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 殷罡

　　人们已将目光转向战火熄灭后的新伊拉克。“温故而知新”，回顾历史上其它战败国的改造，可以帮助我们想象未来的伊拉克。

　　历史上的改造模式

　　历史上对战败国的改造模式取决于该国被破坏情况和基本国情。

　　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率领4个师的美国占领军，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日本的改造。这一改造有以下特点：一，麦克阿瑟很理智地命令日本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继续发挥作用，直至完成了对海外600多万日本军人的遣返工作。二，考虑到日本的民心，麦克阿瑟坚决地顶住了来自美英议会的压力，既没有废黜天皇，也没有审判天皇。麦克阿瑟说得很简单：“谁要审判天皇，谁就再给我派100万占领军来。”

　　正是由于这些比较理智的作法，日本的政府和司法在战后一个半月内仍然行使原有职能。1个多月后，麦克阿瑟指示天皇任命战前亲英美的外交界元老原喜重郎组建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重要任务是：一，释放政治犯；二，开放党禁；三，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起草完后，1946年4月日本举行全民选举。由于照顾到了日本的具体情况，日本的改造进行的十分顺利。在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之间的半年过渡期内，原有的政党得到恢复，新政党得以组建，构成了选举的基础。美国对日本是一种利用旧有体制进行的间接占领和间接改造。

　　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战后的德国全国化为焦土，军队、政权、基层管理系统都不存在了。无论是苏军还是英美法军队，对德国的占领都是直接的军事统治。这种军事统治长达4年，直到1949年东德和西德才分别举行了选举，出现了完全由德国人自己管理的新的国家体制。在对德国直接占领的初期，甚至连发放救济品和维护地方治安这种民事和警察功能都是由美国大兵完成的。

　　法国和意大利的改造是最容易的模式。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和军队是同盟军一起攻入法国的。他们可以大体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对法国的接管。意大利人民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就推翻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虽然都是在盟军的占领之下，但盟军的占领只是起到保护作用。

　　伊拉克的改造如何进行？

　　在伊拉克，美国最初想通过只斩蛇头不斩蛇身的战法，以便在战后用日本模式迅速完成改造和重建。当这种幻想破灭时，美国不得不对萨达姆政权进行全面打击。但是，伊拉克被摧毁的程度，根本无法同德国相比，供电、供水、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基本得以保存；一些基层民事组织的功能，也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所以，伊拉克的改造，将是一种介于日本和德国模式之间的模式，也多少有一些法国模式的影子，毕竟有那么多流亡政治家回到了祖国。

　　毋容置疑，在第一阶段，对伊拉克直接和严密的军事占领肯定会出现。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扑灭萨达姆政权残余力量的骚扰。流亡的伊拉克人形成了数目不大，但质量较高的精英阶层，其中包括什叶派和逊尼派领袖、复兴党内和军内的世俗反对派和库尔德人反对派领袖。他们长期呆在西方国家，对西方制度是熟悉的。如果在民事管理方面，吸收流亡人士和国内复苏的反对势力领导人，同来自美国的有阿拉伯背景的退役将军和政治家、外交家共同组成临时性的军事管制政府，可行性是很大的。军事管制政府的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为美英占领军撤出奠定基础，向基本上由伊拉克人组成的临时政府过渡。

　　第二阶段，伊拉克的政治力量重新整合，包括复兴党的分裂，新政党尤其是世俗的和逊尼派政党的组建、新宪法的起草等，这个过渡阶段时间会稍长些。到了第三阶段，将举行大选，新政府组成，新的国家体系最终建立。

　　想起了黎巴嫩和土耳其

　　在新体制中，各民族和各派别的权力分配同样有鉴可借。

　　先来看看法国人在20年代对黎巴嫩政体的规划。1927年，法国操纵通过的黎巴嫩宪法规定，议会席位按教派比例分配；1943年又进一步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由不同教派人士分别担任的原则。如，天主教马龙派当总统，逊尼派当总理，什叶派当议长，西腊东正教派当副议长，德鲁兹人当总参谋长。但在此后，由于人口构成的变化和基督教社团面临的挑战，黎巴嫩接连发生了内战和外部干涉，不得不对权力分配比例进行调整。考虑到黎巴嫩模式的教训，伊拉克不可能出现单纯按教派分配权力的事情。

　　再看土耳其。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非常明智地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国策。土耳其政坛虽然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但国家的基本职能和军队的作用并没有受到宗教势力涨落的影响。未来伊拉克的新体制会严格按照土耳其的原则：宗教政党和世俗政党都可以存在，但国家是政教分离的。

　　在任何一个议会民主的体制下，议席分配从来受到社会阶层、民族构成、宗教派的影响。

　　在伊拉克总人口中，库尔德人占20%，什叶派占45%，逊尼派占35%。这一比例大体会反映到未来伊拉克议会的议席分配上。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到过渡阶段新政党的出现，以及它们的纲领对不同阶层选民的吸引力，不排除最终可能会出现的不分民族和宗教的社会民主党。

　　障碍虽有不必过虑

　　当然，障碍是有的，但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其一，库尔德人问题。在复兴党执政初期，伊拉克曾颁布过库尔德人自治法，但该法由于库尔德民主党认为自治的程度不够而遭拒绝。其结果，库尔德人与政府重开战端，库尔德民主党发生分裂。今后，由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人口比例中占很大优势，所以一个库尔德人自治区域是不可避免的；但联邦制甚至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国家都会反对，接受了无数血的教训的库尔德人也不会那么贪婪。

　　其二，如同在其它国家一样，伊拉克肯定会出现不同派别的宗教政党。但它们的影响将体现在议会中，民族、宗教分裂是不可能的。伊拉克过去出现了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统治国家的局面，但那是因为英国在1921年建立伊拉克时，依靠的统治阶层是哈希姆王朝，扶植的费萨尔国王是逊尼派。这决定了逊尼派在伊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将来这种主导地位肯定会消失。

　　其三，在民主化过程的初期，可能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但不会发生烈性冲突。这是因为，一方面，新宪法首先要得到全民的赞同。如果得不到各派的赞同，新宪法就不会实行；而一旦实行，各方都会遵守。而且在历史上，伊拉克的民族矛盾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并不是最激烈的。另一方面，此次对伊拉克的改造，是在一种超民族和超派别的外来势力的安排下进行的，不会出现一派政治势力夺取政权，要对其他派别进行压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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