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卡·菲舍尔，56岁，绿党籍，现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是德国目前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民意支持度在过去7年里一直在各项民调中居首。欧洲宪法草案今年6月18日通过后，欧洲舆论更普遍看好菲舍尔是2007年后第一届欧洲外长的最佳人选。

　　虽然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德国辞典里，菲舍尔似乎很难与西门子电器、宝马汽车或者科尔、柏林墙、纳粹等等的“德国造”挂上钩，但当去年施罗德访华承诺向中国出售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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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位于哈瑙的核工厂后，一向是施罗德亲密战友的菲舍尔及其绿党却率先杯葛此案、大书一个“拆”字，很让中国公众莫名惊诧了一把。在国人看来，菲舍尔此举似乎既反“红绿执政联盟”之团结、又罔顾大企业利益和德国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需中国首肯的战略考量，当然有些匪夷所思。不过，菲舍尔作为“1968一代”成长起来的政治明星，从边缘到中心、从反社会而进入体制直至窥视欧洲政治核心，其表面的矛盾和冲突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史实和趋势：菲舍尔所代表的欧洲激进左翼力量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而是成功渗透欧洲主流政治——不仅包括欧洲联邦的诞生、法-德轴心对美英伊拉克战争的抵制，也包括对中国事务的更深介入—今年7月中旬菲舍尔的印度-中国之行因此颇耐人寻味。

　　三重人格

　　菲舍尔1948年生于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匈牙利屠夫移民家庭，排行老三。从出生，到17岁辍学开始就业，直至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政坛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生几乎凝聚了德国战后所有重要的社会变化，充满了戏剧性而极富历史感。2001年，BBC著名评论员威廉·赫斯莱给菲舍尔贴了张“三重人格”的标签：出租车司机；历史复杂；还有善变。

　　虽然出租车司机只是菲舍尔从政前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却很能说明他城市无产者的出身。菲舍尔17岁辍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照相馆的学徒，但只干了一年就放弃了。1971年菲舍尔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欧宝汽车厂，但几个月后就被厂方怀疑煽动工人而开除。之后，他靠打零工来维持自己的街头革命家生活。1976年，在菲舍尔自己那辆用500马克买的旧车被朋友克莱因借去用作绑架黑森州经济部长一事案发后，菲舍尔只好开出租车谋生，直到1981年。1982年，菲舍尔加入德国绿党，第二年代表绿党参加联邦议会选举成功。从此，德国主流政治舞台历史性地出现了两名绿党议员的身影，菲舍尔也告别了他的街头生活。

　　菲舍尔的所谓历史问题，发端于1967年以后德国“红色文化革命的10年”。在1977年那个炎热的秋季，这段文化革命史以一连串充满红色血腥的绑架、劫机和死亡落幕。德国大小媒体曾经争相发掘、报道菲舍尔如何可疑地在1974～1976年间的街头抗议中参与袭警和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或者卷入1975年维也纳OPEC组织会议袭击案—为这次袭击提供援助的前克格勃将军和1997年才落网的臭名昭著的“豺狼卡洛斯”都声称菲舍尔在法兰克福的住所和汽车为这次行动提供了掩护；还有1976～1977年“红色旅”策划的系列绑架和政治谋杀—红色旅著名女首领玛格利特·希勒证实，菲舍尔自己也承认，当年他确是红色旅创始人那个圈内的，等等。

　　2001年初，随着当年好友克莱因开庭受审，媒体炒作达到高潮。《明镜》周刊和《法兰克福汇报》公布的一系列照片都清楚地显示了菲舍尔和克莱因当时的战斗画面。菲舍尔本人虽然否认他曾经投掷过燃烧瓶、为学生恐怖活动提供协助等指控，倒也爽快地承认了当年参加过学生激进组织、投掷石块、进行街头徒手战斗，认为这就是他的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并出庭为克莱因作证。菲舍尔称，他之所以选择学生暴力路线，起因于1968年4月著名的德、法两国学生领袖鲁迪·达切克在西柏林身受重伤，他因此痛感德国的警察暴力泛滥、有重新纳粹化的危险。由于这段历史问题，“街头战斗”或“暴力分子”作为菲舍尔的历史符号延续至今，成为德国和世界政敌对菲舍尔诸多称呼的词源，比如“生态斯大林主义者”、“反美主义者”、“恐怖主义者”等等。

