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版《灰姑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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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版《灰姑娘的故事》

　　撰稿／燕 舞 肖华东

　　5月22日上午，西班牙马德里阿尔穆德纳大教堂，在红衣主教安东尼奥·玛利亚·罗科·巴雷拉主持下，身高1.97米、栗色头发蓝眼睛的英俊王储菲利普和这个国家的著名电视主持人莱蒂西娅交换了结婚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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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王室在首都首次举办的这次婚礼，是1981年英国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结婚以来欧洲最盛大的一次婚礼，在3·１1马德里大爆炸的特殊背景下，起到了“让马德里重现笑容”(婚礼设计师之一托马斯·阿利亚语)的作用。

　　23年前西班牙国王夫妇因为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蜜月地是该国前殖民地直布罗陀，而拒绝参加查尔斯的婚礼，但传言不久将与情人卡米拉结婚的查尔斯这次还是不计前嫌，参加了菲利普王储的婚礼，与30余位国家元首、全球12亿电视观众一起见证了这次大婚盛典。

　　而在此前不久，荷兰王子弗里索和丹麦王储弗累德里克也分别和平民女子喜结连理。

　　平民化大背景

　　欧洲君主制国家的王室婚姻是以王室平民化的浪潮为大背景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系朱凯教授介绍了一个生动的细节：在西班牙王储菲利普和王妃莱蒂西娅婚前的一次弥撒上，西班牙的老妇人抚摩着准王妃的头发，亲切地称呼她“女儿”、“孩子”。

　　菲利普王储受教育的经历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平民化。他和两个姐姐都在马德里市内的圣玛利亚·德洛斯罗萨雷斯学校上学，中午自带午饭，还和一般西班牙儿童一样参加领圣餐仪式。后来远赴加拿大的Lakefield寄宿学校学习。这所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采用的是严格、简朴、自然著称的斯巴达式教育方法，小王子睡的是没有鸭绒垫的硬木板床，天寒地冻时还必须在户外坚持体育锻炼，违反校规也要接受到树林中砍柴等等处罚……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菲利普王储的父亲胡安·卡洛斯国王有意安排的，他甚至这样告诉校长，“要让他自己去处理各种问题，在家里别人对他照顾得太多了，他要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要能够自立。”

　　菲利普王储从加拿大回国后，按照西班牙的王室传统在萨拉戈萨军事学院、马林海军学院和圣哈维尔空军学院接受全面的军事教育。之后才能接受普通大学的高等教育，先后在马德里自治大学法律系和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研究生班学习。菲利普王储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富布赖特奖学金，以至他的学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为他发来贺电。胡安·卡洛斯国王也为自己的双料硕士儿子无比自豪，“菲利普是欧洲所有的王子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两位公主也是“不爱红装爱绿装”，都学会了跳伞、开滑翔机。

　　无独有偶，查尔斯王储和已故王妃戴安娜的长子、英国王位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威廉王子也是平民化的典型。2000年底，离开伊顿公学的威廉王子参加了一次长达10周的“罗利国际探险”下乡支农活动。在距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约1500公里之遥的小村庄，威廉睡简易床铺、刷厕所、抡大锤、扛木头……

　　比起英国、西班牙，北欧三国丹麦、瑞典、挪威的王室平民化色彩更浓，开始得也更早。在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王国丹麦，1972年即位、有抽烟嗜好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每月接见臣民两次，逛商场也是她最喜欢的，去书店买书时还穿着工装裤。多才多艺的丹麦女王还出任安徒生童话故事《牧羊女与扫烟囱工人》电视片的制作，设计皇家芭蕾舞团的舞台背景和演员服装，翻译法国作家西蒙娜·德博瓦尔的小说……“我最不愿意成为生活的旁观者”便是这位女王的名言。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下班不要司机，同国人一样照章纳税，在家不时下厨做起“家庭妇男”，这些在瑞典都已经不是新闻。挪威第二代国王奥拉夫五世则把王室平民化发挥到极致，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期间以身作则带头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这种朴素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1991年才登基的挪威第三代君主、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是王储时就娶了一位纺织商人的女儿松娅。爱好体育的哈拉尔五世擅长滑雪和帆船比赛，在国内外的比赛中都获得过冠军。

