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有三个孙子的美国祖母，冒着炮火在巴格达坚守了近十天……

　　受访人：伊拉克和平团成员佩吉·吉什

　　采访人：《世界新闻报》记者李培春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顾危险去到巴格达，抱着为和平争取一个机会的愿望。这样的一群人，人们是会予以尊敬，还是会觉得他们像“疯子”？

　　60岁的佩吉·吉什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5个月就到达了巴格达。她和她所服务的和平组织住在巴格达市区南部、底格里斯河东岸一座名叫法纳尔的小旅店里。这个和平组织的任务是“在战争的现场”记录平民的真实状态。伊拉克战争3月20日爆发，吉什和她的伙伴们一直在巴格达呆到3月29日才离开。

　　几天后，紧邻吉什曾住过的法纳尔酒店、居住了大批外国记者的巴勒斯坦酒店遭到美英联军袭击。

　　已经是祖母的吉什日前接受了《世界新闻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她给我们的印象，既不偏执，也不激进，而是温和和可亲的。她把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我们与人体盾牌不一样”

　　《世界新闻报》：你呆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感到害怕吗？你所经历的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吉什：每当在深夜里听到炸弹爆炸的巨大声响，感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地动山摇时，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感到了害怕。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于轰炸感到越来越习惯。这不是说恐惧有所减少，而是，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了普通伊拉克人所遭受的苦难。毕竟，是伊拉克人的家园、家庭和社区在遭到摧毁，他们所遭受到的苦难，远远大于我们这些国际人士所感到的恐惧。我们对伊拉克人的关注，也渐渐超过了对我们自身安全的担心。

　　我所经历的最近距离的轰炸，离我的住所大概五个街区。那一天，伊拉克的国际电信大楼被炸毁了。

　　《世界新闻报》：你有孩子吗？离别自己的家人前往伊拉克，分别时一定并不容易吧？

　　吉什：我有三个儿子，其中的一个有三个孩子，你看，我已经是祖母了！

　　与孩子们分别时，我们不断诉说彼此之间有多么相爱，还回忆了过去生活中那些美好的片段。分别确实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彼此是否还会再见。

　　到达巴格达后，孩子们和我利用电话和电邮保持联络，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也特别关心我的安全。

　　《世界新闻报》：有的媒体把你们称作“人体盾牌”，你喜欢这样的称呼吗？

　　吉什：我们的组织叫作“伊拉克和平团”。我们去伊拉克，主要目的是与伊拉克人民呆在一起，而不是作为援助机构。尽管我们对一些被轰炸过的地点进行调查，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伊拉克人民的声音，向国际社会报告伊拉克人民的真实情况。这是国际社会所不了解的。

　　我们的工作与“人体盾牌”有相似之处，但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我们不从伊拉克政府接受任何财政支持；其二，我们独立工作，自由选择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作为美国人，我们在伊拉克这样一个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里所享受到的自由的程度，是令人惊讶的。

　　但我十分尊敬那些“人体盾牌”。出于对伊拉克无辜百姓生命的真诚关注，他们来到伊拉克，想阻止战争爆发，保护一些地方不受轰炸。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存在能够为伊拉克人做点儿什么。

　　“我相信对平民的轰炸是蓄意而为”

　　《世界新闻报》：那么，你们在巴格达主要做些什么？

　　吉什：一个小组呆在一座水库附近。在战争开始前的三个月里，我们还不断造访巴格达的一个社区，结识在那里工作的巴格达人，访问那里的住户。那里还有一座大型医护设施。所以，我们感到与整个社区有了联系，而不是仅仅保护一个水库。

　　对巴格达的轰炸开始后，我们去那些接收伤员的医院，帮助伤员找医生，向医生汇报伤员的伤势。与此同时，我们将所见所闻拍照、做记录，将这些资料传给美国媒体和其它的一些和平组织和机构。

　　我们还探访一些被炸毁的平民设施。我们去了一处市场，看到了美国导弹留下的巨大弹坑，街道两边被烟熏黑的断壁残垣，和街中间的汽车残骸。我们与轰炸发生时在现场的巴格达人交谈，与遭到轰炸的当地居民交谈，记录下所有死难者的姓名。我们记录这一切，一方面是记下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记下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受到轰炸的平民人数如此众多，以致于我们相信这种轰炸是蓄意而为，其目标就是胁迫巴格达人。