　　6年外长任内，菲舍尔负责的外交政策也有“善变”的恶名。《明镜》周刊今年4月份批评菲舍尔在许多问题上似乎没有战略可言，比如对俄罗斯和中国事务毫无兴趣，在欧盟政策和中东问题上前后几年间也变化太剧：欧洲一体化已经抛弃了2000年的“核心欧洲”概念；中东问题上拿了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名誉博士后就对阿拉法特食言，不再支持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计划。

　　菲舍尔的私人生活也同样多变。比如穿着，1998年当上外长后，菲舍尔脱去往日绿党同志的最爱—牛仔裤和便西装，爱上了讲究的3件套西装，只在绿党大会上摘掉领带。他的体重也忽轻忽重，90年代中期与第三任妻子离婚后，菲舍尔积极参加马拉松、踢足球，一下子减肥30公斤。不过最近已经大腹便便如国王，体重超过100公斤。婚姻记录最令人瞠目，直逼好莱坞明星。从1967年与第一位妻子在私奔者的天堂——苏格兰的格瑞塔格林小镇结婚后，菲舍尔又结过3次婚，每次都以离婚结束，次数跟勃兰特以来的德国政府更迭差不多。第五次婚姻也许是跟他现在28岁的女友，那时，该轮到基民盟上台了吧。

　　政治光谱

　　按照汉堡社会研究所的学生运动史专家克劳斯哈尔的研究，菲舍尔在整个70年代的左翼激进学生运动中都处于中心地位。1967年，菲舍尔在斯图加特第一次参加了反越战的学生运动，并在其中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1968年，在这个欧洲现代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年份里，菲舍尔搬到法兰克福，很快便卷入了在德国资本主义中心所发生的街头革命。他跟巴黎“5月风暴”学生运动领袖、现在是法国绿党领导人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终生友谊也从这一年开始，10多年后欧洲绿党的基本结构由此奠定。

　　因为后期的“恐怖主义化”，欧洲上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走入了死胡同，菲舍尔的不少战友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边缘化了。但1970年代当冷战进入世界性石油危机和“核军备竞赛”的阶段时，“反核”取代“反战”并逐渐演化为绿色环境运动，主张后工业社会权利的欧洲新社会运动也随之兴起。“68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和街头革命者在绿色政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左翼政治开始转向。1989年冷战的结束为欧洲绿色主义者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扫清了最后的意识形态障碍。

　　菲舍尔也在1982年加入绿党，由红转绿。1983年成功竞选德国联邦议员后，1985年第一届“红绿联盟”的政府在黑森州出现，菲舍尔被社民党人任命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环境部长。许多德国人至今仍清楚记得菲舍尔在黑森州议会就任州环境部长的情形：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绿党籍部长，是穿着耐克球鞋、牛仔裤和一件西装上衣—这样前所未有的嬉皮士组合宣誓就任。这双球鞋现被波恩的一家博物馆收藏，不啻菲舍尔“卡里斯玛”魅力的象征。毕竟，它标志着一个造反青年和激进左翼运动开始认同主流政治并被主流政治认同的起点。

　　如今，菲舍尔虽然自称告别了学生运动，也划清了和许多左翼激进恐怖组织的界限，但是作为当年学生运动中幸存下来最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他总是善于利用既有的资源，最先发现新的机会，然后领导一个组织或者政党或者国家或者整个欧洲朝这个方向前进。譬如，由于他们与同属左翼的社民党合作执政之后，所能主导的政治议题除了绿党传统的环境政策之外，还需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寻找新的空间，因此，一直由欧洲社会党人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居然成为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欧洲绿色分子们新的乌托邦。

　　正如撒切尔夫人实践了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一样，菲舍尔也把哈贝马斯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奉为圭臬。1968年春，菲舍尔第一次拜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尔多诺和哈贝马斯。80年代菲舍尔就任黑森州环境部长后再次拜见哈贝马斯。据说经过一次彻夜长谈后，哈贝马斯站在法兰克福大街上仰天长叹：这才是真正的法兰克福！1999年，哈贝马斯在德国决定出兵科索沃后，发表长篇文章从政治伦理角度支持了菲舍尔这个看上去与绿党政纲背道而驰的出兵决定。2003年4～5月间，哈贝马斯再度两次发表重量级声明，反对伊拉克战争和支持加速欧洲一体化，建设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欧洲联邦。也就是说，菲舍尔几乎所有的重大政策取向都与“国师” 哈贝马斯的哲学理念相契合。

