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喀布尔记者 孙闻
4月22日，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对已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及疑似病例的国家发出了旅行警报，要求国民暂时不要到这些国家旅行。这些国家中包括阿富汗的西邻伊朗。首席记者老曹说：“保不齐哪天哪个难民就会将‘非典’传入阿富汗。”
第二天一早，使馆通知开会，传达国内“非典”疫情，每人发了一份疫情和防治通报。内容虽然和每天从新闻里看到的没什么区别，但还是感到“非典”已经离自己很近了，不免有些紧张。回到分社后，在老曹的带领下，拿出从国内带来的消毒液，把房间里能擦的地方全擦了个遍，直到消毒药水的味儿呛得大家直咳嗽，大家才“吾心稍慰”。
不要笑我小题大做，因为我真的很担心。隔一天我就会给父母打个电话，问问家乡有没有发现病例，嘱咐他们千万做好预防工作。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哪个人提到“非典”说他不担心不害怕，那大家可能会觉得他脑子一定有问题。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心理学名词，叫“群体危机干预”，指的是当一群人面对共同危机引发的恐惧时，最有效的缓释心理压力的办法就是互相诉说，当你知道周围的人像你一样害怕时，你就会觉得好受一点儿。
如果你这样做了，还是害怕，那就再试试这一招儿，做一道算术题。中国内地现在“非典”患者总数在2000人左右，中国的人口近13亿，算算吧，被传染的几率是多少？就算你生活在北京这样的“重灾区”吧，北京的人口有一千二百多万，而“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例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千人左右，再算算，得上“非典”的概率是不是比中彩票还低。
这两天上网浏览，经常看到有人将这场“非典”比作中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笔者曾经就此专门采访过在喀布尔为阿富汗提供医疗援助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史迪芬先生，史迪芬教授曾经在80年代中期和2002年先后到南京和上海讲学。史迪芬认为，单就“非典”的传染性和破坏力而言远不及当年的“黑死病”，以他对中国医疗水平的了解，“非典”在中国是可以医治的，因此中国有能力控制“非典”。“其实‘非典’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以及恐慌引发的社会失序”，史教授说，“如何应对这种恐慌，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应激能力”。
祸兮福所倚，“非典”肆虐当然不是好事，但它却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许多东西，改进一些习惯性的做法。首先，政府学会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民众能够从政府得到可信的信息，就可以杜绝各种各样的“路边社”新闻。其次，政府可以学会在面对危机时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应激反应。最后，对于民众而言，应该学会面对危机时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以及重新审视自身的健康观和生命观。目前的“非典型肺炎”之于中国更像是一针疫苗，阵痛过后，它会让我们的机体因此产生免疫力而变得更健康。今后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什么“非典型肝炎”、“非典型肠炎”之类的危机，有了“非典”这针疫苗垫底，相信我们能够沉着冷静，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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