么严密的保安措施，让记者简直无法干活。至于被炸的建筑物、桥梁、公路和工厂等，则好像是伊拉克控诉美国人的罪证，竟让那些残垣断壁留在街头巷尾，而且鼓励记者去拍照！

　　　　【小题】金表、结婚戒指与莎士比亚

　　战争刚结束的巴格达，虽然不是一片废墟，但至少是陷入停水停电、缺医少药的半瘫痪状态。生活上的困难尚可克服，但工作上的困难则让我们相当为难。首先是没有新闻来源。由于没电，当地通讯社的稿件我们收不到，电视机自然也成了摆设。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在新闻部、设在希拉德饭店里的新闻中心，以及各个部门机构等地方，都留下过我们奔波的足迹。对我们来说，最为头疼的还是没有通讯发稿手段。巴格达的电讯大楼都成了废墟，当时伊拉克与外界的通讯几乎完全隔绝，少数几家西方通讯社和电视台则是重金包租卫星线路。我们当时哪里有此财力，只能眼巴巴看着西方同行的卫星小锅而眼馋心痒。

　　好在当时中国使馆的工作已经初步恢复，他们有发电机，可以用电台与国内联络。当时的中国大使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支持，允许我们通过使馆的电台向国内发稿，并由外交部转给新华社。于是，开始的几周，我们都是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后用汉语拼音写稿，然后再开车去使馆发稿，等回到分社时都是晚上十一二点。而且还不知道国内能不能如期收到我们的稿件，心里总是惴惴的。后来水和电都陆续有了，我们有时候也租用西方同行的卫星系统发稿，通讯条件才稍有改善。

　　除了通讯条件恶劣外，伊拉克对外国记者严加控制，也是让我们挺烦的事。许多稿件都是必须经过伊拉克新闻官审查后才能发出，特别是记者招待会上采写的稿件和必须通过架设在新闻中心的海事卫星发出去的稿件。记得有位西方记者在稿件中称萨达姆为“强人”，也都让伊拉克新闻官给拿掉了，说不能这样侮辱他们的领袖。其实“强人”在西方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可见审查是多么严格，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到外面去采访，必须事先向新闻官申请，由他们派人陪同前往。自己擅自出去，很可能是一无所获，甚至遭遇危险和不测。

　　但有时新闻部也会主动邀请外国记者去采访一些活动。譬如有好几次，新闻官通知我们一起去北部采访。原来伊拉克军队在北部成功地镇压了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的“叛乱”，刚刚收复了一些被“叛匪”占据的城市。于是在伊拉克新闻官的陪同下，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就在早上4点钟出发，驱车600公里到目的地采访，两三个小时后又匆匆返回，抵达巴格达已经是傍晚。简单地吃几块饼干，就在烛光下接着写稿，等最后把稿件通过使馆或请新闻中心的西方同行帮忙发走，已经快到午夜了。而有的稿件写完后发不出去的事也是有的。文字稿件还稍好些，最难的是图片稿。多数时候是托去约旦出差的使馆的朋友或离开伊拉克的外国记者带到约旦，然后让安曼分社的记者再邮寄回国。时效上虽差些，但因为独此一家，还是特别珍贵的，中国报纸都纷纷采用。

　　在伊拉克工作和生活虽然充满艰辛，但比起当地老百姓来说，我们还是好多了，至少生活有保障。黑市上物价虽贵，但并不匮乏，能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而那些老百姓就惨了，只有靠国家补贴的少量食品勉强维持最低温饱。战后伊拉克百废待兴，又遭受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工人大量失业，在岗的职工工资也很低，根本买不起黑市上的东西。当时许多人都把家中的家当拿到小市场去卖，以换取一些买面包的钱，所以巴格达的旧货市场很是兴旺。有的把手表、收音机、照相机等家用电器卖掉，有的把首饰、甚至包括结婚戒指都卖掉，还有的把收藏的书籍、油画和邮票等拿来出售。而实际上又是买的人多，卖的人少。我记得有几位日本记者工作之余专门收集伊拉克空军纪念金表，这种手表是为纪念两伊战争中有杰出成就的空军飞行员的，全国总共才不到100块。但这么珍贵和象征最高荣誉的奖品，在巴格达的黑市上都能买到，伊拉克老百姓苦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了。

　　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大学教授，迫于生计，连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原著都便宜卖掉了。我说，你就不打算搞研究了，他苦笑了一下说，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哪里还有心思研究莎士比亚。现在的巴格达，精神是很难转化为物质的。

　　　　【小题】心中的惆怅与思念

　　与上次的海湾战争相隔已经12年了。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对自己在巴格达的那段经历多数都已忘却，但有些事却像金子一样，非但不会被岁月的流水冲走，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在我心中闪着光芒。

　　有一天晚上，我和老朱晚上去新闻中心办事，回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走到半路上，突然觉得车子不对劲，有开不动的感觉，于是立即停下来检查，这才知道水箱里的冷却水全烧干了，整个引擎正“发着高烧”呢。这下坏了。战争刚结束，巴格达整个城市基本上没有电灯和路灯，晚上一片漆黑。而伊拉克内部还在实行着战时状态，局势十分紧张。一到天黑，家家都关门闭窗，足不出户。这时候去敲别人的门，不是强盗就是警察，肯定是叫不开的。但我们总不能在路上过夜吧，所以只好还是硬着头皮去敲最近的一家门。一会儿里面就传来了问询声。因为家家都有小院，房子距离院门有一二十米的距离，老朱不得不大声说自己是中国记者，汽车没了冷却水，希望能要点水。过了一会儿，紧挨着的周围两三家都亮起了烛光，几乎是前后脚，他们都把门大开，并都用桶提着水走出来。当时虽是春寒料峭，可我心里却顿时涌出一股温暖。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因为在夜里打家劫舍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且那时的水也很宝贵，很多人的水都是到底格里斯河提回来的。

　　还有一次，我约好了去伊拉克红新月会采访难民救济问题，但地方不大清楚。当我开车从分社出来后，就近在小街旁拦住一个行人询问。这位中年男子想了一下，然后说那个地方他知道，要绕好几条街他也说不清楚，干脆带我去算了。于是他就坐到车上，一路指挥着方向。果然不好找，东绕西拐，大概有四五站的距离。到达目的地后，我突然窘迫起来。他把我带到这里，可他怎么回去呢？因为那时巴格达的公共交通还没恢复，而出租车又很贵，一般人肯定坐不起。我可以送他回去，但新月会的负责人已经约好了在等我。他看我左右为难的样子，笑笑说，他自己走回去就是了。然后挥挥手，还没等我的谢字说出口，就消失在人群中。

　　如今海湾上空再度笼罩着浓浓的战云，让我颇为担心牵挂。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最珍惜和平。不知道我那些在伊拉克的朋友是否熬过了12年的经济制裁，依然健康地活着。我想念他们，也希望他们能躲过这次的劫难，和我现在一样，能享受和平的阳光，过着宁静的日子，生活里不再有血泪、仇恨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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