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学者格雄-巴斯金觉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对立是不必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做点什么。1988年，他和巴勒斯坦当局商量自己的想法，后者从一串名单中挑出了一个巴勒斯坦教授：札卡利亚-阿尔-卡克，他们共同成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研究和信息中心(Israel Palestine Center of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它建立在一个真正中立的地方：耶路撒冷近旁一个叫坦图尔的宁静山头，此地是梵蒂冈教会的财产，用墙和铁门与动荡的外部世界隔开。

　　紧随路线图启动，循环上升的暴力带来了过去两年半冲突中最高一周死亡记录，其中包括20名在以色列直升机炮火中丧生的巴勒斯坦人，和17名死于耶路撒冷汽车爆炸中的以色列人-严格地说，是居住在以色列的人，一位在爆炸中受伤的阿拉伯司机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采访时说：“炸弹才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此地的人们都已习惯了死亡，事实是，无论对本宗教多么虔诚，任何人都不会习惯于死亡。在2000年9月暴力升级之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并没有今天这么紧张的对峙。一位犹太定居点居民告诉我们，在那之前，散居在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并不都需要考虑设置电网防护。在两年多内，2400多名死去的巴勒斯坦人和800多名死去的犹太人给双方带来的并不是麻木不仁或昂扬斗志，压力一直随着数字的增加而增加，正是这种压力，而不是政治家的善良，最终迫使巴以双方在55年的冲突后相互承认。

　　2000年10月，阿拉法特在接受一家沙特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一直在寻求和平，但是假如我们被迫自卫，我们也不会迟疑。巴勒斯坦人民有几种选择，而他们的历史充满了牺牲。”在以色列政府，没有领袖能够在议会压力下为“人民的牺牲精神”代言，但是领袖们确实可以不宣而战，随时发动对巴勒斯坦的武装袭击，给以色列民众带来他们不曾预期的危险。

　　暴力行为被视为服务于长期政治目的的筹码，但这种沾满鲜血的筹码始终有从政治天平上滑落，导致局势骤然失衡的危险。在政治博弈中，暴力被认为是最终起作用的因素，但是我们应该牢记汉娜·阿伦特的结论：暴力始终有服务于暴力自身的倾向，成为自身的目的。假如没有环绕其上的各种建构，暴力本身并不能达到的政治目的。牛津教授哈罗德在《凯恩斯传》中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惩罚式剥削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二战后各国经济学家策划的重建欧洲计划则拯救了整个世界。

　　以色列--巴勒斯坦研究和信息中心正是目前政治博弈中的有效组成部分。虽然和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它获得的关注远远比不上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但是，当政府限于有限资源和能力、或限于政治角色而裹足不前时，研究机构所致力的项目却填充了过于空洞的政治计划，这正是兰德公司和罗马俱乐部所做的事情。在狭小的以色列，以巴研究信息中心的规模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可怜。它的诸多项目——大多数和机构外部的学者和组织合作——涉及甚广，“我们研究和谈的所有问题”。

　　迄今为止，这个被称为“智囊团”的研究机构是第一个和惟一一个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建立的研究机构，它的务实风格使它备受媒体冷落，或者说，备受一切集团的冷落。但是，它有自己的办法挤入权力机构。最有效的办法是向各政府发信，不通过邮局，而是通过关系，比如，巴勒斯坦总理阿布·马赞的儿媳和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儿子。

　　令人惊讶的是，巴斯金的理性保持了完好的作用，尽管他时常在夸夸其谈的议员、自吹自擂的政客、顽固而友善的犹太定居点居民和强悍的极端组织之间穿行。他对和谈的看法具有技术性的干净，对政治目标的清醒意识使他可以避免虚荣的野心和宗派信仰的干扰。对那些不愿离开定居点的犹太人的抒情和威胁，他深表愤怒；对巴勒斯坦学校中的煽动性宣传，他也深表愤怒。他不是自由市场的盲目信徒，他相信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结构下，自由市场并不能发挥想象的作用。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他羞怯地告诉我们，他喜欢中国食物，喜欢得要命。

　　在采访的结束部分，巴斯金似乎有些黯然，在一个处于半个世纪战争状态下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意识到强硬派的领导作用。必须寄希望于沙龙，而不是温和的巴拉克；必须寄希望于敢于动武的小布什(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巴斯金认为总统的智商有限)，而不是受到美好梦想激励的克林顿。

　　自由主义者的开放态度导致他们的优柔寡断，这对战时决策是没有助益的。但是，他们为和平而存在，尽管和平还只是遥远的梦想，他们耐心为此画下蓝图，以免当它到来时，你不会毫无准备。在更改课本和计划耶路撒冷的未来时，巴斯金证明了自由主义者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访谈

　　问：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忙和平路线图相关的工作？

　　答：和平路线图让我过去三四个月来特别忙，大部分时间都集中花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和平路线图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回答。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巴勒斯坦方面的人找来，从各个方面来一起审视和讨论和平路线图，找到可以改进的地方，向政府、美国和中东提出建议，以增加和平路线图成功的可能性。