　　即使对王室再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王室平民化是不争的事实。西班牙王妃莱蒂西娅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挪威王妃梅特·玛丽特同居的前男友是毒贩，一度做过内衣模特；荷兰王妃玛贝尔在读大学时涉嫌与荷兰当时地下黑帮的大佬布鲁因斯马关系暧昧。这些备受争议的灰姑娘能踏上红地毯走入王宫，对一向标榜“蓝色血液”的欧洲王室不能不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

　　有了上述种种王室平民化的大背景，就不难理解现代版“灰姑娘”传奇。灰姑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婚姻双方回归爱情本位的努力。1970年代，在传统法律禁止王室与平民通婚的瑞典，为了和德国平民女子西尔维娅结婚，年轻的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破除重重阻力，他求婚时的誓言时至今日听起来仍振聋发聩，“他们不接受你，我就退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回答媒体提问“嫁给一位国王是不是决心难下”时，新娘西尔维娅的回答让人肃然起敬，“这和是不是嫁给国王无关，而是要嫁给一个你真爱的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张健雄研究员分析王室婚姻时指出，几百年前持血统论的王室门第观念很重，往往在本国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就只能在国外的王室中找，相对于平民，这些王室、贵族反而缺少婚姻自由。

　　中产阶级“灰姑娘”

　　实际上，这些进入公众视野的所谓“灰姑娘”个个不简单：西班牙王妃莱蒂西娅记者世家出身，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记者，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新闻系后直接进入了国家电视台，主持的是晚间9点的黄金档节目。丹麦王妃玛丽·唐纳森，嫁给弗雷德里克王储前是澳大利亚一家地产经纪公司的高级白领，这位澳大利亚姑娘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复杂难学的丹麦语。另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丹麦王妃文雅丽也是语言能力过人，精通粤语、英语、法语及德语。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日本王妃小和田雅子，在外务省有不俗的外交业绩，能熟练使用的外语多达5种。

　　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印证了记者的初步调查，“灰姑娘其实指的是欧洲的中产阶级，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平民。中产阶级是欧洲的主体，占百分之六七十。现在的王室大婚是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结盟。王室在衰败，王室自我更新需要中产阶级的支撑，这是个大趋势。王室的自我封闭在上个世纪末已渐渐打开了，这道墙在崩溃。”

　　朱大可认为，整个欧洲崇拜贵族。而戴安娜的死，宣告所谓的贵族爱情是彻底失败了，对整个欧洲是个打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朱凯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她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欧洲的王子们普遍比较花天酒地，大多有过举止活泼的模特女友，以缓解王宫生活的沉闷，但真正结婚时，多情王子们选择的还是端庄稳重的成熟职业女性，“这些王储都是有头脑的，他们明白必须给国民一个可靠可信的印象，他们选择的王妃有亲和力，但未来的幸福指数很难预测——当然婚礼上没有谁说这种丧气话。”

　　著有《英国贵族史》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阎照祥教授解析平民王妃的频繁出现时，也指出了中产阶级在现代欧美社会的重要地位。他说，掌权者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英国从1964年至今的执政者都是中产阶级出身，“老贵族靠边站，它代表传统大地产者的利益，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后，中产阶级实力越来越强大，在政治上崇尚等级的心理弱化了。”不过王室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人不愿国家体制发生大的变动，在议会制下保持王室，照顾了各阶层，利于各阶级利益的发挥。”所以虽然盖洛普调查表明王室在欧洲各国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人们对王室逐渐失去信任，但王室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依然吸引着不少眼球。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绯闻不断的英国王室，“仍然是荣誉的代表和源泉，是最高礼仪的体现”。

　　而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张健雄研究员把中产阶级进行了细分，认为不应夸大这些平民王妃的地位，因为整个社会中“淘掉最富的和最穷的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了”。