　　从实践层面，菲舍尔领导的绿色政治其发展越来越咄咄逼人。今年6月份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绿党获得13%的高幅支持。欧洲议会选举的指标意义尽管不大，却表明了绿党对欧洲议会的强烈企图。而且，这几年德国绿党在国内的支持率从5%的门槛逐渐攀升过7%，虽然暂时无法与右翼基民盟40%以上的支持率相比，但在社民党民意支持节节下滑、落后基民盟10个甚至更多百分点的情况下，备显绿党作为红绿执政联盟中关键小党的作用。

　　而现实政治光谱中更为诡异的位移在于：绿党的执政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堕落”不可避免。在与另一中间偏右小党也是基民盟传统执政小伙伴—自民党的竞争中，由于绿党的民意支持已经稍稍领先自民党，下一届德国联邦政府甚至无法排除“黑绿联盟”这一看上去似乎荒谬的组合。今年年初，在社民党声望因推动“2010改革议程”而严重受挫之际，德国政坛就已传出菲舍尔领导的绿党可能与右翼保守政党基民盟结盟的耳语，即所谓“黑绿梦幻”。直到6月份的图林根州选举结束后，菲舍尔才轻描淡写地表示“忘掉这些吧”。但是，菲舍尔目前极高的个人声望和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贡献，却暗示着机会主义者菲舍尔未来向“绿色保守主义”转向的可能，甚至背叛绿党，由绿而黑。

　　新欧洲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菲舍尔的新欧洲。不言而喻，他的欧洲理念关系欧洲一极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单边主义的牵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当然要远远超过他的反核理念对买卖一座核工厂的影响。

　　首先，回到1984，无政府主义色彩浓厚的德国绿党还对欧洲一体化抱着强烈的怀疑态度，把欧洲一体化未来的发展看作一个资本主义的超级强权。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绿党内部改革派占了上风，转而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支持对欧洲一体化最为积极的社民党人将新欧洲改造为“规制资本主义”的民主联邦的构想。大部分欧洲绿党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对欧洲一体化的认同大大高于其他极左和极右政党，接近保守右翼的认同程度。其结果，围绕新欧洲的定位，“规制资本主义”即德国莱茵式资本主义或曰社会民主的道路在与欧洲保守政党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中暂居上风。欧洲政党围绕一体化的争论因而从原先的“传统-威权-民族主义”转换为新的维度：绿色-其他-自由主义。欧洲各国围绕欧盟宪法草案的争论基本上是沿着这一维度展开的。6月18日欧盟宪法草案的通过，证明了绿色政治开始主导欧洲一体化的方向。

　　菲舍尔本人对草案未来通过各国议会表决或公投很有信心。在他看来，目前的欧盟至少在3个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政治意愿的形成过程，制度执行和军事能力。而欧洲左翼政治主导制定的欧盟宪法草案中最有争议的“双重多数”表决条款，内化了所谓“核心欧洲”的概念，可以解决欧盟目前的决策低效，有利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包括将欧洲议会转变为真正的权力机构。

　　同时，菲舍尔主张建立一支独立的欧盟军队，认为这不仅不是竞争而且是对现有北约组织的补充，有利于改进跨大西洋关系即与美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当然是外交辞令—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对抗他所谓的“伊斯兰极权主义”和捍卫欧洲价值观。过去几年间，菲舍尔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反恐不应成为侵犯人权的借口”，强调在阿富汗执行反恐任务的德国军队是欧洲军队而不是北约武装，从而把阿富汗的情况与伊拉克区别开来。因此，无论今年2月菲舍尔与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慕尼黑会面，还是6月底的伊斯坦布尔北约峰会，德法轴心与美国在伊拉克和反恐的立场都有相当距离。

　　其根源，可以从欧洲新的绿色政治维度下，菲舍尔为他的新欧洲所作解释中找到—即菲舍尔2004年3月6日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访问时提出的“战略维度”。这一战略维度最早产生于1999年北约出兵干预南斯拉夫内乱，也即哈贝马斯的解释—避免种族屠杀的人道主义灾难在欧洲大陆再度爆发。土耳其何时加入欧盟的问题因此也必须与反恐、与欧洲对“伊斯兰极权主义”的最终解决挂钩。

　　因此，菲舍尔把他的新欧洲定义为一个“形成中的强权(power in the making)”，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后“西方世界的重构”。这一重构，不仅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而且作为欧洲联邦制度化的过程，其欧洲主义的意识形态即欧洲左翼政治“规制资本主义”、捍卫人权和环境的内在张力，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更为长远的战略压力。吴 强(德国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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