　　我们在一座被炸毁民居的墙壁里，发现了“杀伤弹”的弹片。后来，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们，他一个人就收治了至少30多名伤于“杀伤弹”的巴格达人。在这些人的骨头和身体里，有几十上百的形状规则的弹片，这种弹片不同于其它炸弹爆炸后产生的形状不规则的弹片，是专门设计用以杀伤人员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从一个广大的区域来说，这种炸弹不是针对伊拉克军队，而是针对非军事区的。我们对此非常关注。

　　经过十多天的轰炸，即使那些肉体没有受伤的巴格达人，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创伤。心理受伤的人数会很多，尤其是那些孩子们。

　　“他们的行动高尚而令人感动”

　　《世界新闻报》：你所接触到的巴格达人对轰炸的情绪如何？

　　吉什：愤怒情绪不断高涨，但不是针对我们。我在巴格达的时间里，所看到的都是破坏。这不断在激化着巴格达人的愤怒。

　　但我尤其想说一件事。在我们乘汽车从巴格达前往安曼的路上，在伊拉克南部一个叫鲁巴的小镇附近，我们亲眼目睹了美军在道路两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投掷下炸弹，炸毁了伊拉克的村庄。由于我们车队里的一辆车出了车祸，我们不得不将伤员送到鲁巴的医院里寻求救治。

　　尽管我们是美国人，尽管美国的飞机刚刚轰炸了他们，医院里的医生还是专业地和非常快速地抢救了我们的同伴。他们的行动高尚而且令人感动。如果不是因为伊拉克医生的及时救治，我们的伤员中，至少有一人会丧生。那位伊拉克医生对我们说，无论我们是穆斯林、基督徒、伊拉克人、美国人，犹太人，去到他那里都是为了求救，都是他的兄弟。他把我们当作个体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正在毁坏他们的国家的一部分。这真让我们万分感动。

　　《世界新闻报》：你一直在说伊拉克人对你们是多么友好，有没有这样的时候，你们受到伊拉克人的袭击？

　　吉什：没有。但有时人们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愤怒，对我们感到怀疑。我们总是随身携带分别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写成的两封信，介绍我们是谁，为什么来到伊拉克。

　　如果我们不能用语言与人们交流，我们就把随身携带的信拿出来给他们看。大部分伊拉克人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很生疏、很冷淡，一旦他们了解我们是为着和平的目的去到伊拉克，他们总是马上就变得友好起来。

　　《世界新闻报》：你在巴格达交上了什么朋友吗？

　　吉什：我与数百名伊拉克人交谈过。

　　我想谈谈一位在法纳尔饭店工作的伊拉克朋友。1991年海湾战争时多国部队轰炸了巴格达的一个平民掩体，他就住在那个掩体附近，当年只有11岁。在我离开巴格达的时候，这位伊拉克人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产了。他们担心没有医生可以为孩子接生，担心孩子出生后生活没有保障。由于贫铀弹等武器的缘故，许许多多巴格达人担心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会畸形。

　　“我们的任务是在现场”

　　《世界新闻报》：正如你所说，你们去巴格达的任务是记录战争，向巴格达以外的人们介绍你们在巴格达的所见所闻。你们中的一些人，自称是“战争通讯员”。那么，你们与外国记者有什么区别呢？

　　吉什：大多数外国记者与普通伊拉克人有一定的距离，而我们住在伊拉克人当中，与伊拉克人建立了各种联系，我们有更大的自由。

　　我们的任务是去现场，了解事情的真相。从某种角度说，我们的任务是充实对战争的报告，是对战争宣传的一种“反力量”。我们感到我们的任务是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

　　我们去伊拉克并不是为了支持萨达姆，但是我们认为美国的媒体并没有让本国公众充分地了解制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什么。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很多伊拉克儿童在这期间死去了，其原因，只是他们没有清洁的饮用水和足够的食物。

　　《世界新闻报》：就你所知，巴格达有多少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

　　吉什：人们来了又走。我想大概有二、三百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18岁到76岁，各种年龄都有；人们从事各种职业，有专业人员，有教士，部长，教师、农民，等等。

　　《世界新闻报》：你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吉什：我将与丈夫和孩子们团聚。说实在的，这种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还在巴格达，担心那里的人们；另一方面，我也盼望与家人团聚。我也许还会与其他人一起离开美国，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抗议发动战争——不仅是这场伊拉克战争，而且是任何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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