　　问：这里面你最主要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答：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耶路撒冷问题，探讨和平路线图和耶路撒冷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平路线图只有两次涉及到耶路撒冷问题，一是在阶段一中规定，过去32个月来巴方在耶路撒冷遭到关闭的机构都需要重开。但是路线图没有明确说明应该重开哪些机构，也没有说什么时候；第二次涉及到耶路撒冷的则是阶段四中的永久地位问题。然而，举例子说，路线图的第二阶段以开始选举为标志，但是选举可以在没有耶路撒冷的前提下进行吗？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愿意参加巴方的选举吗？最终，耶路撒冷会变成一个两国分治的城市，在管理这个城市方面从来没有经验的巴勒斯坦人能够管理好这个城市吗？因此，我们决定写一个报告，探讨耶路撒冷问题应该怎样更好地在路线图中得到体现。

　　问：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答：经济。比如说阶段一要求实现稳定，这就需要巴勒斯坦人能重新开工，让加沙和西岸的人有活可做。这当中牵涉到大量的经济协定，因此我们也有一个经济工作组，专门负责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研究住房、安全等问题。

　　我们还有许多项目正在运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叫做“路线图监督”(Roadmap Watch)。引入监督者是这次路线图的主要理念，这样，一旦有人违反了协约，就会有人指出来。奥斯陆协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只有几个身份保密的高层领导知道这一切，公众被排除在外。因此，我们主张建立公民监督组，叫做“路线图监督小组”(Roadmap Watch Group)，每个小组皆由5个犹太人和5个阿拉伯人组成，这5对人分别是组长、国际法专家、安全问题专家、政治专家和新闻工作者。小组组员每个月发布一份报告，跟踪路线图的推进情况。同时，小组也是监督者的监督者。

　　问：进行这样的草根运动是否非常困难？

　　答：困难是数字上的，也是实际的问题。有时我们的会议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为局势忽然紧张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与会者就无法到以色列来开会，相比之下，弄一个许可证把他们送到机场要容易得多。加上以色列是个物价昂贵的地方，如果你到土耳其开会，机票、住宿和会议场所(很漂亮的地方)租用加在一起，都比在以色列城市中开会便宜。

　　问：在此次和谈之前你们做了什么？

　　答：我们一直有许多工作小组。在这四、五个月中我们才集中关注于和谈，此前我们一直在努力将巴以两方人士聚到一起。我们并非官方机构，因此组织的是非官方会面，让两方在没有路线图和计划书的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这就为正式的和谈做了准备。

　　到现在，我们每周都组织巴以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的非正式会面。这证明了民间社会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把研究计划寄给布莱尔(英国首相)、赖斯(美国国防顾问)、鲍威尔(美国国务卿)、以色列国会、欧盟、所有大使……阿布·马赞的儿媳也是我们的工作组成员，在以色列这边，我们力图纳入沙龙总理的儿子，他也是议会成员，但是这比较困难，因为所有组织都想要吸引他。

　　问：目前的和谈有太多僵局……

　　答：我认为美国人做的是对的。他们每天推进不起眼的一小步，这是对的，因为双方相互不信任，不能作出大步推进。一开始，进程是缓慢的，巴勒斯坦方面需要巴内部的停火，然后，他们需要获得负责地方管理的权力，整个加沙，还有伯利恒等地。这样，他们才能够着手其他东西。以色列也一样，只有在哈马斯等组织不再袭击以色列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解决定居点问题。

　　但这个过程会极为缓慢，因为那么多人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受到痛苦，对双方而言都是如此。双方必须同步推进，不能说，你先做了什么，我再做什么。我们现在是负状态，必须把两方带到零起点。幸运的是，美国人似乎……我当然不是布什总统的拥趸，我觉得他的智商不足成事，但是他做的是对的，有可能他在凭直觉行事，也可能他有很好的顾问。

　　问：你怎么看他提出来的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

　　答：中东各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每个人都想和美国做贸易，美国与以色列有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自由贸易区对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没什么影响。他们可能想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东各国之间有一些相互重叠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协议，有的有关税，有的没有。可能自由贸易会促进地区产业的竞争机制，但是，美国的建议还不是很清晰。下一周在约旦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欧盟也有类似努力。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合资公司的产品实行免关税政策，欧盟也试图在地中海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但我知之不详。我们和欧盟有很密切的联系，在金融和教育方面我们与几个欧洲国家有合作项目。

　　问：以色列对这美国的建议反应如何？

　　答：以色列一直在贸易和投资上受到阿拉伯国家不正式的抵制，除了约旦和埃及之外，但是埃及也对以色列投资有诸多限制，只能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比如农业和高科技领域投资。因此，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一提议是非常支持的。

　　问：最近几年在中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举例来说，以色列与叙利亚过去的各方面关系很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国王XXX害怕与以色列的交往会迫使叙利亚各方面的开放。叙利亚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作为少数派的统治阶层害怕，一旦叙利亚开放投资环境，外国人进入叙利亚，少数派的统治就会受到挑战。对腐败严重的黎巴嫩来说，情况也差不多。

