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提醒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和高度的民族凝聚力；非典型肺炎的危害则提醒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国家安全观。
美国在“9·11”事件后猛醒。本以为有两大洋阻隔的地理位置和独一无二的威慑力量，美国是安全的。但是，“9·11”造成的恐怖以及随后发生的炭疽病恐慌说明，美国的安全也是脆弱的。为此，美国很快形成了新的国家安全观。
新的国家安全观强调：既要对付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也要对付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既要对付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要对付意料之外的生化危机；既要对付对称性作战的威胁，又要对付非对称性作战的威胁；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因素，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在诸多威胁因素中，现实告诉我们，对生化武器威胁尤其不能掉以轻心。
“非典”的威胁突如其来，令人有措手不及之感。目前尚无证据说明它是人为因素有意造成的。但俄罗斯议员谢尔盖-科列斯尼科夫指出，SARS病毒可能是生物实验室里泄漏出来的。这种说法目前只能留以备考。
但是，“非典”警示我们，不要说一个国家，如果一小撮人甚至个别人掌握先进的基因技术，要想危害整个社会的话是不难做到的。比如，从理论上讲，如果掌握了一个民族的基因特征，就可以消灭整个民族。
美国在1993年成立了负责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防护的专门机构“生化防护局”。1998年4月，克林顿亲自主持了“基因工程与生物武器”圆桌会议。1999年1月为此拨款28亿多美元。
“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心有余悸。因为如果恐怖分子当时在飞机上装上100公斤炭疽杆菌培养液，就可以造成100万人死亡，且可令纽约和华盛顿在很长时间内瘫痪。
“非典”提醒我们：在重视传统安全因素的同时，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凡是可以造成国家整体性危害的因素，都应列入新的国家安全威胁。除生化威胁外，对核材料的安全使用和保存、巨大水坝的安全、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保存和供应、提防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以及提防西方以舆论和谣言动摇民心，制造社会混乱等，都应十分重视，要有专门的机制和人员紧盯国内外事态的动向，警钟长鸣，争取把可能的灾难消灭在萌芽状态。（本报记者 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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