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2004年2月10日，是日本俄罗斯战争开战100周年。这是日本对外关系发生巨变的时刻。这一罪恶的战争是日本与俄罗斯为了争夺中国满洲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展开的。该次战争严重影响了以后的东亚历史。日俄战争前两年，英国与日本正式订立盟约，日本在远东的大国地位得到即使是当时的世界霸主的不列颠的承认。日本战争沙皇俄罗斯，更加标志着日本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列强。日本的战争崛起，使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快了侵略和奴役中国、朝鲜半岛的进程。

　　整整100年来，日本经历了战败、美国占领、民主化、经济重建的过程。这里，我们略过沉重的历史，从现实出发，看看日本的外交大动向。

　　笔者总的观点是，今天的日本对外政策又处在一个转变阶段的开端上。一方面，日美关系空前强化，另一方面，二战后一度有效制约日本重新武装的和平主义政治力量趋弱，放弃《日本宪法》关键的和平条款的要求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内支持，其主要理由居然是为了所谓适应“国际社会的现实”。日本对外政策到底向何处去？

　　从2003年以来，两大重要的外部因素即朝鲜核武器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使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更加突出。

　　在伊拉克危机和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自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对美国布什政府大力支持。这一立场和政策有利于日本首相小泉的国内政治地位，去年底小泉政府在大选中得以连任。在日本主战和反战两大力量的辩论声中，日本决定出资5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的重建，而今年伊始，日本自卫队终于抵达战后的伊拉克，日本国会则在执政党的主导下，为日本向伊拉克派兵作了背书。由此，不仅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美国副国务卿最近访日时“高度”评价日本向伊拉克派兵），而且小泉政府似乎离二战留下的历史阴影越来越远。

　　朝鲜核武器问题更是如此。日本已经把朝鲜当作是其潜在的重大威胁。自从2002年所谓朝鲜“承认拥有秘密的核武器计划”和日本首相小泉“历史性地”访问平壤以来，日本利用这一国际问题，加快了转换其安全观和改变其安全政策的步伐。

　　人们也许还记得，2003年初，日本防卫厅长官提议，如果有证据表明朝鲜正准备对日本发动毁灭性的袭击，日本应该考虑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一年来，先发制人似乎成了东京的普遍讨论话题。日本变得咄咄逼人，甚至，一些日本政治家公开谈论过去是“禁忌”的日本应该形成核武威慑。

　　日本现任外相川口顺子最近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实际上说明了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两个深层理由：

　　第一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国家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与冷战时代不同，冷战后“形形色色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开始自由发表自我主张，有的诉诸暴力，试图实现自我主张，结果导致恐怖活动频发。”“这些新威胁对日本的利益和日本国民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日本周边存在暗示‘自己拥有核武器’的危险国家。因此，我们既要应对恐怖袭击这一新威胁，也要对付旧威胁。”

　　第二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所起所用的变化”。这位外相没有详细说明这里的国际社会指的是什么，而是用了“维持日美同盟关系”来加以解释。“作为拥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日美两国是共同思考国际社会问题并进行合作的可靠伙伴。看来，所谓“国际社会的要求”主要是美国的要求。正是美国要求日本支持它在伊拉克的政策和行动，也正是美国要求日本在朝鲜核问题多边会谈中发挥作用。

　　著名的美国《对外政策》双月刊在今年第一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在伊拉克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日本正在把以下两大战略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与美国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独立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安全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或者“完全依赖美国”已经不够了。从长远的角度看，日本“既要依赖美国，又要变得更加独立”。

　　这位美国评论家的分析也许点到日本外交之变的要害处。

　　上述日本外相的文章指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是超级大国，但美国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解决恐怖问题。日本提供合作，美国就可以做各种事情。”“如果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实行改革，日本准备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表明，未来日本官方的外交政策方向是明确的。仍然主要借助美国之力，同时发展独立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能力。

　　我们看到，日本为了做到这些，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在军事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规模，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日本军队软件和硬件方开发，甚至有意愿建立核威慑能力（这是与今天日本参加解除朝鲜核武装的谈判背道而驰的）。在政治上，在国内消除和平主义者的反对，甚至不惜强化对没有受到正确历史教育的新生代“爱国主义教育”（有的日本和平团体批评政府的举动等于是“‘强行灌输军国主义’的战前教育”）。在外交上，除了一直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外，日本也加快了摆脱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负担的步伐，做法当然不是真正反省历史和对历史承担责任，而只是诸如向东帝汶派遣和平部队那样的表面作为，以此说明日本已经摇身一变为“抛弃了帝国主义的历史”的、“维护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国家。

　　伊拉克问题和朝鲜问题都还处在演变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型，怕是还不能过早下结论。日本国内政治也不那么简单，和平主义不可能就这样淡出历史，无论如何，尽管历史过去了60年，日本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趋于独立性的任何战略举动，最终受制的还是美国，日本一些领先的学者，对这一关键点都有理性的认识。关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日本也一时半会摆脱不了它在亚洲的军国主义过去。

　　总之，日本对外政策正处在重要的转变时刻。这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及其影响非非常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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