　　中东地区现在比较稳定，巴以谈判也重新开启，如果和谈进展顺利，阿拉伯国家用于抵制以色列的借口就没有了。

　　对以色列而言，中东并非其未来经济可以依赖的对象，以色列的未来仰仗的是美国、欧盟和中国。

　　问：那么，经济问题是否能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自由市场能与改善国际关系同时进行？

　　答：不能。安全第一，政治和平第二，其余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些以色列犹太人，尤其是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居民，非常担心西岸地区成为独立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认为这样会使以色列被拦颈割断，威胁国家安全……

　　西岸若是独立，其西部边界距海边只给以色列留下了20公里左右宽的狭长过道。但是谁会担心巴勒斯坦的入侵？巴勒斯坦会把坦克飞机送过来？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军事力量，这些担心不过是不愿让巴勒斯坦人独立的吓人话，是想让人失去理智。

　　但是这些犹太定居者认为，西岸地区与阿拉伯国家相邻，可能会从阿拉伯国家输出安全问题。

　　伊拉克政权已经瓦解，东部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伊朗是个威胁，但是是整个地区的威胁，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约旦军队在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和约之前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西岸确实有很多犹太人定居点，但是巴勒斯坦人也住在那儿。犹太人定居点必须搬出来。

　　我觉得，阿布·马赞的和谈态度是真诚的，布什也是真诚的，沙龙，因为他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内部压力，有可能是完成和谈开始部分的人，虽然绝不可能是完成全部和谈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可能与巴勒斯坦达成协议，但沙龙可能可以完成和谈的第一阶段，确定大致边界。天时、地利、人和，希望此次和谈有所进展，问题在于双方的极端团体是否会干扰进程。美国必须压迫沙龙停止至少一两周时间的攻击，给阿布·马赞一点时间。

　　问：沙龙在和谈刚刚开始时就刺杀哈马斯领袖拉提辛，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答：奇怪的是，对哈马斯领袖的刺杀在一定程度上逼迫哈马斯与阿布·马赞进行了谈判。我并不支持任何暗杀活动，假如我是以色列领导人，我会派出军队逮捕哈马斯领袖。我所谈论的是实际后果。

　　问：和谈最难以解决的和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最困难的问题是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其次是定居点和边界问题，其余的就好办了，包括水资源、电、甚至安全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困难的问题之所以困难，倒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这些问题的象征意义过于重大。

　　问：有多少犹太定居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

　　答：24万。

　　问：全部把他们迁出是否过于困难？

　　答：你不必完全迁出所有定居者。比如说，你可以将80%的人集中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内)三个大区域，然后迁出剩下20%。

　　问：如果他们拒绝迁出怎么办？

　　答：我们要军队就是干这些事的。沙龙曾经把定居者移到西岸地区，他也可以把他们移回来。

　　问：此次和谈与以前的和谈有什么不同？克林顿的努力和布什有何不同？

　　答：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人们对战争的代价有了更多的认识。2000多人在过去2年半的冲突中死亡，奥斯陆协议的所有成果付之东流，人们知道了自己失去的东西。其次，美国此次的干预与从前不同了。克林顿充满雄心，希望戏剧性，希望盛大的仪式，希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中东花的时间比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多，但他不知该怎么做。他的班子里太多犹太人：美国驻以大使、丹尼斯·罗斯、华府安全顾问辛迪·伯格。布什则像一个治安官，拿着枪逼着两方的脑袋。“沙龙，你干这个；阿布·马赞，你干那个。”他们都得听话，因为游戏不同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必须仰仗美国的保护伞来生存；哈马斯则直接受到美国反恐斗争的打击，切断财源是最有效的方法；至于阿布·马赞，美国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会给你训练军队。美国这次是认真的，而且只有特使约翰·沃尔夫是犹太人。

　　最后，我们看到埃及也受到压力加入其中，这也是很重要的。

　　问：这是否意味着，布什总统的连任对中东和平至关重要？

　　答：也许是的。但即便如此，我们还得督促布什将所有计划付诸实施。

　　问：你为何创立IPCRI？

　　答：我是在第一次因地发打运动于1987-1988年开始之时决定建立这个机构的。我认为巴以双方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和机会进行沟通和理解，然后，我去找巴方领袖，他们挑了一些人，然后确定了我现在的同事札卡利亚·阿尔·卡克教授和我一起成立这个研究所。我们现在有10全职工作人员和6、7个临时工。找人不难，难的是付他们薪水。我们向各国政府筹钱做项目。

　　问：能举些例子吗？

　　答：我们正在向美国政府筹钱做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学校课本的研究。巴勒斯坦的课本中的地图没有以色列，课本中有很多煽动性的内容；以色列的课本中则只有1994年以后的历史，好像1994年以前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有奥斯陆、没有和平谈判。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写课本，写完后向教育部门申请，一旦获准，所有的学校都可以用。这样，每个学校就各有各的课本，参差不齐，孩子们从各类媒体和家庭、社会上受到的可怕教育，也对情况不利。(本报记者覃里雯以色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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