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我们的中国女儿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珍妮·李德克

　　采访人：《世界新闻报》记者李培春

　　你是否曾看见过车祸？当看到受伤的人无助地躺在路边，你是否在犹豫：我应该帮助他吗？我怎样才能够帮助他？你是否担心，如果对伤者施以援手，以后会面对一些令人头疼的麻烦？

　　珍妮·李德克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美国人。由她任首席执行官的“我们的中国女儿基金会”，每年都会组织一些被外国人收养的中国女儿来中国“寻根”。旅行团在中国各地参观游览，遇到过许许多多需要急救的人，旅行团的团员，有时也需要得到急救。这样的经历，使李德克尤其关注重中国的急救事业。在接受《世界新闻报》独家采访时，李德克说，中国人在面对陌生伤者时内心的犹豫，并不表明他们对伤者的冷漠。社会应该建立起一个鼓励人们帮助那些伤者的完整的体系。

　　紧急救护在中国

　　《世界新闻报》：你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7年。根据你的观察，中国在紧急救护方面的情况如何？

　　李德克：在中国，当遇到需要救护的紧急情况时，人们处理起来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要困难一些。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头脑中没有一套已经设定好的程序，可以帮助他们对那些情况紧急的人施以援手。虽然有诸如119和120这样的急救电话，但是由于缺少一套完整的紧急救护程序，所以人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在出现车祸或是其他紧急情况时，人们的反应并不是那么有效。往往，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有限的技能对伤者施救，而更多人因为不知道怎样提供帮助，所以只好袖手旁观。

　　我曾目睹过多起交通事故。尤其是在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由于货车、轿车、摩托车和行人抢道，出现交通事故的机会更多。一次，我看到一个司机，他开车撞上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伤者躺在地上，这位司机站在他的身边，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就在发生事故的道路旁边，竖立着一个路牌，指示前方不远处是医院。

　　这位司机却既没有打交通报警电话，也没有打急救电话。我想，他是被事故吓得手足无措了；可能他还在担心，伤者是不是已经死亡？可是，如果他接受过有关急救的培训，他的直觉反应就应该是，第一，停车；第二，打电话求助；第三，采取适当的方法帮助伤员。

　　《世界新闻报》：美国在急救方面有些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吗？

　　李德克：在美国，紧急救护始于“急救箱”。

　　美国人从小就能在自己的家里和父母的车里看到“急救箱”。他们总是能看到父母为挽救生命而随时准备着。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告诉他们：家里如果着火了应该怎么办、吃了有毒的东西怎么办，怎样防止触电，等等。在厨房里，还总备有常用的解毒剂。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这些预防性措施，使孩子们在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接触到有关急救的知识了。

　　当孩子们上小学后，学校就会教给他们一些初级的急救措施：比如说，摔倒或扭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到了14岁或是15岁，孩子们就要开始接受正规的急救训练。美国的中学生每周至少要上一节急救的课程：生命急救、溺水急救、疾病急救，等等。早在离开中学之前、还没开始工作的时候，美国人就对急救有了相当完整的知识。学生如果不能通过急救课的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

　　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定期去红十字会或是社区急救中心接受再培训，以防止遗忘那些在学校学到的急救知识。社会还提供不同级别的急救证书。这些证书每隔三、五年就自动失效，以督促人们重新接受培训，更新急救知识。法律还要求，在一些工作场所，至少应该有10%的员工接受过专门的急救训练，并且拥有专业证书。

　　中国急需推广急救培训

　　《世界新闻报》：你多次呼吁在中国开展关于急救的各种培训，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紧迫感呢？

　　李德克：这样呼吁的首要目的当然是挽救生命。

　　不论出行还是在家，我们都可能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在有老人的家庭，老人可能突然发作心脏病。人们居住的地方可能离医院很远，救护车也可能因为交通堵塞而不能及时赶到。在这种时候，如果接受过急救训练，人们就可以帮助挽救亲人的生命。再比如，如果小东西卡在了孩子的喉咙里，怎么及时把东西取出来？因为如果等到救护车来，孩子的大脑就可能会因为长期缺氧而受到损伤。在北京的大多数公共水面，都明令禁止游泳。我想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出现溺水的情况，可能有很多人知道怎样把人救上来，但很少有人知道怎样帮助溺水者尽快恢复呼吸，从而挽救他们的生命。

　　把话题扯得远一点，北京是一个大城市，每天有150万游客在这里活动。这些人对北京并不了解，当他们需要急救时，作为北京人，我们应该施以援手。不仅如此，2008年北京要主办奥运会，将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人们当然也会关注当出现紧急情况时，我们是否准备好了给予帮助？

　　可是，我却遇到过不少人，他们告诉我，在看到需要紧急救护的人时，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免惹上麻烦。我想，这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观点。

　　有效的社会法律体系最重要

　　《世界新闻报》：你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在美国，人们没有相似的担心吗？

　　李德克：我想，人们并不是不愿意对情况紧急的人施以帮助，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施救的“合法性”。此外，如果采取了一些措施，后来却引起纠纷，该怎么办呢？即使是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们，也可能并不具有相关的知识。

　　当我们的亲人、同事或朋友遇到危险时，我们总是能够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但是在面对一个陌生人时，人们自然都会想：我们有义务帮助他吗？我们能够帮助他吗？这个问题不关乎一个人是好还是坏，甚至不关乎我们对需要救护的人是不是怀有同情之心，它只是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一种担心。而中国恰恰不具有鼓励人们对受伤者提供急救的社会环境。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培育这样的环境。

　　在美国，有《抢救免责法》。这个法律规定，其一，当人们看到别人出现紧急情况时，他们有义务对其施以援手；其二，施救者对遇险者发生的事故不承担责任；其三，如果施救者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帮助，那么他不必为施救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比如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个突发心脏病的人，那么你有义务为他呼叫救护车，并且应该为他实施人工呼吸或是其他的抢救措施。即使病人最后并没能被抢救过来，病人的家属也不能向你提出法律诉讼。在这里，法律的要求是你需要尽己所能，对病人进行急救。而如果见到需要急救的人，你却袖手旁观，没有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也许还会遭到起诉。

　　所以，急救问题在中国，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应该建立起一个鼓励救护、也帮助人们去自救的社会和法律体系。通过教育和培训，人们就可以而且愿意帮助那些需要救护的人。我想，这也正是中国在努力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医疗条件正变得越来越好，但我们希望在病人被送往医院之前就接受帮助。这样的一个社会体系，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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