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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自述:成为接班人的时候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30日14:20 解放军报


普京和妻子柳德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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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特工工作的特殊性,俄罗斯代总统普京一直被认为是一位“没有过去”、“立场观点不明”的“黑匣子”式的神秘人物。由几位记者撰写的《来

  自第一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访谈录》一书,首次披露了普京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以下是普京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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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厨后代

  我家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爷爷生于彼得堡,是个厨师,菜做得很好。父亲于1911年出生在圣彼得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彼得堡生活困苦,面临饥饿,全家就转移到奶奶的家乡特维尔州波米诺沃村。父亲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妈妈,两人在17岁时结了婚。

  1932年,父母回到了彼得堡,住在彼得堡市郊的彼得戈夫皇村。父亲马上就参了军,在潜艇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父亲自愿上了前线。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们28人只有4个人生还。战后,父亲到叶戈罗夫车厢厂工作。工厂很快在市中心分给他一间房子,5层,没电梯。在那里的楼梯上,我终于明白了“赶到死胡同”这句话的含义。在我们楼里住着一家犹太人,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女儿。女儿虽已成年,但未出嫁,同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认为,我们同老人的良好关系和他们对我的爱远远重于厨房发生的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步入校门

  我是10月份出生,因此,上小学时我已经快8岁了。当时,我并不很想上学,同其他孩子一样,我是在院子里长大的“院子孩”。当我五六岁时,我第一次背着妈妈来到一个大街的一角。当时是“五一”节,人声嘈杂,我还真有点害怕。长大一点后,我同几个哥们在冬天去郊游,当然没告诉父母。当时我们是乘电气火车去旅游的,来到了一个地方,天很冷,也没什么吃的,冻得直抖,遂又坐电气火车打道回府。挨了一顿皮带。以后我们旅游的念头就再也没产生过。

  有时我也喜欢学校的生活。当时,我在学校里是个孩子王,但我尽量不去指挥别人,最重要的是要保护独立。后来明白了,“院子孩”的那点能耐不够用,就开始搞起了体育。但是,这点基础只在短时间内维护了自己的地位。说实在的,6年级前,我的学习一塌糊涂。直到6年级才入少先队。

  喜欢特工

  还在中学毕业前我就产生了到情报部门工作的愿望。虽然当时来说,这像登天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书读了,电影也看了。但很快又想做航海家。然后又想当特工。而最开始时非常想当飞行员。

  列宁格勒有一民用航空学院。我当时真是认真准备考这所学校,看了一些资料,并订了一些杂志。但是像《盾与剑》之类的书和电影立了大功。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个人的微薄之力怎么能干成连整个军队都无能为力的事情?一个特工就能决定几千人的命运?至少我当时就是这么理解的。

  这时候,连航空学院我都不感兴趣了,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时我的父母没能马上理解。几天后,我的一名教练加盟进来劝我。“怎么样?考不考?”“考!”我说。“往哪考?”“大学!”“非常好,哪个系?”“法律系!”教练喊道:“怎么?想逮人啊!”我也生气了。他们就这样劝了我一年,这反而更加坚定了我考法律系的决心。

  进入克格勃

  好像在我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列宁格勒克格勃干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要见我。电话打到家里,说要同我见面,事关我分配的事。但是我等了20多分钟,也不见他的影子。当我正想离开的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对不起,有事耽误了。咱们开门见山,如果建议你去克格勃工作,你什么态度?”“很感兴趣。”我回答说。一年之后,即到了1975年,列宁格勒克格勃干部处才把我叫去谈话,谈话后填写了表格。我先是在秘书处工作,然后调到反间谍处。当我当上联邦安全局局长后,调阅了我的档案,上面这样一段评语:“缺乏恐惧感。”

  爱情酸甜曲

  在大学时有过一段罗曼史。我同一个姑娘已经提出了结婚申请,结婚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我还是决定分手,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结婚是4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已进了安全局。一天,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请我看戏,有姑娘去。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剧院,这回是我弄的票。第三天,又是同样。我开始与其中一个姑娘约会,我们成了朋友。后来,柳德米拉成了我的妻子。当时,我同她说在警察局工作,并给她看了我的掩护证件。

  柳德米拉比我小五岁,此前是一位空姐。她原来在工学院学习,三年级的时候自己退了学。后来考上列大语言系,学会了西班牙语和法语。此后,柳德米拉通过了秘密测试,我们就去了德国。

  间谍生涯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16年,其中5年在德国工作,从1985年一直到1990年柏林墙倒塌,主要搞政治情报工作。

  东德事件时期,许多人聚集在我们情报小组工作的地方。德国人解散了德国的国家安全部也就罢了,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而我们就不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了。威胁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准备自救。

  当人们重新聚集起来时,我来到人群中间。我向他们解释说,这里是苏联军事机构。人群中有人问:“那为什么院子里放着德国牌照的车?你们在这里搞什么?”我回答说,根据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德国人又喊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德语说得这么好?”我说,我是翻译。

  局势越来越紧张,我给我们的军队打了电话。他们回答说:“没有莫斯科的命令,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莫斯科一直沉默。”又过了几个小时,军队总算来了,人群也散了。好一个“莫斯科沉默”,当时我真感觉到国家没有了。

  重返故里

  还在德国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苏联这个体系没有前途。因此,我没有接受调到莫斯科克格勃中央总部工作的建议,而是回到了列宁格勒。1990年开始任列宁格勒大学外事校长助理。

  一次在列宁格勒市委碰到了一位过去的同事,谈起了市长索布恰克。他说,索布恰克没有自己的班子,周围的人都是骗子。他问我是否可帮助索布恰克。我确实对索布恰克有好感,何况他还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老师。

  后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向他谈了自己的愿望。我应该告诉您,我不仅仅是校长助理,还是克格勃的现役军官。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意外,他想了很长时间说:“不管它。”

  就这样,我当了索布恰克的国际联络顾问。后来,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市长选举中落选。3个月后,经总统办公厅总务局局长博罗金推荐,我来到莫斯科担任总务局副局长。

  荣登总理宝座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了:“你能去机场接一下基里延科吗?”他当时是政府总理。我说:“可以。”基里延科一下飞机就说:“沃洛佳,祝贺你!”我问:“祝贺什么?”“总统令已经签署,你被任命为安全局局长。”

  一天,叶利钦请我去他那里。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想让我出任总理,只是还要同斯捷帕申谈一谈。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一切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并不是指对我的任命,而是斯捷帕申的解职。叶利钦并没有问我是否同意担任总理,只是说,关于斯捷帕申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在谈话中并没有说“接班人”一词,他说我是“有前景的总理,如果一切发展正常,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成为接班人

  我是在新年前两三周知道叶利钦要辞职的。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他已经决定辞职。这样,我应该成为代总统。他看着我等待我的答复。

  我坐着,没有吱声。他便开始详细解释说,他准备今年内就宣布辞职……他说完后,我说道:“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使命。”当时,他对我说:“生活就是这样。我当年并没有追求这个,但由于各种原因应该为总统职位而斗争。我想,你的命运也是这样,应该作出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巨大的,你会成功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谈话。当叶利钦通知我他的决定时,我确实完全没有作好准备。

  但是,必须回答些什么,是还是不是?我试图转移话题,以为这样他就会忘记此事,然而,他直视着我眼睛说:“你还没有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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