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柏林记者 郑汉根 很多德国人说，“中国学者是德国最勤奋、最学有所成的外国人”。在德国这片相当“排外”的土地上，上千名中国人因勤奋和智慧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德国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德国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在内心深处对外国人是有偏见的。在这里的外国人，如果不是特别优秀，很难得到他们的承认以及得到升迁的机会。但即使如此，在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仍旧活跃着上千名有所作为的中国人。他们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勤奋自律的优秀品格在德国扎下根来，并让德国社会刮目相看。

　　精益求精＋聪明勤奋

　　刚刚40岁的张建伟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不过他已经是德国汉堡大学的终身教授，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教学。在德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里，要成为教授必须经历漫长的等待时间，终身教授就更不用说了。

　　记者问张建伟教授为何如此年轻有为。他回答说，他用心结合中国和德国两个民族的优点：德国人在专业上精益求精；而中国人聪明勤奋。他说，在自身努力的同时，也谦虚地学习德国民族的长处。

　　中国人要在德国出人头地，除了要有等同甚至超越德国同行的水平之外，更需要耐心和毅力。柏林自由大学的谭成忠教授认为，一些中国人能够在德国取得突出成就，具有吃苦耐劳和锲而不舍的品格十分关键。谭成忠一开始就在材料光电子领域进行研究，埋头一干就是十几年。其间有许许多多别的诱人机会，但他都是心无旁骛。许多德国人也无法忍耐评审教授的漫长等待，转而去美国等其他国家另觅高枝，但谭成忠坚持了下来而且成功了。

　　张振棠女士是十分权威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从事竞争法的研究。她的研究成果为德国经济部提供有关决策的参考。她的研究成果曾经在一些世界级经济研究书刊比如美国的《应用微观经济进展》（Advances in Applied Microeconomics）上面发表。

　　在来德国经济研究所之前，张女士还在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过7年。这是德国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权威机构。她的离职让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领导有些恋恋不舍。她在这家中心工作时期的部门负责人罗勒先生对记者说，他对张振棠的研究水平“非常满意”，说她是一个“十分智慧和勤奋”的人；研究中心是“十分舍不得她离开的”，但无奈该中心规定跟研究人员签定的最长合同期限只有7年。除了才干，张振棠的乐于助人的好品格也给罗勒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她跟同事们相处十分融洽，常常帮助同事，也得到他们的尊敬。

　　努力冲破种族“藩篱”

　　赵航宇先生在汉堡的德国劳氏船级社工作。这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船级鉴定机构之一。赵先生在这里进行船舶设计图纸的验审工作。他说，刚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德国同事是“用有色眼镜”看他的，认为他不会胜任这份工作。由于德国人的偏见，与德国同事相比，他得到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要少很多。

　　赵先生说：“我知道，要在这里得到承认，必须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和机会里显示自己的智慧。”他也正是用他的才干和始终如一的努力，终于让船级社的同事刮目相看。除了在专业上的优秀表现之外，他还利用机会提出一些针对公司建设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展策略，让领导和同事们点头称是。

　　尽管赵先生的表现已经很突出，但他的继续升迁还是面临着阻挠——德国人深藏着的对外国人的偏见。赵先生称之为“橡皮墙”——看上去很软，但很难冲破。但赵先生决心锲而不舍地奋斗下去。他说，决心努力冲破这个“藩篱”，争取做到更高的位置。

　　陈立缤先生在柏林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除了他的才干之外，他的认真负责、顾全大局的精神，让公司的领导对他十分赏识。在公司里，有些德国员工时常会在负责的建筑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个人想休假等原因而离开。这种做法当然不违反规定，但事实上为公司造成了麻烦和损失，因为公司不得不重新安排人手。但陈立缤负责工程总能善始善终，不会因为个人的事情而影响整个工程。他以公司利益为重的精神得到了肯定，公司目前正让他单独负责一个价值数百万欧元的建筑项目。

　　旅德的中国人不仅在自己工作或学习的德国单位里刻苦钻研，而且经常聚集同行业的中国人一起探讨业务。除了叙同乡情之外，互相砥砺以提高专业素质是他们主要的目标。在德国的中国学者成立了留德中国学者计算机学会、留德中国学者物理学会等七个专业协会，每个学会每年举行多次专题研讨会，互相学习。

　　中国学者的成就和勤奋自律的优良品德得到了德国社会的肯定。他们用自己的表现在德国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曾经对记者表示，不少德国人跟他说，“中国学者是德国最勤奋、最学有所成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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