　　王室大婚经济账

　　王室大婚的广受关注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最现实的直接原因。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阎照祥教授指出，王室也是旅游资源，比如英国王室的加冕礼、婚礼，都能吸引其他国家几万、几十万的人度过英吉利海峡。仅以这次西班牙王储大婚为例，婚礼举行地马德里的市民早在去年11月就开动了他们发达的商业头脑。最方便观看王储婚礼盛况的所有建筑的阳台受到人们的高价追捧，可以看到整个婚礼行进路线的帕伊雷大道19号五层楼的一家住户，一开始就报出了8小时6000欧元的出租价。西班牙政府在王储婚礼前夕也趁势推出印有王储王妃头像的婚礼纪念枕头。马德里AC圣玛乌罗饭店、梅利亚凤凰饭店、王府饭店、Husa公主饭店等12家高档的五星级酒店，也是生意兴隆，赚得盆满钵满。婚礼前一天就是盛大节日，王储举行告别单身的聚会，提前来到西班牙的外国游客在狂欢中强烈地刺激着马德里的经济。

　　无论欧洲王国哪一座城市举办王室大婚，总能看到国家、王室、婚礼举办城市三方“共赢”的局面。1995年夏天，西班牙大公主埃莱娜在塞维利亚举行盛大婚礼，塞维利亚的商人们向各国贵宾免费提供马车服务；负责全部婚宴的饭店推出了人均3800比塞塔(约合30多美元)的特价餐，取得薄利多销的胜利；当地的葡萄酒也卖得奇好。《金阙风雨——西班牙王室》的作者朱凯女士也感慨，“(过去)公主嫁出去和王子娶进来都是国家大事，有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今这类王家婚礼变成了旅游业的大事，因为云集的名人和古式的豪华场面是吸引国内外旅游者的最佳项目。回忆一下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礼吧，那次收益最大的并不是威尔士亲王本人——婚礼，也许恰恰是他不幸的开端，收益最大的是伦敦的旅游餐饮业。”

　　与王室挽手前行

　　王室和王室婚姻受到高度关注，也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意味。

　　对于接二连三的王室婚姻，有人认为欧洲民众投以热切关注，是“老欧洲”的“精神胜利法”。单个的欧洲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显性因素方面落后于后来居上的“暴发户”美国，这些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对王室的关注来缅怀昔日帝国的荣耀，在历史短浅的美国人面前获得一种历史和文化优越感。

　　朱大可教授部分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认为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有误读成分，因为“西方社会不是一体的，在欧洲，怀念王室的老年人、天主教徒、中产阶级保守分子、保皇党绝对是社会的少数。”朱大可1994年后在悉尼访学，看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时，只有老年人表现了特别的尊敬。欧美的一个著名调查显示，当代最著名的符号由十字架变成了麦当劳的“M”，朱大可认为青年人感兴趣王室婚姻“纯粹是当八卦新闻，不再是尊敬的对象、对旧文化传统的尊重，他们对历史缺乏兴趣。整个欧洲的青年似乎都有这种倾向”。

　　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在接受《新民周刊》越洋采访时说：“美国人见了戴安娜王妃，总觉得自己好像失落了点什么。美国没有王室可能会更珍惜，欧洲人有了可能就习以为常视如无物。”

　　薛涌说：“王族和他所属的民族是两个文化体的关系，就像是一对朋友，共患难几百年了。王室出事儿了，就跟你朋友的妻子出事了一样。人们对戴安娜的感情不同于对政客，政客是民选的，是雇佣来为老百姓服务的。而王室有一些优美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王室和它所属的民族都手挽着手。美国缺少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新民周刊：最后的王室(组图)

　　如果不是近期的几场王室婚礼，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多数民众而言，“王子”、“公主”这类词汇似乎只存在于记忆或是童话之中。如今全球王室屈指可数。即使躲过被扫进故纸堆的下场，那些王冠上的宝石也不再是权力的象征，留下的只有石头本身的璀璨光芒。[全文]

　　新民周刊：日本皇太子为何“发难”？(附图)

　　5月10日，日本皇太子德仁在出访欧洲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向公众抱怨太子妃雅子所受压力太大。他说：“雅子这10年来一直努力使自己适应皇室环境。在我看来，她已经疲惫不堪了。事实上，存在着无视雅子资历和人格的动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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